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乡资讯网》2012-03-15 **
砂劳越左翼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因议会路线受英殖民政府打压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直到一九九零年结束。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春节刚刚过去，逾八百名砂劳越、西马半岛及印尼前游击队员及政治扣留者齐聚在美里，笑谈昨天、今天与明天。这些前左翼人士，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把青春献给了祖国，无怨无悔。未能成功的斗争虽然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对理想的执着却让他们拥有一脸阳光.
//亚洲周刊二十六卷 十 期 (2012-03-11)//
砂劳越华人左翼运动秘辛
林友顺
砂劳越左翼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因议会路线受英殖民政府打压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直到一九九零年结束。它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改变了砂劳越的政治格局，推进了历史的前进。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春节刚刚过去，逾八百名砂劳越、西马半岛及印尼前游击队员及政治扣留者乘依然挥不去的浓浓春节气氛，齐聚在马来西亚东部砂劳越的「油城」美里，笑谈昨天、今天与明天。这些来自马来半岛、砂劳越各个省份及印尼的前左翼人士，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许多在森林里冒着枪林战雨战斗数十载或被扣留在环境恶劣的印尼及大马扣留营逾十年，把青春献给了祖国，无怨无悔。出席团聚者平均年龄逾六十岁，有者甚至达七十七岁高龄，然而他们还是那揦健壮，健步如飞、声音宏亮，未能成功的斗争虽然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对理想的执着却让他们拥有一脸阳光，心境乐观。主办大团聚的美里友谊协会会长李玉生形容他们这些人虽然已达夕阳之龄，不过却是「夕阳无限好，彩霞满天照」。
砂劳越与沙巴同属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不过它被辽阔的南中国海隔离，马来半岛早在一九五七年取得独立，砂沙却迟至六三年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脱离英国人的统治，与马来亚及新加坡合并成马来西亚。南中国海阻碍了两地人民的往来，却阻挡不了大时代思潮的流入，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激发了马来半岛的左翼运动与武装斗争，也在砂劳越掀起了近半个世纪的左翼浪潮，谱写一页难忘的历史篇章。
前任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主任兼政委的黄纪作表示，砂劳越左翼运动是从学生运动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目前居住在香港的文铭权、王馥英夫妇推动一系列的学生运动，发动中学生罢课，在当时掀起学潮，为左翼运动及随后的武装斗争培植大批重要干部。在全球涌现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大时代，身属第三世界的砂劳越也无可避免受到这波浪潮的冲击，砂劳越第一个有规模的左翼组织砂劳越解放同盟（砂盟）应运而生，主导州内反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争取砂劳越独立。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砂劳越的左翼力量初期并没有推展武装斗争的思想，他们反而是希望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争取实现一个公平与民主的社会，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迫使他们拿起枪杆子走进森林，改写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砂盟积极推展学生、工人及农民运动，五九年更走前一步协助同情他们的斗争、接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成立砂劳越第一个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人联党）。人联党在当时获得华人社会的强大支持，左翼势力的壮大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与恐慌，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博弈也迫使英国人对这批充满干劲与理想的年轻人展开无情的镇压，数以千计左翼分子被捕或被驱逐出境，他们包括砂盟领导人文铭权、王馥英及黄纪作。
