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六、边区(印尼)基地的斗争
北加人民军成立时，就在印尼边区的马罗河(S.Kapuas河尾大支流)建立基地，为时5年的边区基地，成功地依靠自力更生开荒生产，解决了为数100多人的队伍，乃至在高峰时将近200人的粮食问题。部队多次打破敌人的“围剿”，部队从这里出发成功打通路线与国内第三省取得联系，边区基地成为国内同志和人民群众最大的依托和想往的“延安”，边区红旗成为国内革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大号召与方向。边区基地的辉煌，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由于印尼反动派不断地疯狂进攻和面对许多客观困难，1968年底，总部领导(黄纪作、贝文对、洪楚廷)均已离开边区进入国内开展工作，紧接着支队长罗平同志不幸牺牲，边区基地的领导力削弱，从此以后，支队同志陆续转去其他支队，或进入国内。1970年底，印尼反动派再次大进攻，生产地和营地被占领，最后20多人全部转入国内，放弃边区基地。沉静4年多以后，在总结批判和谈的思索中，又再次让人回忆起边区基地这个“老家”，和提出重建边区基地这个战略任务。
1977年9.19会议正式决定重上边区建基地，得到同志们响应，积极行动投入建基地的工作。领导上更发出多篇文告，号召同志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为武装斗争基地的创业立新功!这些文告有：
“在武装斗争的一定时期里(特别是初期)，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由于边区远离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统治势力薄弱，交通不便……，我们只有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就能够在全国人民中树立对我党我军的革命信仰，和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就能够给敌人制造更多的困难和破坏，就能够创造出坚强的武装力量，就能够建立全国的领导中心，不断的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逐步的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任务。因此，在一定时期里，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基地当作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把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我们当前最首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引自“关于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1977年9月19日—–参考文件集。
(1)“关于当前我们的具体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正式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和争取建立边区斗争基地，并把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建成为我们的中心武装斗争基地。而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我们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
(2)“……从过去我们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经验证明，在北加这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小国里，不论在国内的森林或边区的森林地区，都能够有条件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由于我们在对待根据地的问题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所以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致使有了根据地还主动取消根据地，以致更主动取消了大部分军队，差点就取消了一切，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今天，基地虽然被取消了好几年了，但建立基地的条件仍然存在，我们北加人民不能一错再错，必须紧握时机和坚决地走上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道路”。—–引自文件集“放手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号召书”。
(3)“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对待建立根据地问题是犯上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北加武装斗争特点的结果。同时指出了过去武装斗争犯上的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对武装斗争的不利影响。会议认为洪书记提出的建立北加式根据地——武装斗争基地的理论和办法是正确的，是符合北加社会特点和武装斗争特点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北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对北加革命的创造性运用。……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是建立北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途径，它必将有力促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实现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会议热烈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热烈响应党的参加建立基地的号召，最积极的参加和支援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为武装斗争基地的创业立新功!”—-引自文集。
(4)1978年9月19日的“关于巩固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文告(注1)中更指出：“对武装根据地和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自觉性不够高，……甚至最后于1970年底主动放弃了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致走上右倾投降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边区武装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成败，但没有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坚持不了的。……关于党的领导方面指出……在边区与国内的斗争方面。[(注1)这些文告中所指的边区基地存在的问题，是指1965一1970年在印尼边区马罗河建立的基地，有的指责与事实不符]。没有把坚持边区斗争为主，以国内斗争为次;在处理生产地和营地的关系方面，营地太接近生产地并不够隐蔽，也疲于应付敌人—-在处理后撤方面，没有迂回而是直线(沿大河边)的撤退。在打击敌人的进攻方面，没有注重发挥地雷，陷阱和各种机关威胁等等。以上所举的，就很大破坏了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巩固发展，……在不断的加强粮食生产方面指出：过去不能胜利坚持印尼边区武装斗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不能更好的突破生产粮食关，所以由于缺粮就不断的削弱武装力量。不能更好突破粮食关，主要是我们的战略战术还不够正确和机动灵活。因此不能更有力的打击敌人的进攻，就不能有更安全的环境进行粮食生产。在解决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方面，又不能实行秘密分散的小搞与公开的集中大搞相结合。种植不够多样化，粮食不够多样化，就使到不能更好的解决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不断的加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周围民族工作，基地就不能更好的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巩固和发展也成大问题……，因此，今后我们必须重视民族工作，同时也必须重视吸收民族群众参加基地建设”—-引自文件集。[(注)(以上的文件在公开发表前，并没有给其他二局同志看过和提意见)。]
1973年和谈后坚持下来的同志，在华区面对敌人疯狂进攻和群众情绪消极，分化。工作也面对不小的困难。这时领导上提出重建边区基地的决定与大力宣传号召下，同志们热烈支持，积极响应是必然和正确的。即使当年曾在边区基地战斗和最后放弃基地的老同志，也在如此强调重建基地的重要性，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战略任务，更看到文告表明现在是更自觉更有办法克服过去的错误重建边区基地时，也积极响应再次上前线为重建边区基地拼搏牺牲，贡献力量!
