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衡哲：新五四精神有助于21世纪全球文化

• 2014/05/03 08:55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95年的时间足以让人理解和重新想象过去。我从事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仅有40多年，但这也足以反思五四在中国改革年代不断变化的意义。

95年的时间足以让人理解和重新想象过去。我从事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仅有40多年，但这也足以反思五四在中国改革年代不断变化的意义。

当我1973年开始研究五四运动时，还很年轻，更痴迷于文化以及政治层面的“五四革命精神”。后来，随着我研究的深入以及倾听那些经历迫害和社会动荡的五四参与者的不幸遭遇后，我逐渐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五四精神”。今天，我依旧赞赏五四时期年轻人的活力和批判性自觉。但与此同时，我为那个痴迷于“新”东西的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深感惋惜。

反思“五四” 找寻新精神

借儒家的话来思考五四精神，看起来可能很奇怪。然而，研究和撰述现代中国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能从《论语》里体会到更多东西。在极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些文本以及许多古典文学都被匆匆地丢进“历史的故纸堆”中。“温故而知新”对我而言，是对一个继续求知的老师的重要定义。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向五四的旧灰烬中注入新的生命来“温故”。此时，一种真正的新精神可能浮现，在我们陷入21世纪困境的时候，这种新精神将更有意义。回顾过去的荣光已经足够，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唱五四的旧歌。爱国主义和青年，像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样，需要变得更有意义，而不是空洞的口号。也许最好先将它们搁置一会儿再重新思考。

这是陈独秀在1916年就开始做的。他为《青年杂志》第一期写了《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篇文章。他想激发自己和国人重新思考宪政共和，同时发展一种内在的“自觉”。陈独秀试图重新思考并且知道人们必须在反思的思维里深入挖掘，以形成一种真正的新启发。

短短几个月之后，陈独秀便痴迷于那些“新”的东西——新青年、新语言、新革命以及新文化。所有一切务必新而又新。此时很少谈及自觉，更多谈及觉悟，也就是其他人需要的东西。觉醒被强加给所谓的“愚昧百姓”。它不再是每个自我反思的男男女女想重振中国文化和改造自身时必须走的旅程。

五四精神重在反思

当我回顾在这个沉迷新事物的阶段丢掉多少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时，我逐渐对陈寅恪这个更平衡、更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心存敬仰。想象陈寅恪早在1911年拜访易卜生的墓地时就坚定了为自己的祖国引进一种新文学的决心。陈寅恪在久病初愈后开始了这次旅程，他在寒冷的海上航行多日，在一个陌生国家度过了许多漆黑的夜晚。在那里，他的日记展现了一种谦卑而非傲慢的精神。

陈寅恪在挪威的经历与傲慢、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胡适很不同。胡适在1918年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易卜生主义》，这是占领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众多“主义”的第一个。陈寅恪从未反对“五四”，但也从未认同其对传统文化不加反思的攻击。当其他学者如顾颉刚和钱玄同等人忙于“疑古”时，陈寅恪则追随王国维的脚步，开始探索重建中国文化的途径。

王国维1927年自杀后，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的文章中赞扬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我们思考五四精神的时候，陈寅恪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这句话继续挑战我们的思想。我们绝不能让这10个字变成一种新的形式化口号和一种放弃自我反省的新理由。

当陈寅恪写柳如是的时候，他自己在践行“独立之精神”的内涵。在许多同时代的人看来，这个主题在“革命”年代很龌龊，毫无意义。但陈寅恪认为，柳如是这个明朝的高级妓女知道为自己爱人的命运、自己的国家以及文化的悲剧忧伤，是一个足以激发后代“自由之思想”的伟大人物。

也许，以前对“五四精神”的定义——包括我自己在早期的文章中提出的定义——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更注重行动而不是反思。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太多时间能用来深入思考文化困境。学者们像我一样未能对陈寅恪等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给予足够的评价。

精神层面的“五四”更真实

如今，95年之后，我们可以与五四运动的传统开始一场新的对话。我们可以重读一些宣言。我们可以敬佩那种真正的全球视野，它促使张申府翻译罗曼·罗兰的《独立精神宣言》。这篇文章在一战浩劫之后带给中国读者一个有关知识分子使命的广阔视野，鼓励他们重建社会和自己的社会良知。

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五四精神，它不像罗家伦在1919年天安门抗议三周之后给《每周评论》杂志写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所概括的那样局限于政治。对五四运动更黯淡的理解可能比展现其光辉一面的电影和海报更真实。想象一个精神层面的五四，可能也有助于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更好地为21世纪的全球文化作贡献。

（作者系维思里安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曦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