纪念“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60周年

今年6月20日是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在此，我们谨向曾经参与抗英武装斗争、地下斗争和公开战线的独立斗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谨向在武装斗争、地下斗争和公开战线为马来亚独立而光荣牺牲的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8年6月20日在马来亚爆发的抗英独立战争，也称民族解放战争。它是世界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一环，是正义的战争；而英国所进行的则是维护其殖民统治利益的殖民地战争，属于非正义的战争。

让我们对上述战争作个历史的回顾：

一、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在联军名义下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马来亚，并立即着手重建及强化它在当地的殖民统治制度。英国政府深知，马来亚盛产的橡胶和锡矿，是它换取大量外汇的最重要来源，它在战争中欠下的巨额美元债务，要靠攫取这一殖民地的财富来偿还。资料显示：1947年新加坡及半岛内地出口总值合计1亿5千万英镑，其中美元出口占5千6百万英镑，是当时英国最主要的外汇收入。

一脚刚踏上马来亚，英殖民当局就开始玩弄其惯技，阴险地挑拨族群间的情绪与对立，制造仇恨。在立定脚跟之后，为了强化统治地位以维护其殖民利益，它加紧经济剥削，暴力镇压要求改善生活的各地群众，残酷镇压和平进步运动，逮捕、拘禁以至杀害正义人士，进一步露出其狰狞凶险的面目。1948年6月16日，英殖民当局开始实施《紧急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6月18日，它又采取残酷的镇压行动，封禁所有反殖社团和工会等组织，扩大《紧急法令》的实施范围；并于20日宣布全面实施《紧急法令》，在当天晚上大举出动特务、警察和军队，在全马发动突袭大镇压、大查封、大逮捕。据悉，全马各地有6百多名反殖爱国志士被捕，3百多个工会、进步社团被查封。此是为“6•20”事件。

面对英殖民当局制造的“6‧20”事件，马来亚共产党立即号召各族人民武装起来，反抗英殖民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马共发表斗争宣言指出，“《紧急法令》是英帝国主义对于马来亚人民发动的一场殖民地战争”；宣言进一步指出，人民只能以革命战争来回答，虽然这场革命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困难的及残酷的，但是它决不可能失败”。因此，“6•20”既是英帝国主义向马来亚人民发动殖民地战争的日子，同时也是马来亚人民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的日子。今年“6•20”，正值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

在“6•20”大镇压、大查封、大逮捕之后，英殖民当局接着又向城市、郊区、胶园、矿场、农村的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到了是年年底，有数字可查的被监禁或驱逐出境者已高达1万3千多人，4百多人被杀害。另一方面，原抗日军复员军人、胶工、矿工、店员、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反殖爱国人士，则纷纷响应马共的号召，上山参加抗英武装队伍。经过数个月的筹组和武装反抗，抗英队伍迅速成长发展，但部队名称没有统一，多数是称为抗英军。1949年2月1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宣告正式成立，建立了总司令部，各州的部队基本上沿用抗日时期的编制，但统一改以“支队”的名称，取代抗日时期的“独立队”番号。自此之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及其后改名的马来亚人民军，每年都庄严而隆重地庆祝“2•1”建军节。

二、英殖民当局的谎言

但是，不宣而战的英国殖民当局却不承认这是战争，硬说是紧急状态下的“剿匪” 行动，把马共及民族解放军等反殖力量诬蔑为“恐怖份子”或“匪徒”，企图掩盖战争的实质。

长期以来，英殖民统治者不断地撒谎，并散布所谓“秘密材料”，用以制造舆论，迷惑公众，说什么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都是因为“恐怖而好斗”的马共接受了“共产国际”或外国共产党的武装叛乱指示，而在马来亚制造暴乱所引起的，仿佛英殖民统治者不但不是为了重新奴役马来亚人民、掠夺马来亚资源财富而发动和制造战争的祸首，反而是个战争的受害者，仿佛它是被迫从几千公里外的英国跑到马来亚来承受战争的祸害、来活受罪的！

