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广泛的思想文化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加强，培养了中国人民的“世界胸怀”。这场仍在进行的启蒙运动，涉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实践活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其意义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世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一般是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具有启蒙的特性，提倡人类理性，反对愚昧、迷信和封建专制，旨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要内容，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封建愚昧、迷信和专制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真真切切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真真切切地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五四运动时期的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消息已从不同渠道零星传入中国，但没有什么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范围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在广义上“可分为前后一脉相承而性质并不相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成为主流。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便是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1919年，李大钊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而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使中国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落得任人宰割的境地，人们期盼已久的和会竟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能收回，却被日本劫取。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愤慨地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巴黎分赃会议直接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五四爱国运动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被列强宰割。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无数志士仁人苦苦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但一直没有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先进分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时候，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历史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铺垫。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愚昧和迷信。“这种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千百年来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这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个重要功绩，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任务也就提出来了；报刊积极参与关于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传说中国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918年12月，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陈独秀是另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将。1922年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22年，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指出这两大精神是：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的精神。1923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作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演讲，阐述了“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心。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这两个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
五四运动时期，大量的报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新青年》还在1919年第6卷第5号上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陈启修等的《马克思研究》、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余篇。
2．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启蒙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特别是唯物史观，极好地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如梁柱指出的：“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开始他就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唯物史观广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1920年，李大钊指出：“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一些先进分子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认识。
第一，深刻认识到必须改造经济基础，才能改造社会。例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和主义》一文中写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的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第二，深刻认识到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李大钊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认识到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对旧社会的改造。
第三，深刻认识到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陈独秀指出：“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在《列宁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疾呼：“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呵！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
第四，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前途，并且已形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写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陈独秀认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数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讲演中，他反复强调要选择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中国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已形成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写道：“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在这里，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才能在国际上“存立”。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寻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下一步就是如何解决救亡图存的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大批先进分子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从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3．其他阶段的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初期传播的高潮，奠定了它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础。在后来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化，更加广泛，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出版和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出版发行马列著作。据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60多种。同时，多次组织纪念活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在1926年，一些地区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到100多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单行本《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卡尔•马克思》。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共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这套必读书目共计12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同时，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本数量也显著增多了，中国的出版机构进行了重印。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优越条件。除人民出版社外，中央编译局于1953年成立，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几十年来，先后推出各类著作。第一类：全集和补卷。例如，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三大全集”的“补卷”。第二类：选集。例如，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第三类：选读本。例如，出版了《<资本论>导读》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第四类：单行本。主要的马列著作基本上都有了单行本，如《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资本论》、《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据不完全统计，马列著作单行本共翻译出版300多种。第五类：专题文集、言论集。例如，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资本市场》、《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和《马恩列斯毛邓江论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这些经典著作的不断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走进了课堂，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亿万学生的必修课。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类院、校、系、所等机构，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今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广泛掌握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和人民面临的时代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第一，中国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中国实际，毛泽东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必须广泛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调动人民力量。第三，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坚持群众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2．邓小平理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奠定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定位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理论有力地纠正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定了邓小平理论的性质，确保中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理论也是关于发展的理论。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针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他十分重视保持社会稳定，强调“稳定大于一切”。这一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它们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面对世纪之交复杂的国际形势，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旨在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防止党蜕化变质，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也是旨在解决好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生社会力量的关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局部资源耗竭问题。针对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旨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它对人们的最大启蒙是：要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可持续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要求
理论是以往实践的总结，也是以往实践的结果，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里仅就以下三大问题，提出一点思考。
第一，如何防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拉大趋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在全球范围内穷国与富国经历着两极分化，这种全球性的两极分化现象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中国急需理论和实践创新，遏制两极分化趋势，防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地区矛盾激化，防止出现社会动荡，以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而最根本的是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千方百计地提高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上，我们急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第二，如何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保证我们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淡化了党的宗旨，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极力追求个人私利，党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尽管近年来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批腐败分子被清除出党，绳之以法，但党政部门的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必须努力加以克服。反腐败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制度建设上，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决不能以反腐败为名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多党制。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其腐朽性暴露无遗，所谓的西方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少数富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样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制度创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民主建设，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打破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律”，是中国在21世纪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第三，如何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快速兴起进程中，国力不断增强，将在国际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占主导地位，具有较大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特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对我国和平发展构成极大威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显露出“西化”、“分化”中国的强劲势头。中国如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搞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解决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问题，推进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建立，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世情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像欧洲18世纪那样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但也出现过“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从“民为神主”到“君舟民水”的民本思想，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独尊儒术”，从外来宗教思想的冲击到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再到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启蒙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以及漫长封建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没有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入也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大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但影响主要是在东亚地区，对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总体上讲影响不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应用，真正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远远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具有持久的启蒙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广泛的思想文化革命。马克思主义具有反对封建迷信的强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破除了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构建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共产党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场思想文化革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思想文化革命都更为深刻、更为广泛。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唯心主义和各种封建迷信盛行，严重阻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今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使中国人民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强有力的共识。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又是如何掠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和腐朽性，使人们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深刻认识，并保持高度警惕，对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具有强烈的期待和使命感。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先进分子及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在相对落后的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只能选择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科学论断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生活在东亚大舞台上已有几千年。从先秦的华夷之辨，到清代的满汉矛盾，“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并不强烈。“中华民族”的意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过程中逐渐加强。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满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中国广大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讲，阶级斗争取代了“民族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不是狭隘的汉民族或其他某个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加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重要保障，是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维护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而这一保障无疑极大地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苏联正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才出现难以遏制的民族分裂趋势，终致国家解体。
第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与对接，培育了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胸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西方优秀文明成果长期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形成新的“世界观”。中国先进分子摆脱了传统的狭隘的封建时代的世界观和排外观念，也避免了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殖、反帝、反霸，但不盲目排外。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世界胸怀。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解决了中国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它解决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使人民认识到自身价值和当家作主的能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亿万人民群众，使其摆脱了一切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而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这种思想建设无疑是一场空前的启蒙运动。而这一启蒙运动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和社会实践活动，就广度和深度而言，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已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探索出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变成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道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更加具有世界意义，必将为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伟大贡献。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9期，摘自2013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