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附录(三)
我的声明 贝文对
(2020年10月)
1969年尾，我从印尼边界进入第三省(国内)边区后，就逐渐了解到民族的落后性。总的说，他们没有改变现状和进行革命的要求。从民族、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敌我实力对比的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我怀疑通过边区民族工作和武装活动，以实现“9.19”会议提出的：将边区地带建成武装斗争基地和党的领导核心驻地的两大政治任务的可能性。如果按所定的任务和目标逐渐从第三省边区向东(第四、五省等)搞过去。可能损失很大甚至全军覆灭也不能成事一一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故，我决定暂时在国内的第三省边区通过搞医疗福利、农业生产、粮食及储备等开展民族群工作;并适当开展些武装行动。保持比较低调的活动，以免引起边区局势紧张状态。待黄纪作从西部回来后，再对武装斗争和边区工作，做实事求是的认真研究后，再作出较适当的工作计划，或许黄纪作可能从林和贵那里带回有关东部边区工作的组织关系和经验。同样也等纪作回来后再建立第三省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作暂以部队关系保持联系。这样在工作方面当然显得较为松懈，甚至被人认为脱离实际。
上述考虑和做法都没有和同志们(包括领导同志) 提起过。因为以当时的特殊情况考虑，若向同志们提出必会引起严重的批斗，或甚至可能引来其他不测遭遇。
3年的时间迎来的是黄纪作与砂拉越首席部长哈志阿都拉曼耶谷的和平谈判。
我于1974年1月中旬，从第三省边区抵达诗巫，与黄纪作见面谈论后，认同他对10年来不符合砂拉越国情的，根本不能取胜的武装斗争的看法。并采取双方基本可以接受的和平谈判方式加以结束武装斗争的做法。于是，我严然决定放弃斗争，恢复合法身份，结束长达22年的革命生涯。
还好，3年多在第三省边区活动保持低调形式，没有造成局势恶化，同志们的宝贵生命得以保存。否则步上第一省和第二省边区斗争局面之后尘，可能造成严重损失，那就太不值得。
至于1974年和平行动结束后，第三省尚留下一批同志继续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于1990年，再以和平谈判全面告终。这17年的继续斗争，是以洪楚廷为首带领下的122人继续斗争者历程，是对或是错，就让历史去判断吧(注1) !
关于9.19会议，武装斗争谈判问题，请参阅《黄纪作、贝文对、黄纪晓对三个历史问题的意见》(注2)。
注释：
1、第二次和谈全出52人，其中扣除去后来加入者11人外，原来留下继续斗争的122人，只剩下41人而已。关于17年斗争过程，可参阅于东的《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第九、十、十一章部分内容一一2009年5月出版。
2、见黄纪晓的《烈焰中追梦》第572页一一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