1978年2月19日，突击队在刘小雄同志(边区老干部)带领下胜利到达印尼边区的S.Tekalan建立营地和生产地。这突击队中有三位(爱国，小雄，志明)是当年边区老同志，只有他们才更熟悉印尼边区的地理，是他们最有经验带领同志们开荒生产。其余5位同志也是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民族区)，吃苦和活动能力都比较强和突出。领导这次使用这样的干部是正确的，所以，他们胜利地战胜各种艰难完成突击队的任务。
五个月之后，洪书记与副总司令Ubong也带一批同志上边区，亲自领导工作。为了避免早日暴露，洪提出不可接触边区群众(伊班族)及生产地点大树不可砍，只砍下面的小树，以免空中暴露的新耕作方法(创造性的?)。几个月的努力后，虽然有些青菜收成，粮食依然不能解决。过后抢种玉米，金瓜，番薯等更耐饱的杂粮，但由于阳光不足，产量不高。同时，这时果子季节已过，野兽也少，同志们体现出易饿，营养不足，体力不足地坚持做劳动，造成同志们的思想矛盾与斗争呈现激烈化。
1979年5月，温贤定也离开拉让江下游重上离别多年的印尼边区。这时，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四位领导中的三位(洪书记，Ubong副司令，温贤定委员)都在边区。国内仅留下王连贵副书记兼副政委一人，可谓已经把主要领导力和多个干部都集中在印尼边区基地了。
印尼边区是广阔的原始森林，只有少数的伊班群众，而这些群众在1965年底930政变之后，被印尼反动派疯狂镇压下，多已和敌人合作对付我军。我们已很难期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何况领导已经决定不去联系群众。因此，要在这里立足，计划“把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建成为我们的中心武装斗争基地”(引自文件集)和“不能再像当年那样轻易放弃”(意即要更久和更稳)——参考前面引述的文告，就不能不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也不能只靠制板督粉，鱼猎，野果野菜为生)。自1978年2月19日建立点和生产地到1979年5月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是，粮食还没有真正解决，内部也呈现更多的思想斗争了。所以，5月温到后，针对粮食生产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考虑决定：认为必须乘敌人还未进攻之前突击开芭生产，采用当年边区那样，把大树一齐砍下烧后种下农作物，改变之前阳光不足的方式。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特别是边区老同志和Ubong副总司令)的热烈响应。领导和同志们一起投入砍芭的战斗中，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在这个种稻季节完成砍芭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烈日照晒后，便烧好种下稻谷，伴随着木薯，玉蜀黍，金瓜，伊班黄瓜，伊班恩沙比，苋菜，伊班茄等等。翌年稻谷杂粮均丰收，终于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储藏了不少战备粮。
1981年初，我们到距离大营地一天多的路程的深入区设立一个后备点，作为大营地暴露时后撤的地方。这一年忙于藏粮，建围栏防野猪破坏木薯等田间农作物。抢收木薯做成木薯干收藏起来。也种甘蔗制糖，捡拾树枳练成树枳油储藏。从1980年到1982年初，基地生活安定，粮食解决，这一年多时间是重建边区8年中最好的时期。
