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馆》09/02/1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光阴荏苒，白云苍狗，似水流年，这一些描述世事沧桑的文字的实际意义，对部分早年新加坡政治斗争历程的参与者而言，应该更是一种无奈的苍凉。是的，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眼皮底下瞬间消失无踪；在剩余的人生时间里，回家团圆的前景依然一片迷茫。
就在上周末，新加坡见证了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的50周年纪念日。芳林公园演说角落举行了纪念活动，讲台的右侧摆放了两幅布条，一幅呼吁‘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另一幅则要求‘让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国’。
这两幅布条清楚浓缩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以及，当下集会活动的目的。
回顾一些陈年旧事，或许，会有助那些对新加坡真实历史，感到陌生的新生代，多了解一些早年的新加坡政治历史，尤其是李光耀在这些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新加坡为何必须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内部安全法令源自1948年的紧急法令，也即是动用维护公众安全法规PPSO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的权力，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用来打击所谓的颠覆社会安全的反殖民运动。1955年，法规正式成为法令，允许殖民总督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无审讯的囚禁扣留者。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马来亚的内安法令取代PPSO。
为此，内部安全法令的扣留者都被冠以颠覆社会安全的罪名，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持有可以在法庭上经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扣留者的政治身份就自然被判定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
由于，法令允许政府可以在不经过法庭的审讯情况下，长期的囚禁扣留者，于是乎，方便的成为执政者用来对付反对者的有效政治工具。
李光耀借助这些法定权力，把争夺统治权力的政党政治，界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这一个背景下，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马来人，和英国人共同执行了冷藏行动，来对付试图合法争取权力的政治对手，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和华文教育者。
李光耀利用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政治对手，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浩劫。内部安全法令下，有为数不少的扣留者，被无声无息的长期黑牢囚禁；有10几年的，也有20几年的。
内部安全法令之极度残酷的情况，可以从被囚禁近20年之后，才获得释放的林福寿医生的演说中清楚得悉：[我的刑期] 总共是19年又8个月，这远比一个无期徒刑来得更长。无期徒刑犯获得1/3减刑后，在囚禁13年后获释。但是，我是在没有罪状，没有法庭审讯的情况下，却要遭受比无期徒刑犯更长的囚禁。
还有，李光耀更以内部安全法令塑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足以媲美南非囚禁曼德拉的25年记录。1966年10月29日， 25岁的谢太宝被逮捕，要等到迟至1998年，也就是32年之后，已经57岁的谢太宝，才重获言论与行动自由。
由此可见，李光耀把正当与合法的政党政治，界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颠覆活动，借牢狱囚刑的手段，来杜绝政治竞争，以巩固一党专政，一人政党的政体架构。
从人道主义来看，这种如此违背人类文明，和民主精神的政治手段，尤其是残酷的长期囚禁政治对手，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最大声谴责。这应该就是为何新加坡必须废除内部安全法令的主要原因。
那么，人民行动党政府是否会考虑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会的，因为人民行动党对这条法令的残酷性，和杀伤力最为了解，所以这群聪明人会在政权崩溃之前，在大势已去之际，设法瓦解所有对在野党不利的法律条文，比如，集选区和内部安全法令，以避免自己在下野后也遭受到同样的不公平待遇，和不人道的长期囚禁。说白了，一个即将溃败的人民行动党必然会好好盘算，如何避免自作自受，服用那些由自己精心炮制用来打击在野党的政治药丸。