**被逼进行武装斗争**
英国人的镇压阻断左翼议会斗争的道路，并且迫使他们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北加人民军总司令部副政委兼北共第二分局副书记王连贵在英国人的镇压行动下逃离家园，潜伏乡区避免被逮捕，最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现年七十二岁的王连贵指出，当年他们并没有准备发动武装斗争，不过英国人阻止他们继续议会斗争，武装斗争显然是唯一的出路。
砂劳越左翼运动似乎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它受到国内政局演变的冲击，也深受国际时局的变化所牵动。在砂盟积极进行群泷工作的时刻，北邻汶莱左翼人民党却在六二年底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英国人统治。为了配合汶莱的行动，砂盟被迫仓促行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王连贵透露，砂盟决定搞武装时，手上连一枝枪都没有，他们只派一批人越过边界到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当时印尼是由亲左的苏卡诺执政，他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除了派遣小支队越界骚扰马来西亚，也扶助同样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砂劳越人，提供军事训练及给予简单的武器装备，希望借助砂劳越左翼里应外合，挫败英国人的计划。
英国人是在六三年借联合国之手，让沙巴与砂劳越与马来亚及新加坡合并成马来西亚，在合并前，联合国在砂劳越进行公投，三分之一砂劳越人同意合并，三分之一希望享有自治及独立，另外三分之一则保持中立。印尼提供军事支援为砂劳越左翼创造武装斗争的条件，不过由苏哈图领导、获得美国支持的印尼右派军人在六五年发动政变，推翻苏卡诺政权，成为西方抑制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力基地，这让砂劳越左翼运动受重创，砂盟游击队不仅失去了印尼这个大后方的掩护，面对粮食与武器供应的问题，同时也承受印尼与大马军队两面夹攻的艰难处境。
人员不及千人的砂盟游击队在马印强大军队的压制下，内部不团结及政策过左，很快就被迫退守深山。七四年黄纪作与大马政府签署和平协定，率领逾五百名游击队员走出森林，成为压垮砂劳越武装斗争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武装斗争已经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森林里的生活更艰苦，由洪楚庭领导的逾百名游击队员仍然拒绝走出森林，坚持继续武装斗争。王连贵是当时选择留在森林的其中一人，他说：「当时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印支战事鼓舞人心，我们认为砂劳越武装斗争还有希望。」不过，在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瓦解及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后，留在深山的游击队员很清楚大势已去，王连贵表示，「我们知道坚持下去不会胜利，可是我们不愿意投降」。他表示本身走进森林后从未想过离开森林，在斗争后期他们甚至做最坏的打算，化整为零，掩饰身份躲藏在印尼边界的农村等待老去。事实上在八四年，当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北共）只剩下五十二人时，北共仍成立东北突击队，试图向砂劳越东北的林梦及沙巴拓展。不过八九年马共与政府签署和平协定结束武装斗争，而政府也向北共伸出和解触须后，北共终于与政府达致和平协定，结束长达二十七年的武装斗争。
砂劳越左翼运动研究学者林煜堂指出，和平协定对北共及政府是双赢的结局，北共游击队得以保住生命体面走出森林，而政府却能节省庞大的开销，集中精神发展砂劳越经济。根据林煜堂编辑的《江河浪淘沙—砂劳越大时代儿女
情怀》一书，在六五年至七三年八年对抗中，政府与北共分别蒙受七百人及五百人牺牲；为了对付不及一千人的游击队，政府动员七个营的正规军及四个营的警察野战部队，总共逾万兵员，并造成十亿马元的经济损失。该书估计，在二十七年对付北共军事行动，政府总开销估计高达一百亿马元。
王连贵认为，北共斗争不成功，其原因在于砂劳越人口结构华人只占小比例，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伊班人一直发展不起来，同时大马经济发展使武装斗争渐渐失去条件。此外，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北共领导知识水平不足，这让武装斗争更难走下去。曾任东北突击队队长的俞诗东则认为，砂劳越没有武装斗争的土壤，北共生搬硬套中国的武装斗争理论并不正确。而北共党内部不团结及最高领导人长期居住国外没有给予斗争具体指示，都是斗争未能成功的原因。