历史档案显示，1942年底，当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时，英国战时内阁已向其殖民部下达秘密指示，要后者着手制定战后在马来亚恢复与加强殖民统治的计划。1943年底，由殖民部助理常务秘书甄特 (即战后驻马第一任钦差大臣，他在1948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后被召回英国，7月4日在伦敦因飞机失事而身亡－－笔者) 主持的策划组，完成它所起草的关于战后马来亚新宪制报告书，并提交战时内阁有关委员会审议。翌年5月，战时内阁正式核准。随后，战时内阁又批准了甄特主持的策划组所拟订的战后马来亚军事管制基本计划。由于早有野心和密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联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上将 (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 便迅速按照英国战时内阁的既定计划宣布成立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17日，蒙巴顿即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下达命令，要他们不得进城和接受日军的投降。抗日军决定不理会这种无理的要求，把队伍迅速开往各大小城镇维持地方治安。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4日，英军开始在马来亚登陆。12日，蒙巴顿亲自在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同时宣布军事管制政府正式成立和英军完成对全马的占领。

以下，不妨对英殖民当局在重建其殖民统治制度时所推行的几项措施，信手拈来一些实例：

对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从轻发落，但对抗日民众则处处防范和刁难，并迫不及待地撤销全马各地群众所建立的政权机构 — —人民自治会或人民委员会。
在完全控制全马各州的战略据点后，立即提出解散抗日军的要求，并收回各种武器5千5百件，比原来提供给抗日军的2千件还多得多。
英军的铁蹄一踏上马来亚，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就开始制造马来人与华人冲突事端，全马南北都发生由英殖民者煽起的暴徒排华流血事件。
继续玩弄“分而治之”政策，在马来联邦计划遭到强烈反对后，又将马来半岛的九个州和马六甲及槟城两个殖民地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作为英国属地，把战略要地新加坡割开来继续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企图永远霸占整个马来亚。
一方面致力于恢复英资的胶锡生产，并让英国垄断资本蜂拥而来，盗取马来亚的财富和资源；另方面无偿地废除日治期间通行的军用票券，使全马5百多万人民群众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蒙受巨大损失。
先是限制各种抗日胜利庆祝活动的规模；接着就阻挠各地的庆祝抗日胜利的集会和游行；最后是镇压集会、游行群众，以及杀害举行纪念新马“沦陷”活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成立，新加坡正式被割离；2月25日，《1948年驱逐出境法令》强行通过，让英殖民地当局有权不必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可以驱逐任何人出境，开始着手全面血腥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殖运动。

诸如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严肃的学者或历史研究者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1946年，英国首相邱吉尔走访美国时，就大肆鼓吹“所有讲英语的国家要结成兄弟联盟”来对抗共产主义，从而掀起以“反共”为招牌的世界范围内的“冷战”，而英国更是借此进而肆无忌惮地发动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热战”。学者们都知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为了顺利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战后，“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

就战后马来亚的实际情况而论，所谓马共接受“共产国际”或其它共产党的指示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英殖民主义者为了镇压马来亚人民和发动“热战”而炮制出来的骗人花招。再说，以1947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大会为例，虽然马来亚著名左派人士阿都拉•西•迪 (泛马职工总会的3名代表之一) 以及巴哈努丁医生 (马来民族党代表) 等一行人，曾组成马来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得到了会议的启发与鼓舞；但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大会发出的是号召战后各殖民地人民起来争取独立的正义呼声，这同什么“共产国际”或外国共产党的所谓“指示”，根本是挂不上钩的两回事。

必须指出，只要马来亚人民决心挣脱殖民枷锁，英殖民主义者为了重建和延续其殖民统治制度，迟早是要发动大规模血腥镇压的，这是“6‧20”事件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必须看到，英殖民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首先要把镇压矛头对准马共和一切反殖力量的。初时，仅仅由于马共内部出现了内奸莱特，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并与敌人里应外合，英殖民主义者才不急于挥舞屠刀而已。1948年3－4月间，马共内部开始进行清除莱特投降主义路线的运动，英殖民主义者嗅到了气息，觉得不对头，于是加紧挥舞屠刀，向马共和进步力量进攻。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考验的马来亚人民并不就此屈服，他们与殖民当局之间的“迫害与反迫害”的对抗斗争也就日益升级。英殖民当局眼看这种反殖趋势若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严重威胁其刚恢复的殖民统治事业，于是就以6月中旬吡叻州和丰地区三个英国胶园经理被杀害的个别事件，宣布紧急状态，迅速进行全面大逮捕镇压行动，妄图把马共与一切反殖力量一网打尽。

