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2021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结果的出炉，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代正式落下帷幕。由于社民党得票率居首，素有“小默克尔之称”的社民党候选人肖尔茨（Olaf Sholz）极有可能出任下届德国总理。一时间，有关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政治与战略走向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热议。
在此，首先应该解答的问题是默克尔时代究竟留下了何种遗产。其中，正面与负面的部分又分别有哪些呢
综合其执政生涯来看，默克尔是一位颇为稳健成熟的守成型领导人，而非锐意进取的开放型领导人。这一点在内政与外交各方面均有体现：内政方面，得益于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时代实施的“2010议程”造就的改革红利，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德国经济总体表现稳健强劲，并一跃成为欧盟经济的领头羊与发动机。
凭借日益雄厚且在欧盟范围内独树一帜的经济实力，默克尔当局也得以顺理成章地在悄然之间打造出了一套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领导权”体系——这一点在欧债危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彼时，德国凭借强大的实体经济能力，率先在欧盟主要经济体中复苏。为化解危机，德国摆出强硬姿态，让其他成员国——尤其是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南欧四国——接受了严格财政紧缩的德国方案。
虽然此一举措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柏林方面强力推行的“财政纪律联盟”约束下，爆发于南欧四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才没有对整个欧盟造成难以挽回的打击。
不过，正如前述，默克尔的领导风格属于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一类。在维系德国经济基本盘稳健向好的同时，默克尔当局却在保守中错失了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先机。
这一失策导致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在新兴数字技术产业上全面落后于中美，以互联网产业为例，目前欧盟本土范围内没有出现一家足以力扛全球竞争的互联网头部企业。同时，整个欧盟的互联网市场都处于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控制之下。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缺乏本土强势企业的制衡，规制硅谷互联网巨头的重任只能由布鲁塞尔方面的技术官僚通过在相关立法与行政管制措施方面持续的推陈出新来进行。
在数字技术领域之外，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在新能源领域也没有进行任何颇具前瞻性的布局。不仅如此，默克尔本人偏好的“民意驱动”型决策模式，还使得德国在新能源领域自缚手脚。此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匆忙弃核之决定，彼时面对国内绿党势力挟核事故之威全面施压当局的浪潮，骑虎难下的默克尔只得束手就范。
但这一“顺应民意”的权宜之计不仅造成德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面滞后，还给德国自身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作为欧陆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德国自身的用电需求极其旺盛。在默克尔时代，随着环保主义力量的日益崛起，执政当局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减排压力。
这对于此前长期以火力发电为主流的德国来说挑战相当严峻，而原本作为新能源首选的核能在福岛事故之后彻底被柏林方面的摒弃。在这种情形之下，默克尔当局只得转而依靠欧盟本土奇缺——根据欧委会2019年的数据，欧盟范围内77%的天然气需求依赖进口——的天然气进行“绿色发电转型”。
因此，这也反过来为欧盟域外两大强权美俄提供了其梦寐以求的，能够直接影响欧盟对外决策的地缘抓手——“天然气”牌。
如果说默克尔在内政治理上的开拓不足使得德国与欧盟在维系现有经济优势地位的同时，丧失了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话。那么其在对外战略上的守成踟躇则导致了德国乃至整个欧盟不仅难以跃升为与中美类似的全球顶级地缘力量，甚至在日渐犹豫中面临逐步边缘化的风险。
终其任期，默克尔虽然在口头上不断强调“欧盟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决策上却从根本回避触及这一问题的核心——即法德轴心如何进行合理协调的问题。
面对巴黎方面不断抛出的诸如“欧洲军”、“欧洲防务联盟”及“欧洲财政联盟”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围绕继续深化欧盟一体化进程展开的远景计划，默克尔当局的回应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索性就置若罔闻。
在构建“欧盟战略自主性”上的短板毫不意外地导致了默克尔当局在处理与域外强权关系时不断遭遇“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点在欧盟与中美俄的三角互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就对美关系而言，自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以来，随着华府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作为“民主桥头堡”的欧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下滑。
与此同时，于全球霸权层面逐渐衰退的美国，不仅加紧了对“钦定劲敌”中俄的打压，甚至连昔日的传统盟友欧盟也一并进行“抽血式”施压——奥巴马后期发生的“大众门”事件以及特朗普时代美欧之间此起彼伏的贸易争端就是典型例证。
对此，身为“欧盟首席领导人”的默克尔虽然对华府种种“放血盟友”的行为颇为不满，乃至在公开场合与华府一号实权人物——美国总统毫不避讳地“互怼”（参见特朗普与默克尔），但在实际外交决策上却并未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这一点在安全防务层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9年11月发出北约脑死亡的“惊天暴论”之后，默克尔当局不仅没有接茬，反而全力强调了北约对欧洲防务安全的“不可替代”性。
默克尔当局上述在对美关系上“暧昧不清”的依赖状态，也间接造成其在对华与对俄战略上飘忽不定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欧俄北溪2号项目争端与中欧投资协定的“反复拉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就前者来说，默克尔当局虽然坚定认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系事关欧盟能源安全的“生死线”，但在华府先后利用白俄选举风波与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毒杀事件反复操弄欧盟内部的“反俄红线”之后，柏林方面却受困于欧盟内部“民意”，表现出明显的缺乏战略定力之特征——即在项目推进上反复摇摆。
就后者来说，在去年年底中欧领导人达成历史性共识之后，原本应正常走完内部批准的中欧投资协定却在华府先后利用香港与新疆问题挑动布鲁塞尔方面的“普世价值神经”之后陷入僵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默克尔时代落幕之际，德国与欧盟的当务之急在于全面梳理反思默克尔时代的“正负遗产”。而作为默克尔的接班人来说，如能在继承默克尔稳健圆熟风格的基础上，于开拓性上取得些许突破，或许是德国与欧盟最为期待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