北共就像马共那样，虽然斗争没有成功，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黄纪作认为，北共斗争没实现理想，不过它却迫使英国人更早离开，加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王连贵则表示，历史是不断斗争而进步的，北共斗争虽然不成功，它对人民却起了好的作用，迫使政府必须善待人民与华人社会。俞诗东说，北共协助人联党成立，促使其他人也成立政党，形成今天的模式，改变砂劳越政治格局。
**主席文铭权行踪杳然**
砂劳越武装斗争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儿女投身于时代的浪潮中，为自己及历史谱写了精采的篇章。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人是傻子，无辜的付出了生命与青春，然而对于有幸呼应时代号召者，他们回头望去，无怨无悔，并对自己竟然会在那种环境中生存下来，深感不可思议。
目前已经是成功商人的杨轩进对自己能够参与这段历史感到自豪，这让生命更精采，他笑言，若有人现在想要参与这段生活，已经没有机会了。他表示参与斗争没有错，因为北共进行的是反帝反殖、争取砂劳越独立的斗争，当年马来西亚成立，英国殖民政府并没有寻求北共的参与，迫使北共必须继续进行斗争。
自认自己生活不错，同时参与在野党公正党的王连贵表示，虽然现在生活比在森林时期好了些，可是似乎没有意义。他认为当年他们参与斗争时所具有的精神很可贵，也因为这个精神，使他们得以坚持下来。对王连贵来说，目前他仍待完成的心愿是能见到相信是居住在香港的前北共主席文铭权，以厘清一些历史疑点。从访谈中看出，他至今仍然敬重文铭权，并指他是一名优秀的领袖。文铭权自六五年到中国后，就一直没有公开现身，甚至在九零年北共与政府和谈提议文铭权参与和谈，文铭权依然没有出现。身为北加共主席，文铭权显然欠缺对其战友、社会及历史一个解释。
能够全身走出森林的北共游击队员，他们对牺牲的战友仍有深厚的思念，他们在砂劳越个别城市设立纪念碑，每年祭拜，让许多尸埋青山的战友得以安息，让后辈得以记住这些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人们。
====总结北共斗争的历史====
•林友顺•
陈剑指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斗争虽然失败，但却成功地团结砂劳越各族人民共同为民主独立而斗争；但六二年之后的武装斗争过于超前，难获其他族群认同。
北加里曼丹共产主义运动结束二十一年，有关北共的研究并不多，北共并没有如马共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东南亚冷战研究学者陈剑在二零零八年组织了一场北共与学者的对话会，尝试让人们更了解这场斗争近半个世纪的运动。
以下是陈剑对北共斗争的评论：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北共）斗争为何会失败？**
北共武装斗争虽然打着民族主义旗帜，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争取砂劳越的独立。但一开始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国际两大阵营的斗争中，成为国际冷战的棋子。最初获得印尼苏卡诺政权的积极支持，建立起游击队，武装反抗马来西亚这国际冷战怪胎而努力。但在印尼一九六五年九三零政变后，立即面对孤立无援的局面。在砂境内，民族工作未能奏效，无法争取到广大的伊班和其他种族的积极支持而仅仅依靠主要为华族的支持，镇压当局也沿用马来半岛所实施的新村政策以及其他剿共策略，使北共形单势孤，终于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支持，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的情况下，与马来亚共产党一样，最终不得不放下武器而解甲归田。显然的，当年北共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而仓促起义就埋下了失败的因子。此外，从最近揭露的当年汶莱人民党起义的情资来看，北共的仓促起义，也颇令人怀疑是否这也是英国人的阴谋行动。
**你如何评价北共的历史地位？**
北共的斗争虽然失败，但对砂劳越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斗争来说，它也是一股先进力量，形塑着砂劳越的政治社会。特别是砂盟时期，它成功地团结了砂境各族人民共同为砂劳越的民族民主独立而斗争，在砂盟建立人民联合党时期，在民族工作上，极大地带动了伊班、达雅、马兰诺、卡达央等族的政治觉醒及发动他们参与民族民主宪制斗争；可以说，北共把基本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砂劳越人民，大大提升了砂劳越的政治进程，这是对砂劳越政治发展的极大贡献。一九六二年之后的（砂共）武装斗争对其他民族来说，可能是过于超前的政治行动，极少获得其他族群的认同与参与，这与当局的严酷镇压有关。