事后不时有论者引经据典地说，马共当时“发动”这场抗英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又指主观方面准备不足、“出击”时机尚未成熟，云云。事实是：殖民地宗主国从来就不愿意自动放弃对其殖民地的统治权力，在面对殖民地人民普遍而强烈要求独立的运动时，只要还有力量，它从不放弃以武力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镇压。英殖民主义也不例外，为了恢复其殖民统治，它毫不手软地对付过去共同抗日的盟友（马共和人民抗日军）。面对英殖民主义的残暴镇压，是屈服妥协，还是奋起抗争，成了当时马来亚人民面临的时代抉择。马来亚人民选择以武装反抗英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正如之前面对日本法西斯入侵时，选择以武装抗日卫马一样，都是正义的抗争，怎么可以说是“错误”的呢？当年的世界潮流也肯定了争取殖民地独立的武装斗争是天经地义的正义战争，何错之有？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是马共无端端地“发动”武装斗争，而是英殖民者先开第一枪，马共确实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开展抗争的，哪来“发动”或“主动出击”？

至于“准备不足”和“时机尚未成熟”问题，正好说明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帝国主义从来就不愿眼看着反抗力量壮大，而是要把反抗力量掐死在襁褓之中。在这之前，英殖民当局已抛出旨在限制马共领导工会运动的法令，同时一再炫耀暴力，暴露出它要全面对付马共和反殖活动的势头。针对这一点，马共中央才决定采取措施，应对英国将会采取的武力镇压，着手筹备斗争经费，在各州取出武器建立部队，把公开干部向乡村转移，加强乡村群众组织，一旦时机成熟时就开展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但是，当马共刚着手准备的时候，殖民当局就在6月20日深夜，在全马进行大逮捕行动，企图一网打尽马共和所有反殖力量。对此，马共必须抗死求生，为争取国家独立和尊严，毅然提前进行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在探讨斗争时机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历史经验：敌人从来就不会等到我们准备充分时，才发动进攻的。

诚然，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反殖爱国力量或有可能获得主动出击之机，不过，那机会是“一失即逝”的。据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所透露的马共高层的看法：要是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马共能够摆脱内奸莱特的干扰，及时地举起反抗英帝重新占领、争取国家独立的旗帜，以武力捍卫马来亚，英帝当时立足未稳，马来亚的局面就有可能不一样。东南亚区域的历史纪录也显示，就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胡志明即领导全民总起义，夺取了越南许多城市，并于9月2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 (Sukarno) 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8月17日，今印度尼西亚国庆日)，在一批青年和武装队伍的推动下宣告独立，不受荷兰殖民统治，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缅甸昂山 (Aung San) 领导的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早在1945年3月27日已发动全民起义，成立国民军，以驱逐日本占领军。缅甸光复后，英国抛出了一个允许缅甸在英联邦内自治的方案，昂山拒不接受，他召开“同盟”代表大会，领导全国罢工与争取独立运动，迫使英国表示同意让缅甸独立。虽然昂山于1947年7月19日被殖民主义特务与反动分子行刺而遇难，1948年1月4日，缅甸终于宣告独立建国。

三、抗英民族解放的烽火蔓延全马

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后，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抗英部队，开展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8年6月到1954年1月的5年半里，民族解放军总共进行了1万9千多次大小战斗和破击、骚扰等各种军事行动(其中仅在1951年，就进行了6千1百次战斗和军事行动)，击毙击伤敌人军警2万6千多名。虽然抗英部队的数量同敌人军警的数量对比起来悬殊很大，抗英部队人员的规模同全国约6百万人口对比起来也显得很少，但能够打出很多胜仗和抗拒这样疯狂的敌人，在在说明这支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部队及其指战员，拥有很高的素质和牺牲精神！

尽管英殖民军队的数量在高峰时多达20万人 (不包括全马各地的“自卫团”、特务等武装人马20多万人在内)，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还拥有精良武器、弹药，大量战车、飞机、舰艇、大炮等等，但它所进行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殖民地战争，失道寡助。根据英国书报透露，以出动空军狂轰滥炸为例，从1948年到1960年，英国空军共出动2万5千架次对游击队进行空袭，投下炸弹3万3千吨，发射火箭弹10万发，但效果几乎等于零。人们看到，战争爆发之后，英帝所制定的一系列“速战速决”计划，一个又一个地完全破产，其军政头目一再撤换，而代表英帝前来统治马来亚的头面人物 (钦差大臣) 中，前有甄特因坠机而丧命，后有葛尼因中伏而身亡，最后是邓普勒离职后因羞愧于无法扑灭抗英烈火而在卧病中一命呜呼。

