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治下，香港有两个大名鼎鼎的SB（缩写）：一个是纵横银幕，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影业（Shaw Brothers）；一个是只手遮天，阴诡莫测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Special Branch）。以至于坊间不愿意直呼“政治部”三个字的时候，就会说某某人是“邵氏”。
域多利道扣押中心──政治部拘留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意图推翻港英政府管治的人员的地方。（资料图）
作为回归前香港最神秘的准情报部门，政治部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积极推动下，于1995年解散，涉及机密的资料被认定为英国军方财产，永不解密。档案、文件、软盘等由英国派出军用舰艇运回伦敦销毁或另作安排，人员撤回英国或就地遣散，愿意继续在港的，则视保密级别发给英国国籍甚至居英权，关于政治部的说明只有“立法局”的一份一页纸的文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
财务委员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
政治部讨论文件EC(96-97)32
(－1个警务处副处长、－1个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1个 警务处助理处长、－3个总警司)
政治部由情报部和保安部两个分部组成，由于情报部逐步解散，其首长阶层的六个首长级职位（即一个警务处副处长、一个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一个警务处助理处长和三个总警司职位）已相继悬空和冻结。警务处处长现建议将这些列于警队编制的职位正式删除。由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起，保安部的工作已交由刑事侦缉及保安处处长管辖。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
财务委员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
政治部讨论文件EC(96-97)32
(－1个警务处副处长、－1个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1个 警务处助理处长、－3个总警司)
政治部由情报部和保安部两个分部组成，由于情报部逐步解散，其首长阶层的六个首长级职位（即一个警务处副处长、一个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一个警务处助理处长和三个总警司职位）已相继悬空和冻结。警务处处长现建议将这些列于警队编制的职位正式删除。由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起，保安部的工作已交由刑事侦缉及保安处处长管辖。
政治部从此风吹流云散了吗？
时间要回到1922年，中港海员大罢工期间，港英政府嗅到了香港工会当中共产主义工运的气味，于是组建反共小组（anti-communist squad），归属于政治课（political bureau）管辖。193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美国正在国内严厉打击共产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甫一出版就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重点“关照”。
英国也亦步亦趋，为防止殖民地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在各殖民地警察内部设立政治部门，并将香港警察（彼时尚未得“皇家”前缀）政治课改组为政治部（Political Department），设立于刑事部（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内，建立之初受到了军事情报局第5处（MI5）的大量指引和支持。
1931年，“祖家”（殖民时代港英公务员对英国的称呼）的MI5改组为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受内政大臣指挥，但划归外交大臣管辖。改组之后安全局大举扩张机构，远东地区总部设在新加坡，香港作为自由港，当时还没有显示出太强的战略意义。政治部虽然与MI5关系匪浅，但工作以签发护照、人口登记、移民登记、公务员品格审查等为主。
1933年，香港警察政治部的英文名更改为Special Branch，指挥机构明确为MI5。但中文名一直沿用，所以有了“SB”的缩写。成立之初政治部有200余人，大多数为英国警官和情报人员。
1941年，日本侵略军用18天的时间打败了在香港驻守的英军，港督杨慕琦签字投降，香港进入了3年零8个月的日占时期。留在香港的英国军警人员大部分被投入战俘营，港英政府随之瘫痪，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才重新掌握香港。
第21任香港总督杨慕琦（资料图）
拿回治权后，英国人重新成立政治部，主要任务是甄别在日占时期服务于“军政厅”的公务员，和加入了日本军政府“宪兵纠察队”的警察是否可以继续留任，以尽快恢复香港的行政架构，应付汹涌来港的战争难民，“防范共产主义”的任务被暂时放在了后面。
1946年起，政治部纳入香港警察队架构，但港府官方仍然不承认政治部的存在。195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剧烈变化，政治部在掌门人赖德（MI5特工，公开身份为香港大学副校长）的指挥下，开始发挥英国人最需要的作用：搜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的情报，严密防范和侦察共产党、国民党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防止两党在香港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
当时除了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还有“第三势力”以香港为基地伺机而动，代表人物中有张发奎、顾孟余这样铁杆反共，甘心受美国人指挥的人物，也有章伯钧、李宗仁、张国焘等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还有如蔡文治这样投靠美国，准备武力反攻大陆的流亡军人。
美国政府，尤其是改组不久的中央情报局看中了这些人的种种价值，给予了大量的资金、资源支持。驻香港的中情局站长哈德曼还曾亲自接见过张发奎等人。后来由于蒋介石反对美国扶植他人削弱台湾，哈德曼被调回国内，蔡文治在塞班帮美国人训练的“精锐”和在大陆的“百万潜伏兵马”也在“行动”中羽翼尽折。
这个过程中，英国情报机关角色非常微妙，他们不希望有人以香港为基地进行军事行动，同时也不想得罪任何一方——美国与英国是军事同盟，台湾与英国有“外交关系”，共产党政权虽然刚建立不久，但伦敦和北京有默契——香港暂时保持现状，英国可以保留对香港的治权，中国可以和平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
这一阶段中“政治部”的工作十分微妙——对美国的行动进行可控的支持，对台北和北京在香港的势力进行均衡的打击，同时对“第三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核心目标是保持英国对香港的绝对控制。
1967年，香港左派在北京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暴动，同时北京的运动大火也烧到了英国代办处，使得港英政府得到了名正言顺镇压左派的绝好机会。在明确了北京暂时不会武力解放香港的底线之后，开始大规模渗透、策反、镇压左派。政治部得以“大展拳脚”，从窃听、非法逮捕、无限期扣押，到发展线人，派人卧底，再到盯梢、尾随、驱逐，手段无所不包。
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九龙新蒲岗的胶花厂工人不满资方苛刻的条例发起罢工，结果资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警察暴力镇压。（资料图）
歌唱家莫华伦的爷爷，当时的香港华商总会董事莫应溎，因为受开国大典的鼓舞，在1950年3月，力主在香港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遭到港英政治部24小时尾随和多次“谈话”的特殊“优待”。最终被标签为“不受欢迎的人”，于1952年被港英政府驱逐出香港。
同时政治部将“洗脑赢心”这一理念发扬光大，“洗脑赢心”由英帝国马来亚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西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