**黄纪作及后来的洪楚庭与当局和谈是否是正确的举措，时机是否恰当？**
黄纪作在一九七三年面对着严酷的军事情势，基于民族工作面对的重重困难，也促使他思考武装斗争的前途，在接到文铭权的一篇重要指示《关于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后，毅然决然与当局展开和谈而放下武器，有关当局称之为「斯里阿曼行动」。这和谈影响巨大，致使第一、二及第三省的北加战斗成员共五百七十人分批下山，而在「出多留少」的政策下，只留下第一省五十二人、第三省一百二十二人，总数一百七十四人在森林中继续战斗。一九九零年，继马来亚共产党之后，也以和谈方式全面结束北共的武装斗争，解甲归田。对「斯里阿曼」和谈，各界褒贬不一，有认为其时国际国内形势还是有利于武装革命，和谈极大地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有认为事实上整个国际局势已经产生重大变化，中美通过乒乓外交，关系解冻，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逊访华，与毛泽东握手言和，造成对全世界左翼的极大冲击；国内情势特别是其他族群对武装革命不仅裹足不前，反而越来越多受到有关当局的收编，许多战士因而在民族工作中遇害。事后看来，和谈结束武装斗争只是迟早的事，斯里阿曼和谈提前结束武装斗争，使
受影响的战士、支持斗争的群众，减免了持久的艰辛和损失，得以早日重建家园，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
黄纪作其时的当机立断，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的和谈决策有了多可争辩的根据和理由。
洪楚庭领导多坚持了十七年的战斗，有人认为那是了无意义的苦难的延伸，是没有必要的。但在当时情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革命力量的继续存在多少还是出山者的某种后盾，是火种的保存。从革命的执着与坚持、顽强地希望实现建立理想社会的意志来看，那是令人动容和钦佩的。
**为何马共谈判没有把北共拉在一起？两个兄弟党在斗争中为何没有互相支援？**
马共与北共，除了砂盟建立时是在马共外围组织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指导与协助下成立外，之后就完全自立更生，没有了组织的联系。一九六五年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因印尼九三零政变滞留中国一段时间，在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成立后，在中共中联部的安排下再次建立起有限的合作关系，那就是马共电台播报北共的战斗消息与北共的声明、宣言等。一九六五年当文铭权在雅加达期间，曾与马共外围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椰城代表余柱业讨论过从属关系问题，余当时表达了马共的决定，还是保持兄弟党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砂劳越左翼运动大事记**
1951年 砂劳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不过因一年后领导学生罢课没有取得成果，领导人被逮捕及驱逐出境，群龙无首而解散。
1953年 砂劳越解放同盟（砂盟）成立，继承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精神推动左翼运动。
1955年 砂盟卫星组织砂劳越先进青年会成立，推展学生运动。
1959年 砂盟主导成立人民联合党（人联党）。
1962年12月28日 汶莱左翼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当年砂盟响应汶莱人民党的行动，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2年 成立农民协会，推展农民运动。
1963年 成员包括马来亚半岛、新加坡、沙巴及砂劳越的马来西亚成立。印尼及菲律宾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马印发生军事冲突。
1964年3月30日 在印尼苏卡诺政权的训练下，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成立。
1965年9月30日 印尼右派军人在苏哈图的领导下，推翻左倾的苏卡诺政权，改变砂劳越左翼运动的命运。
1969年4月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并在同年7月在海口成立第一分局。
1969年 砂人民游击队改编成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以符合砂盟为成立北加里曼丹共和国而斗争的理想。
1973年10月21日 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五百七十名游击队走出森林，重创砂劳越左翼运动。只有一百八十五名游击队员拒绝走出森林，坚持继续武装斗争。
1974年5月31日 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5年 越战结束。
1989年12月2日 马共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五十年武装斗争。
1990年10月17日 砂劳越最后一批游击队在洪楚庭的领导下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武装斗争，砂劳越左翼运动也因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