这次抗英战争是全马规模的，1950年代开头的两三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发展进入高峰时期，拥有正规成员(不包括广大的民运与武装工作队伍) 约6千5百名，分为十二个支队，其活动地盘遍及全马各州 (只有新加坡没有部队，而槟城岛上则有武装流动队)：－－

第一支队－－雪兰莪；
第二支队－－森美兰；
第三支队－－柔佛北部和马六甲(柔北或柔甲)；
第四支队－－柔佛南部(柔南)；
第五支队－－吡叻；
第六支队－－彭亨西南部，通称南彭部队；
第七支队－－彭亨东部和丁加奴，通称北彭部队；
第八支队－－槟城、吉打、玻璃市(槟吉玻)；
第九支队－－丁加奴、吉兰丹、彭亨交界；成员多来自南马柔中；
第十支队－－发祥地为彭亨州淡马鲁一带，以马来族成员为主；
第十一支队－－彭亨北部，与吉兰丹交界；
第十二支队－－吡叻北部，至吉兰丹边界。

英殖民当局为了切断民族解放军同群众的联系，在全马实行布里格斯计划，迫迁乡村地区民众，建立了四五百个集中营 (所谓“新村”) 和许多胶工、矿工的集中居住点。它把当时占人口六分之一近百万(官方说是约60万人迁入新村)群众，赶进这些军警严密控制的集中营和控制区里，并把无数乡村夷为平地，还有数以万计的华族和印族同胞被驱逐出境。此外，英殖民当局还在全马施行最严厉的粮食封锁。民族解放军虽然敌人拖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坑，但由于粮食供应困难，加上在策略上也犯了一些错误，从1954年开始，本身的力量不能不遭到越来越大的削弱，全马战局陷入胶着状态。但有需指出，即使在很困难、很危险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还是想尽办法在粮食及其它方面支持抗英武装力量，这是马来亚人民群众为国家独立所作出的又一项可歌可泣的巨大奉献。

成功实施集中营计划(“新村”计划)，让殖民当局得意洋洋，但这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殖民压迫制度，殖民统治者为了赶尽杀绝马共和民族解放军，进而对平民百姓 (特别是郊区华族群众) 实行了烧、杀、掳、掠、驱逐出境、监禁滥刑、关集中营、粮食管制、特务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使白色恐怖笼罩全马。在殖民当局炮制的紧急状态下，无数群众的田园被毁、家破人亡，亲人失散，马来亚半岛变成人间地狱。殖民当局如此为非作歹，只能使崇尚民主法治的英国民族为此而蒙羞。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发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强音。是年5月，马共总书记陈平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部代表“吴兴”的名义发表声明，表明马共决心为结束武装对抗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战斗。这项声明轰动一时，得到有关各方包括公开政治组织、社团与知名人士的积极回应。是年12月28日与29日，举世瞩目的和平会谈在吉打州的华玲举行。参加“华玲会谈”的马共代表为总书记陈平，中委陈田及拉昔‧迈丁；对方的代表是联盟主兼联合邦政府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联盟要员陈祯禄以及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这次会谈没有达致协议，因为马共不能接受意味着投降的“大赦条件”，这些条件是英国人炮制而由对方提出的。无论如何，陈平表示支持对方向英国争取独立，以便再度举行会谈以结束这场战争。

对马共而言，一方面，尽管亚非会议后国内外形势大好，但会谈是在国际政治压力和国内武装力量遭受挫折下举行的，底线放在推动独立运动和维护尊严，这点是成功的。另一方面，会谈也是一种斗争形式，它在全国人民中再次清楚表明马共与民族解放军争取国家独立的巨大作用和真诚愿望，也为独立的早日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华玲会谈”后，首席部长东姑立即率领代表团前往英伦谈判，最后英国决定让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在英联邦内取得独立地位。然而，宣布独立后，东姑却拒绝与马共再度会谈。