1982年2月5日敌人正式向边区基地进行大“围剿”，这时正好是我们召开北共第二分局会议。由于生产地与营地只有15分钟的距离，所以当敌兵在稻芭降落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大营地流动转移。会议也在转移中召开和结束。会议结束后，边区人员便分散应付。来自国内的王副政委等人便及时转回国内;洪与警卫队同志撤去后备点，避开敌人围剿区。当他们转到后备点，发现后备点已被敌人占领和破坏，他们又转向另外深入区避开敌人的搜查范围。其余留下20多位由温带领在重点“围剿”区与敌人周旋。这部分人员仍然在大生产地附近，没有机动人员可调派去打击敌人，又带着两个婴儿。经过两个多月的惊险万状迂回和断粮(储粮几乎被敌人摧毁)的情况下决定突围(注)。温带部分人进入国内中游，另一部分转到洪那里。这样边区“围剿”才结束，这部分队伍没有与敌人遭遇，没有伤亡。
敌人的“围剿”虽然只造成后备点的一位同志牺牲(渡河时溺水牺牲)，一个被捕(在生产地)。但是对继续坚持边区造成很大的困难，内部变化很大。
(1)我们的藏粮几乎全被烧毁，也不能再开芭生产。部队面对严重缺粮，主要依靠板督粉维持，生活又回到建基地初时般艰苦奔波。
(2)内部出现约占边区人数的60%的人离队。
(3)最终放弃边区，返回国内。
注：为什么坚持在敌人重点“围剿”区内没有更早突围呢?我自认是因领导要求对基地必须坚决地尽可能坚持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1977年批判和谈的时候，洪楚廷不只一次指出：“……对边区据点和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自觉性还不够高，以致在斗争环境还不是十分恶劣，并且还能坚持斗争的情况下，不断自动削弱边区武装力量，甚至最后于1970年底主动放弃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走上右倾投降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了严重损失。”“……1970年年底只留下约一中队兵力坚持边区基地的斗争……，敌人只空降了一连兵力，就轻易把我们逐出最后的营地和生产地……。总之，为了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我们必须不断千方百计的坚持基地到底。”一一(参阅《文集》和洪楚廷编写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100页。
洪楚廷的上述总结、批判并未曾在我们之间讨论、研究过;及对再重建边区基地后的反围剿策略问题(即遭敌重兵围剿，我们是否应先突围转移)，也不曾研究过。由于上述的批判是来自主要领导人，自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一定不可重犯上述错误”。一定要尽可能的坚持基地斗争。所以我知道，这虽是很冒险的做法，但不能不这样做。
同时，边区第二分局会议结束后，敌人的围剿还在继续，为了应对围剿和考虑主要领导的安全，我和洪氏分开。让他在警卫队带领下转移到围剿重点区外;而由我带领一部分人员继续在围剿区内坚持斗争。我们分开时，身为总司令兼参谋处主任的上级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和提醒等相关安全交代。
我是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经验和尽自己最大努力，指挥和严格处理每个安全行动，在同志们完全服从下，不断与敌人迂回转移。最后在处于断粮和敌人依然紧跟在後时，决定突围。结果全部同志毫发无损地，瞬间从敌人围堵中胜利突围出去。随后笨拙的敌人也收起破冈结束围剿。
洪楚廷在《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238页中指说：太慢突围是受“开会和轻敌影响”和“不易突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猜测。他忘了，此时边区会议已经结束和人员分散了;他也不知(?)我对国内和印尼这大片边区地区的熟悉和军事活动能力是能随时突围出去的。
如今回看当时做法，我是有错误的。首先，依当时的人员与敌情我应更早突围转移，不可久留在内线去冒很大的险;其次，我也过于遵从领导的意愿“尽可能坚持基地斗争”。我过于信任上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