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
如果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算起，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小规模社会全体直选或者抽签为特征的古典民主，以有限选举为特征的近代民主以及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民主。
当代西方民主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场胜利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最浅显的原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所总结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西方优势已不存在
许多为今天西方制度辩护的学者认为，1929年的大危机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
但当时的西方有几个今天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还没有实行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GDP只占世界的25%，但福利开支却占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价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后果则必然是国家丧失竞争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仅可以继续掠夺资源，也还可以转嫁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品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但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物美价廉、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突破局限也有例外
当然，即使是票决民主全面铺开的西方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缘故，制度及其灵活性多少有些不同。从现实来看，仍然有西方国家突破了“民主制度”的局限。
一类是小国，抓住不同的“机遇”改革制度，这又以冰岛和希腊为不同的代表。
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不还，然后货币贬值，进行改革。应该说，效果也不错，几年后也就走出了危机。
希腊由于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从欧盟得到援助。但欧盟在援助的同时，也开出极其苛刻的条件。于是在欧盟的巨大压力下，希腊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改革：减少福利、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
另一类是大国，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甚至形成了“特殊国民性”。这又以英国和德国为不同代表。
英国的特色是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而且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上世纪80年代英国号称欧洲病夫。结果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向工会开战、大幅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
2008年金融危机也严重冲击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又施行了紧缩政策，结果引发一场震动世界的伦敦骚乱。今天的卡梅伦不输当年的铁娘子，也是铁腕以对。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某些关键时刻，政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德国也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德国总理施罗德上台以后就着手进行削减福利的改革，结果他自己在抗议声中败选下台。默克尔时代后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施罗德时代的改革。
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民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和结构性矛盾仍然是问题的根源，通过改革制度谋求突破的难度很大。到现在为止，西方也依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西方民主出现退化
民主制度除了结构性矛盾以外，还有一个退化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讲，任何制度产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发生此类现象。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在分析各种制度优缺点的同时，也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以西方社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退化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如今，还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钱与政治的联姻，一个后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2016年大选如变成希拉里•克林顿与杰布•布什之争，那一点儿也不会出人意料。美国的政党恶斗，则可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据盖洛普民调）。
总之，西方要想走出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回到歧视性的西方“老路”上，只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还缺乏退出机制。昔日皇权制度搞不下去，可以走向民主。但民主制度失灵之时，它却走投无路。看来，这才是为什么牛津大学教授在《华盛顿邮报》3月29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1期，摘自2014年4月30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