在此，我们有必要批判一种所谓官方的或是主流媒体的观点，他们把马来亚独立的取得，说成依靠的仅仅是一两个上层人物。据他们说，因为有了以东姑阿都拉曼为代表的上层人物出面向英国谈判和请求，最后才得到英国的恩赐－－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上述论调似是而非。其实，巫统成立初期只喊“马来人万岁”的口号，后来阿都拉•西•迪推动要求独立的左派人士加入巫统，才促使巫统接受“独立”的口号。早在开始从政时并不要求“独立”的东姑，之后在“独立”潮流冲击下才有了一定改变。当动身前往英伦谈判“独立”时，东姑之所以信心满满地，据他本人说：“这次我两边都有，里边有，外边也有。”请留意，所谓“里边有”，指的不外是森林里有坚决抗英的人民武装力量；“外边有”，说的无非是包括巫统在内的公开战线上的反殖力量。这些就是他东姑在伦敦同英国当局谈判时用来争取独立的政治资本，没有了这两方面，东姑难有作为。

还得指出，东姑也有其不足之处，当抗英战争一爆发，马共即提出建立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的纲领，这是个鲜明的目标，也是当时森林内外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然而，东姑从英伦谈判回来宣布的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却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所谓“独立”，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仍然操纵在英国人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独立”后，以东姑为首的吉隆坡政权完全接受《英马联防条约》(Anglo-Malayan Defence Agreement, AMDA)，让英帝在马来亚继续推行其殖民地战争政策的原因；1960年，吉隆坡政权又以《内安法》(ISA)取代《紧急法令》，使马来亚进入“第二紧急状态”。

四、独立后殖民地战争长期延续 自从宣布独立后，马来亚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于这个新时期存在的战争状态，马来亚(1963年以后称马来西亚)政府称之为“剿共”战争，而马共方面则称之为国内革命战争。其实，双方的宣示都在在反映一个共同的事物，那就是“6•20”爆发的战争并没有因为独立的到来而宣告结束，而是延续了下来。对此，必须严正指出，英国人发动的那场殖民地战争还在荒诞的逻辑下继续着，这个荒诞的逻辑就是把争取独立的战士妖魔化为国家的敌人，独立似乎是以消灭独立战士来取得的。建立在吉隆坡市区的所谓国家独立纪念碑，宣扬的竟然是让独立战士被踩在殖民军警的脚下，这不是颠倒历史又是什么？

由于殖民地战争是长期延续下来的，可将之约略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1957年独立后至1970年底英国放弃其战场指挥权之前，这是《英马联防条约》下的战争，为期13年。头3年是殖民地战争的直接延续；接着10年是在英国人的指挥和主导下，把殖民地战争改用“剿共”战争的名目强加给马来亚(1963年后称为马来西亚)人民。在这期间，马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则在马泰边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紧握钢枪反“围剿”，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誓把“6•20”开始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二)、自1971年至1981年，为期11年。《英马联防条约》由《五国联防条约》(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所取代。除了在外交政策上有所松动外，马来西亚政府对内完全继承英国人的殖民地战争政策，对泰马边区发动的军事“围剿”行动步步升级。
马共武装部队则进一步开展反“围剿”的自卫游击战，并派遣更多突击队南下以扩大革命地盘。1978年下半年开始，马来西亚军警对边区根据地的主力之一，即第十二支队发动空前规模的“围剿”，持续长达20个月之久，结果它无功而返。这次双方“围剿”与反“围剿”的较量结束，国内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已进入尾声。

(三)、漫长的国内战争使马来西亚当局背负沉重的军费开支，也阻碍着区域和经济的发展，而执政集团的核心政党(巫统)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酿成的分裂，也使得执政集团困难重重，不得不寻求办法以摆脱困境。从1982年开始，吉隆坡当局就把毒品列为“首号敌人”，从而逐步调整针对边区的军事行动，放出和解的信息。
而马共武装部队方面则在继续开展反“围剿”斗争、巩固边区根据地的同时，也在审时度势调整政策，并展现和解诚意。
第三阶段以普吉会谈取得胜利成果，马共与马、泰政府三方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而宣告终结。

普吉会谈之所以能取得成果，关键是三方都有和解的愿望以及泰国政府乐意担任鲁仲连，主持公道。另方面，1955年华玲和谈的失败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虽然企图胁迫马共投降，但遭到马共的严正拒绝和驳斥，总理马哈迪尔从华玲和谈的结局知道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作出必要的让步，和谈就不会成功；而马共方面也从华玲和谈中吸取丰富的经验，总书记陈平以高度的智慧掌握住主动和谈的策略原则，立场坚定而又机动灵活，促使会谈取得了成功。

历史是公正的裁决者，《合艾和平协议》的成功签署，意味着英帝蓄意遗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的彻底失败和最后破产。签署和平协议的三方是共同扑灭这场殖民地战争战火的赢家，各自都作出了贡献：

