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变幻时】
慕尤丁政府自上台一年六个月以来，始终难以摆脱无法掌握国会多数的困境，但对国盟政权而言，这段时间所经历的压力，其实前后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慕尤丁最初是面对希盟和在野力量的挑战，由于在野阵营无法整合，这股压力反而最快消退。接下来在第二阶段，他反而面临国盟内部的阋墙，因巫统的进逼而岌岌可危，但过去几个月以来，慕尤丁所遭遇的困境则发生变化，主要是受到马来统治者与王室的制约。
在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对峙之中，角力的重点也有所变异。面对泛希盟阵营时，是典型的朝野对立，面对巫统的抗力，其实是利益分配，当面对王室之时，则演变成宪制层次的斗争。这种宪政冲突所引致的张力，在某些程度上是超越了单纯的权力丶派系博弈，考验着马来西亚君主立宪的宪制运作，尤其是涉及紧急状态的存废，因此带有更深远意义。
立宪君主可否发挥制衡
七月二十九日在国会开议中途，国家王宫发出严正声明，声称政府在国会宣布终止紧急状态条例的说明，是不实与误导国会，此言等同于训斥政府有违宪之嫌。
文告一出震撼朝野上下，也立即导致当日的国会停摆。傍晚内阁阁揆发出回应文告，则形同驳斥国家王宫的责难，捍卫政府的立场，表示一切行为皆依足程序也符合宪法。至此，累积多时的宪政危机已不必掩饰，君主立宪体制之下一贯的谦让恭敬，也濒临撕毁。
慕尤丁政府与最高元首为代表的王室力量，在这次的宪政冲突中，表面上是围绕着终止紧急状态条例的权力谁属，但更深层的矛盾焦点，是关乎着立宪君主在宪政秩序出现危机时，是否可行使其制衡角色，以节制行政部门的扩权与野心，扮演维护宪政秩序的作用。这个或许才是这一波宪政危机的深层意义，也关系到政治转型期间，各权力机关如何调节彼此的权力角色。
从宪法的规范而言，慕尤丁政府与最高元首的争议在于，立宪君主是否要必然和全盘地接受行政部门的劝谕，即使政府的劝谕符合宪法程序？如果行政部门依足宪法程序却提出了违宪的建议，元首是否也要照单全收？
政府与王宫的各自理据
慕尤丁政府认为，按照联邦宪法第40条(1)和(1A)，最高元首应根据内阁和部长的劝谕而行事。最高元首则认为，在处理紧急状态条例的存废这个问题上，不能只根据宪法第40条相关条文，而是必须考虑到联邦宪法第150条(2B)和(3)的规定，即在终止紧急状态条例的问题上，必须交由国会辩论和表决。如果只关照宪法第40条的相关条文，就有可能造成行政权独大或是独裁，绕过国会的角色而自行独断。
在这些技术细节的争议以外，慕尤丁政府显然认为，在君主立宪制度下，除了元首有裁量权的部份，其余一切行动都宜根据内阁的劝谕。在这里政府是有意采取狭义的诠译，并坚持这种见解。
但在最高元首方面，王宫则主张不应完全或无条件批准政府的所有劝谕，那怕是依照宪法第40条等的程序规定，如果有关建议被认为违宪，元首可以拒绝同意。况且在处理紧急状态的问题上，尤为兹事体大，更不应该违反宪法原来就有提交国会辩论之规定，否则就是侵蚀国会的地位和最高元首的部份权力。
元首不御准违宪之建议
但是冲突的爆发点却发生在，在最高元首还没有明确的御准废止紧急状态条例前，慕尤丁政府就径自在国会宣布，或许政府是轻率地认为，已经提呈建议就视同得到了同意，此举似乎就是超越了政府权限，抵触了王宫的底线。
另外，慕尤丁身为阁揆，也有责任说服最高元首接受其劝谕，而非仓促行事，这些因素都导致这个政府慢慢地失去了王室的信任。慕尤丁的回应文告其实印证了王宫的说法，即元首还未同意之前，政府就径自废止紧急状态条例。
简单而言，此次宪政危机牵引出一个极其严肃的争议，就国家王宫的态度言之，如果政府提出的劝谕是违宪和不合宪法精神，最高元首不需要全部御准。面对有违宪之虞的政府建议，元首不一定要受宪法第40条相关条文的狭义约束，反而可以提出元首的劝告和谕令，以维护宪法的尊严。
由于在这个关节点上采取的立场不同，慕尤丁政府与王室之间就发生了大马宪政史上罕见的对撞与分歧。
宪政的制衡与分际
有人认为，如果同意立宪君主可以不依照政府的劝谕来行事，会否导致王权扩张而危及议会民主。这个担忧是值得重视的，也有必要慎重看待。
但我们也有必要关注立宪君主在维护宪政秩序上的应有角色，尤其是在一个有长期威权政治传统的国家，加上当前的政府未必享有国会多数，反而却有愈加明显的威权独断倾向，则宪政体制内应有的制衡与分际就显得十分珍贵。
况且，在过去一年来马来西亚宪法秩序屡受侵扰和遭受破坏之际，最高元首既是宪法的组成部份，也是国会的重要一环，亦未尝没有理由防止行政权的独裁和毁损宪法尊严。
合宪地阻遏野心与民粹
从理想的应然面而言，立宪君主代表国民主权，如果能在宪法秩序受到冲击时发动抵抗，也有助于恢复宪法的地位。今次的冲突，最高元首试图维护国会主权，此举得到民意和公民社会的支持。
在英国宪法权威白哲浩（Walter Bagehot）眼中，立宪君主有三项权利，即被咨询的权利丶给予鼓励的权利，以及警戒的权利。国家王宫在文告中就提到，统治者在行使职权时，固然要尊重政府的建议，但也有义务给予政府劝告和训诫。
事实上，如果在行政权和王室之间，在维持行礼如仪的谦恭之余，亦能在合宪范围下保持一定的牵制与监督，也有阻遏野心与民粹的作用。
这一轮的宪政危机牵涉层面广泛，一是涉及紧急状态的施行，二是涉及可能未掌握国会多数的政府，三是涉及重要的宪政原则，即最高元首可否拒绝政府提出的违宪建议？三项之中又以最后一项影响深远。
宪法向来不是静止与孤独的文本，宪法是需要有机地成长，在政治转型时期，经常需要通过冲突和角力之后，宪政机制才能在顽强的环境中得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