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发端于2013年末的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发酵，欧盟、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各方围绕着自己的核心利益，使出各种手段。世界在看到一幅似曾相识的冷战图景的同时，又看到了微妙而有趣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用一条在中国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贴文来说，就好像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外交代表拿错了发言稿”。
从冷战结束后就高举“人权高于主权”大旗的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前半段还保持着对依托欧美资助、利用新媒体组织民众上街游行推翻民选总统的绝对支持；而到了克里米亚公投要求加入俄罗斯后，美国瞬间又从“人权卫士”变身为“主权卫士”，还主动提起已被忘记得差不多了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要求俄罗斯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作为另一个当事方的俄罗斯，也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灵活性——长期在人权问题上用主权对抗美国的莫斯科，冷静地要求华盛顿尊重克里米亚人民的选择。当然，俄罗斯还是比较厚道的，因为普京认真地提醒美国，不要忘记当初挥舞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帜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的所作所为，毕竟那些事情不是新媒体上的帖子，不会被华盛顿轻易删去。
这种错乱，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人权和主权问题上如此公然的双重标准，有着重要的政治意涵。
首先，这种错乱凸显了“颜色革命”类的“柔性政权更迭”模式的结构性困境正在暴露。作为始作俑者和倡导者的美国，似乎已经无法处置“颜色革命”带来的各种复杂后果。2013年乌克兰危机发端至今，街头运动始终遵循着2004年“橙色革命”的逻辑：新媒体与跨国活动分子的结合，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资金的支持，本地精英阶层的分裂，舆论话语符号的塑造，以及用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街头少数作为“民意代表”在西方媒体的支持下夺取政权。
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前南斯拉夫。美国“自由之家”等机构支持的前南斯拉夫非政府组织Optor首创这种模式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变身为专职的培训中心CANVAS，并继续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50多个国家进行培训，促成了15场各种类型的“颜色革命”。这种“柔性政权更迭”模式的威力，在“橙色革命”前后达到巅峰，但在利比亚、叙利亚、埃及表现出了颓势，最终在乌克兰展现出了最脆弱的内在结构性困境。这个困境就是，“柔性政权更迭”是一种可以被学习和复制的模式，美国打开了瓶子，放出了精灵，却无法保持对精灵的绝对控制。当亲俄的政治力量开始在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地复制这种模式时，美国无法保持沉默，只能捡起先前被踩了无数脚的主权原则。因此，如何将“柔性政权更迭”的精灵重新放到瓶子里去，避免其对全球稳定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需要各国认真思考。
其次，这种错乱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为什么控制不住精灵了？因为美国的整体力量趋于耗散，包括有形的军事力量、经济资源，也包括无形的政治意志、民心士气。用“柔性政权更迭”方式来推动所谓的民主化，就是利用新媒体加跨国活动分子，人为地激化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主要矛盾——民众心理预期上升的速度，与满足预期能力之间的差距。
但是，政权更迭不仅有破，更要有立。之所以大量民众愿意相信某些看上去就没有可信度的政治动员，不是民众没有鉴别能力，而是民众对“破”之后的“立”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心，并愿意为此承受不确定的代价。但是，实施“柔性政权更迭”模式之后的国家，如同做了大手术而大量失血的病人，在自身造血机能恢复之前，必须接受大量的输血。这意味着欧美国家必须做好无私援助的准备，不说完全不求回报，但至少也要能有点当初马歇尔计划的战略眼界。但可惜的是，今天的欧美国家完全不具备这种条件，普遍出现的是“始乱终弃”，“管乱不管治”。这不仅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混乱，还因为少数西方国家缺乏担当的肆意妄为，一些国家蒙受了更大损失。
第三，这种错乱，不仅体现了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发展态势，也折射了传统大国的基本行为逻辑——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双重标准。无论哪一方，都可以为了自己眼中的国家利益，赤裸裸地根据双重标准采取行动，甚至连最基本的掩饰都可以不用。
因此新兴大国需要沉着应对，探索义利之间的微妙均衡。对新兴大国来说，可以的选项有复制学习、拒绝面对与自主创新。复制学习，就要学习传统大国厚脸皮基础上的双重标准，但这必然会重蹈大国政治的悲剧；拒绝面对无异于鸵鸟政策；自主创新意味着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复杂事态进行细致分割，并在原则、利益、方式之间找到均衡。毕竟，凭借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力量，即使支持盟友，也可以寻找到适当坚持原则与立场的有效方式；即使反对对手，也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寻找斗而不破的模式。
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以及发生之后看似不合常理的立场互换，并不是因为“拿错了发言稿”，而是国际体系走向某个重大变革关口的前兆。（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35期，摘自2014年4月1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