马共方面－－
坚持一贯的争取和捍卫国家独立、支持社会经济发展、以公平合理条件解决问题的立场，在重大原则上立场坚定，也有相应的让步，以实现三方的光荣和解。

马来西亚政府方面－－
一方面感受到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所背负的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面临着巫统内部分裂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另方面也认识到胁逼马共投降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愿意接受公平合理的条件，使和解得以实现。

泰王国政府方面－－
认识到边境武装冲突不利于各方，对公平合理解决争端具有诚意，因而对促进和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五、今年纪念“6•20”别具意义

马来亚于1957年宣布独立时，英殖民主义者给它遗留下两大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因素：一个是继续推行的殖民地战争；另一个是扶植亲宗主国而漠视人民利益的政权。因此，马来亚 (马来西亚) 人民只有在克服了这两大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不利因素后，国家历史方能再掀开新的一页，政治局面才会出现新的格局。

《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克服了第一个不利因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它宣告了由英殖民主义者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罪恶的殖民地战争，历史地结束了，从此以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民主运动将朝向有利于维护基本人权、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向发展。

（2）它证明了继续推行殖民地战争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是不得民心的；马来西亚政府己经在口头上承认马共和左翼运动对抗日和抗英斗争的贡献，并承诺让公众对此作出评断。显然，这将有利于人民产生新的认识和觉醒。事实说明，反殖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捍卫人民利益的中流砥柱，反殖人士是爱国英雄，被颠倒的独立斗争史必将翻转过来，还其本来面貌。

然而，历史的发展道路毕竟是曲折的。按照人民的心愿，在克服了第一个不利因素后，应该继续乘胜前进，从而克服第二个不利因素；但是，吊诡的是，人民还得继续为此而付出更多时间和努力。

应该注意到，第二个不利因素有其复杂的层面。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转移政权时的考虑是：既要在当地建构大英帝国的所谓民主法治制度，以便在公开上赢得面子，但私底下更要保障其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不会遭受损害。为此，英国当局把政权移交给了由它扶持起来的本地集团，以推行其特定意义的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模式。

英国当局设置的模式不外是殖民地时期“分而治之”模式的翻新。首先，它极力阻挠、摧残所有开明、进步、多元种族政党的活动，替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组合垄断独立后的政权扫清一切障碍。其次，它让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组合推行“分而治之”的种族政治，更让巫统上层朋党成为霸主，以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殖民当局紧紧拉住它所扶持的统治集团，把这个集团拖进旧模式的牢笼之中。

所谓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组合，前为“联盟”（巫、华、印联盟），后扩充为“国阵”(国民阵线)，它继承了殖民地战争政策；沿用《紧急法令》及其变种《内安法令》等恶法；垄断和掠夺国家资源财富；以旧殖民地时期的反人民意识打造军警队伍；以旧的观念和偏见对待人民特别是反对党、民间组织、“新村”和郊区群众；把沙巴州和砂拉越州视为“小伙伴”，不给予应有的平等地位；以狭隘的种族情绪排斥新加坡……等等；不一而足。这个政党组合的执政权力，虽然不是靠反对外来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奋斗得来的，极为欠缺社会道义力量和民众基础，但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社会状况。

但是时代的前进步伐终究是无可阻挡的，就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之后19年，另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终于受到了冲击而开始发生动摇。今年3月8日第12届全国大选，人民群众运用手中的选票，机智勇敢地否决了“国阵”在联邦国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使它在直辖区吉隆坡一败涂地，同时失去了资源丰富与人口众多的五个州（槟城、雪兰莪、吡叻、吉打和吉兰丹）的政权。可以说，今年3月8日的全国大选标志着马来西亚的国家历史进入了一个民主运动的新时期，它意味着：

(1)由英殖民主义者设置的旧统治模式不可改变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2)随着民主制度的日趋健全发展，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得民心的制度、恶法及其变种、政策等等，今后将一一受到挑战和扬弃。

有需指出，无论之前推翻英国的直接殖民统治，成功地让国家宣布独立；或者之后进而清除和克服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两大不利因素，都是60年来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民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成果，而“6•20”爆发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取得这一系列胜利成果的人民斗争的起始之日。因此，对于马来西亚人民来说，今年纪念“6•20”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60周年，具有极大的意义！

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
（2008-05-22初稿，2008-08-1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