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23日开始，越南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疫区胡志明市的近900万市民开始了最新一轮为期两周的“全面封城”。这座有近18万人染疫，六千五百人病亡；每日新增患者四千人，新增病死者近六百人的疫区大城到9月15日前暂时停摆。
在此期间，越共中央军委、越南国防部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号召下，于8月20日调动驻扎在胡志明市的第七军区和位于平阳省的第四军机动部队，出动包含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及军医在内的共4.2万人入城维持秩序。到23日，越南防长潘文江大将与副总理黎文成又率1,200名军医入城坐镇指挥。
越军8月23日入城之后，当地秩序一时井然
目前，越军已在警察的配合下控制了胡志明市312个检查站，开始了疫区封锁地区的粮食、药品等物资配送工作。考虑到胡志明市最高主官，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市长）阮成峰已在20日被免职。这使得胡志明市的“军管”状态呈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因素。越军此次调兵入城接管胡志明市，与该市疫情管控不力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越军入城接管封城事宜，可能也是越方的无奈之举。
从5月31日在隔离区内发现感染源不明的患者开始，胡志明市一方面宣布“疫情仍属可控范围”，一方面则强调“如何采取社交疏离措施将由该市政府决定”。这使得该市先按“第15号总理令”开始“限制社交”，又从7月9日开始按“第16号总理令”，即只允许市民购买必需品的指令，执行在越南各地均有成效的“禁足”措施。后又在7月26日开始增加“市委第12号令”，宣布全市自下午6时起“宵禁”。
面对胡志明市方面的各种举措，努力控制疫情的河内一度颇为满意。7月11日，越南副总理武德儋认为“胡志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走在正确的方向”，到27日，武德儋还在视察胡志明市一线时要求“动用一切医疗资源”。但在当局大规模的物资、人力倾斜之下，胡志明市的疫情竟日趋恶化，其日检测量甚至一度不足三万。越共高层的疑惑和不满也随之呈现。
阮成峰虽已被解职，但他仍暂时在胡志明市负责相关工作，目前他正在当地守德市新区配合指导防疫工作。（越南劳动报网页截图）
事实上，也就在7、8月间，胡志明市集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让越共高层较为头疼。
首先，胡志明市及周边平阳省在面对疫情影响工业区时，没有像北方北江、北宁两省一样，采取先停工，后隔离，进而疏散健康工人的做法。身为经济中心的胡志明市一旦因封城而发生停摆，其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该市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越南全境的22.3%，阮成峰等当地领导为保经济，避免越南遭遇停产引发的“产业链断裂”，导致疫情变得不可收拾。
其次，从7月上旬开始，胡志明市等地盛传“全面封城”，这导致数万人以自驾摩托车等方式分批逃离。虽然很多市民返乡后又被劝返，胡志明市当局也在7月14日“辟谣”。但当地在疫情下掀起的抢购、挤兑风潮已经难以抑制。直到8月21日，越南警方仍在南方的高速公路上堵截从疫区“返乡”的大巴。
对越方来说，此次“封城”早有苗头，自7月以来传言四起，图中即为越南警方在8月21日截获并劝返的载客大巴。（越南西贡解放日报网页截图）
再次，胡志明市的“社交距离”、“禁足”等措施在基层的落实力度不足。一方面，社区干部以“16号令”中的“必需品”为由，设卡盘查居民购买的物资，并加以奚落。另一方面，一些“官二代”人士却能拿到通行证，并在封锁中畅通无阻。这种反差在民间引发了相当的不满，也让河内高层有所不快。
到8月15日，胡志明市方面宣布“连续多天未出现新疫区、新集群，新增确诊病例持平或开始下降”，并承诺9月15日“控制疫情”。这一口号相对于该市每日仍有近四千名新增患者的局面，已很难再取得河内的信任。
在胡志明市疫情开始向越南第一代工大省平阳省扩散，导致当地日新增患者三千余人之际，越方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也在情理之中。
8月17日，中国驻越南大使向越军指出，中共中央军委、中国国防部决定向越南人民军队援助20万剂新冠疫苗，旨在帮助越南早日战胜疫情。（越南人民军队报网页截图）
而今，随着越军大举入城接管秩序，此前在河内、岘港等地曾经起到效果的“武汉封城”经验，加上军方兜底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胡志明市自行购进的数百万中国疫苗，或许将在胡志明市扭转局势，并成为越南在面对变种新冠病毒时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