其次，让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国，说的是些什么？
新加坡的政治流亡者，从时间上来划分，有两类，近年来的一类，是个别人士因为挑战了李光耀政权，而遭受新加坡的司法制裁，所以为了逃避不利的审判结果和惩罚，无奈之下唯有选择流亡海外，诸如，陈华彪，邓亮洪，萧添寿，分别到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居留。
另外，1987年，李光耀再度使用内部安全法令执行光谱行动，来预防类似菲律宾天主教推翻马可斯总统，的政治事故在新加坡发生，所以先下手为强，进行逮捕一些天主教的社会义工。由于事发突然，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政府一举成功逮捕了所有要拘留的人士，无人幸免。释放后的第二次逮捕行动中，一位前拘留者因公干出国，侥幸逃过再次入狱的灾难；此后，被逼滞留香港，成为另一位有家归不得的政治流亡者。
另一类，也是人数最多的，是新加坡上世纪50与60年代的新加坡职工会运动人士，当年，这一批人士主要是为了逃避内部安全法令的搜捕，转入地下活动，之后，离开新加坡。从此再也回不了家。
根据坊间的信息，2004年之际，有36名新加坡籍工运人士居留在泰国南部，其中包括，陈新嵘夫妇，方明武、张荣福、陈怀壁、田民、黄信芳（一民）、王文波、林源等等。
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知名的共产党人纷纷离开新加坡。马来亚民主同盟的一名理事余柱业，转入地下活动，之后，从新加坡前往印尼，再稍后，到中国定居，最终在吴庆瑞和拉惹勒南的协助下，成功和女儿一道回返新加坡安度晚年。余柱业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其他大部分馬共人员则辗转到了泰马边区森林落脚。
1989年12月2日，马共，泰国和马来西亚三方，在泰国签署了《合艾和平协定》，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之后的多年里，约有400名马共成员成功返回马来西亚定居。
由于1965年8月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治，而在1989年马来西亚与马共签署和平协议之时，新加坡始终没有参与，结果马共中的马籍成员可以选择回乡，但是有新加坡籍的马共成员的地位和处境就无所适从，不知何去何从。他们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若要回返新加坡，却又困难重重。因此，大部分新加坡籍的马共成员仍然只能以泰国为家。
为了解决新加坡人回返新加坡定居的问题，方壮璧在1991年秋给李光耀写了一封信，道明要回国归根落叶的意愿。4年后1995年9月，两人在北京会面，讨论如何解决过去的历史问题。
对此，李光耀表示，他已不再管理新加坡了，即使他仍在位，也不需要这样做，何况彼此间的斗争已成过去。如果方壮璧有意回国的话，只要把他的活动悄悄地跟新加坡内部安全局说一声，并且与马共一刀两断，就可以了。由于李光耀置身度外，前馬共人员回返新加坡定居的事情，不了了之。
这一批新加坡人的历史经历，和期待回家的心情，可以从台湾世新大学的馬共历史座谈会中，一个参与者的个人案例，看个究竟。
1937年林梅生于新加坡，1954年就读新加坡南侨女中，1957年加入马共外围组织的反英同盟，展开反英殖民的政治斗争，全力辅助李光耀参加新加坡大选。林梅在念高中二年级时转入地下，不久后离开新加坡，从此就再也无法回到新加坡。林梅先随丈夫先到印尼避难，再独立携带小孩到中国广东受方言教育，以电台广播对东南亚的人民作宣传教育，1989年和平协议签定后定居泰南亚拉市。
林梅表示，由于新加坡没有参与《合艾和平协议》，若她要回到新加坡就必须自白，以上电视的形式表示参与马共是错误行为。林梅强调，她这一生都投入到反殖民运动，争取马来亚独立，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为人民，参与马共不是错误行为，因此拒绝签署自白书。
有家归不得的新加坡籍马共成员，就是放下武器归安后，仍不被通融回新加坡探亲。因为新加坡开出苛刻侮辱性的条件，要先签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声明，在访新中途还可能受到盘问审查。
这一些历史事实，简略叙述了好些新加坡政治流亡者的不堪处境。这些都早已经是尘封旧事，不论他们的一生功过是非如何，好些都已经快要到达了人生的尽头。
新加坡政府何以不能摆脱李光耀的腐旧政治思维，重新以就事论事去界定历史？
如今，新加坡广开大门，欢迎对新加坡无所奉献的外籍人士前来定居，那又何以容纳不了流落在外的自家人？
李光耀的千金撰文纪念母亲时，告诉新加坡民众，我的父母深爱对方。是的，亲情无价，是人生中的无价之宝。何不想想，别人的父母也是一样彼此深爱对方？亲情是普世价值；亲情这一个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尊敬，保障与给于同等的实践机会。
此刻，正是农历壬辰年腊月廿九除夕日，一个亲情洋溢温馨的日子，当大家围炉夜语忘刻漏，吹灯晓色盈窗几之际，或许，可以分点心思诚意祈愿所有的政治流亡者，尽快早日回返新加坡和亲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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