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选制下的三场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已经完成了两个，以结果论，基本达到了北京希冀的“爱国者治港”和绝对的安全阀，接下来仅剩的特首选举，计划于2022年3月27日举行。12月19日立法会选举之后，关于“谁是下一届香港特首”的讨论短暂进入舆论场，但很快又冷却了。
触发舆论关注下任特首人选的直接诱因是林郑前往北京的述职。立法会选举结束的次日，林郑月娥即北上面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出意外，习李二人都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谈到了刚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尤其重点谈到了香港接下来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一国两制”如何行稳致远。对于新的选举制度，习近平表示，“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是一套好制度。”
述职结束后，林郑在北京会见传媒时也被问及是否连任的话题，林郑给出了中规中矩的回应，“这次来北京，唯一目的是做行政长官的年度述职，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没有想自己的未来的事情。”林郑坦言，她担任第五任行政长官到明年6月30日，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所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事，需要行政长官来处理的，都会由她本人处理。
习李的表态，加上林郑会见传媒时的回应，构成了舆论猜测“林郑会否连任”的最新素材源。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并未延续一贯的说辞，直接对林郑表示“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微妙的措辞变化意味着林郑连任的机会渺茫。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因为在新华社公布的习李会见林郑月娥的官方通稿中，明确写了“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而且即便林郑不连任，北京在现阶段还是会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就像修例风波刚刚发生之际，已经有百万人上街的情况下，北京依然对林郑月娥表示“充分肯定”和“支持”，背后的逻辑脉络是一贯的。因为在北京看来，修订《逃犯条例》的初衷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加上这一风波的发生在偶然性之外，更多的是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一方面可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会基于香港实际决定林郑是否连任，在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共看来，这并不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林郑任期内香港发生了修例风波这样大的社会动荡，肆虐的黑暴不仅使得香港的形象遭遇重创，也令北京在国际上受制于人、处于被动。基于此，作为特首的林郑月娥难辞其咎，故而很难继续连任。
这样的判断很容易得出，却也错判了北京对于修例风波的整体性认识。因为在北京看来，修例风波虽然短期看来是一件坏事，但长远来看却是一件好事，作为香港继六七暴动后半个多世纪里爆发的最大政治危机，修例风波不仅将香港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也倒逼着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香港国安法”并修改选举制度，香港由此进入“一国两制”的新周期。如果没有修例风波，香港积重难返的深层次矛盾还会继续被繁荣和稳定掩盖，人们依然有充分的理由对香港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别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补国安漏洞、修改选举制度了。
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将香港积重难返的问题暴露无遗。（Reuters）
基于此，北京所言“充分肯定”也好，修例风波的发生也罢，并不构成林郑会否连任的决定性因素。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香港接下来迫切需要踏踏实实聚焦经济民生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迫切需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迫切需要由乱转治、由治及兴，迫切需要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像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管治好香港绝非易事，没有点真本领是不行的。香港当前的形势以及未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管治者需要回答五个“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始终把握好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大方向？能不能坚守为民情怀？能不能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能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香港更好发展？
从这个层面来看，“香港需要怎样的新特首”比“林郑会否连任”更值得追问。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虽然立法会选举之后，林郑会否连任引发了舆论短暂的关注，但很快就冷却了下来，原因在于香港社会整体性对于谁执掌下一届特首并无多大兴趣。在与香港各界人士交流的过程中，这种“不关心”背后有两种比较普遍的心理：一种认为不管谁当特首，都没有多大差别，不过是北京选定的一个“傀儡”而已；一种认为台面上那些有意参选的人一览无遗，任谁上台也是“换汤不换药”没有新鲜感，除非有黑马出现。
在修例风波这样的政治“高烧”之后，港人的“政治冷感”并不难理解，其中既有修例风波延长线上的情绪和不甘，也有对于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不信任，还有对于中共长期以来形成的恐惧与排斥，最终解开港人心结的办法，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以及实践之后香港能否发生切实的变化。在这样的转折关头，即将到来的特首选举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接下来香港不仅要完成内部的拨乱反正，还必然要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中美冲突引发的外部风险与挑战，这样的内外变局决定了对下一届特首的要求，绝非随便一个“傀儡”就可以靠得住，也绝非仅靠“忠诚”就可以担当。
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自己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披露了自己与苏联解体主要当事人戈尔巴乔夫的一次偶遇。在那次偶遇中，李肇星就苏联解体的原因向他提问，戈尔巴乔夫面色凝重地说，自己最敬佩邓小平，但俄罗斯没有邓小平。对今天的香港来说，虽然人们很难指望会出现邓小平式的政治人物，但至少应该做到全面准确领会邓小平对于香港的深谋远虑，读懂“一国两制”这一前所未有制度设计行稳致远的样本意义，在带领香港再出发的过程中能有邓小平当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气魄，并将香港问题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中来审视与观察。如此，香港才可能真的由乱转治、由治及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