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指鹿为马

《当今大马》2014年5月9日 上午11点00分
【时政】水中倒影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新闻自由指数再创新低,在180个国家中名列147位,排名落后于缅甸的马来西亚,在政治转型的道路上继续空转,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继续转移焦点。

5月4日,《星洲日报》封面报导,首相纳吉为马华主办的“团结势更强”活动主持推介礼致词时强调,国阵政府公平对待各族;在马来西亚的40大富豪中,每个人都曾获得政府给予不同方式的协助。

这句话说得政治正确。对于国内40名大富豪,纳吉政权每个都施予恩惠,给予执照或者经营权,就是公平对待各族人士。所以纳吉政权照顾诸如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纳吉幼弟納西爾(Nazir Razak),以及马哈迪次子莫扎尼(Mokhzani Mahathir),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因为纳吉政权也照顾40大富豪中的郭鹤年、林国泰、郑鸿标、李深静、郭令灿、杨忠礼、陈志远,以及张晓卿等华裔大富豪。

寻租文化扭曲为绩效制

这些人,这些大资本家,这些大老板,这些华裔也好、非华裔也好,一个政权与他们建立了政治寻租关系,彼此得利。而今天,在505全国大选靠“走暗门”,并只赢得中央政权46.66%选票的“不正当”(no legitimacy)首相纳吉,不只以似是而非的种族性言论掩盖阶级矛盾,误导国人;更指鹿为马,把一个政权长期以来塑造的政治寻租文化,宣扬成“绩效制”。

在这个国家,对国家资源的巧取豪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甚至滋养了公然进行的掠夺型文化。今天,甲乙丙丁在路上遇上掠夺匪的事儿,不是只有黑夜才会发生,大白天同样发生。我们把干这种行径的小匪称为掠夺匪。那么,请问您,伟大的领袖与伟大的资本家,对国家资源巧取豪夺的政治寻租文化,是不是一种掠夺型文化?

打个比方,一个掌握公权力的官老爷,以发展之名,把一块公家的地,贱价卖给了一位资本家,资本家再把那块地高价给卖了第三者。这个过程里边,官老爷得利,资本家也得利。这官老爷和资本家的行径,不都是掠夺型的行径吗?

这种例子,在打工仔忙碌的生涯中,还听得少吗?

马来西亚今天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走暗门”、经济“走后门”的中等收入国呆滞的例子。当国库、政客和资本家连成一个以政治寻租关系拉拢而成的“分配联盟”,经济“走后门”与国库穿洞是预想得到的结果。总稽查司报告从过去的一年一批,到如今分批提呈上国会,一再复制的不就是类似的戏码吗?只是今天国库穿洞的规模与等级,早已不是总稽查司报告所可以完整呈现的面貌。

本文旨在回应纳吉的言论,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何谓政治“走暗门”、可以阅读由吴彦华与潘永强联合编辑的《未完成的政治转型: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评论》一书。笔者受邀在里边写了一篇“民联选后的前途”,文中触及“暗门操作”,如何策略性地协助国阵,以46.66%的选票继续执政。

石油收入下滑带来冲击

在纳吉政权准备推行6%消费税的年代,纳吉指鹿为马的言论,把公平和寻租者搭在一起,显得荒唐。一个政权长期垄断国家资源,并调控著朋党经济的分配权,一直以来在石油收入的眷顾下,本可稳妥地操控“分配联盟”。

但是,当国库穿洞的等级上升,而石油贡献给国家的收入下滑,问题就来了。寻常百姓裤袋穿洞,工资入不敷出,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马来人,掠夺型政客只会告诉你:请改变生活方式。

然则,国库穿洞、收入下滑导致“分配联盟”的利益受损。纳吉任财政部长以来,石油贡献给中央政府的收入年年下滑。笔者创办的国会研究智库——政改研究所(KPRU) ,年年计算石油给国家收入的贡献,发现从2009年至2013年中央政府所得的石油收入比例,从2009年的39.8%,逐年减少,到了2013年,相关比例只剩下31.1%。

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石油贡献给国家收入的比例减少了8.7%。石油收入的贡献是以百亿计算,8.7%的落差,用中国皇朝的术语加以描绘,是“兹事体大”。

贪腐政权转向人民下手

历代皇朝,不乏国库空虚而向百姓纳税、皇帝与高官继续吃喝玩乐的举措与历史事迹。石油收入的贡献下滑,国库穿洞的规模依旧庞大。在这样的脉络下,一个政权要继续稳妥地操控“分配联盟”,自然是向人民下手。因此,消费税的落实,是势在必行。

明年4月1日落实6%消费税之后,纳吉政权一样会不分族群照顾40大富豪,因为那是贵族与上层社会的生活系统。那一套系统里边,附有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资源分配权。

走出他们的世界,回到百姓的生活世界,生活压力百上加斤的人们,还要受到一个政权如此的侮辱与误导:我们公平对待各族;我们不欢迎寻租者。而财经界的才俊们,是不是要继续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谈实施消费税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王维兴是政改研究所(KPRU)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