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网》2021年04月19日
（吉隆坡19日讯）前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佐摩教授认为，根据大马过去实施紧急状态的经验，这些颁布其实都“别有居心”，以满足当权者的特定目的。
他指大马过去实施5次紧急状态，都并非真的有这“需求”，其中英国分别在1948年和1964年颁布紧急状态，旨在保住该国在区域和我国的利益、当局在1966年针对砂拉越的紧急状态，则是为了让时任首长史帝芬卡隆宁甘下台。
佐摩今日在“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在1969年种族冲突后颁布的紧急状态，是联盟政府未在大选赢得多数票，而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执政。至于1978年在吉兰丹的紧急状态，则旨在让国阵重新掌控该州政府。
他认为，国盟政府如今落实的紧急状态，已带来信心危机，同时无法振兴经济，目前的高失业率这证明这一点。
他以以往落实的紧急状态违例，当时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下降，而紧急状态时期欠缺监督制衡，也让国内外投资者却步。
他甚至指出，相比起冠病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政府落实的抗疫措施如行动管控令、紧急状态等，对经济带来更大影响。
“疫情其实不太直接影响到经济，然而其间接的影响，即政府采取的措施才真的影响经济。”
无需盲从西方国家抗疫措施
佐摩认为，大马无需盲从西方国家的抗疫措施，反之应该效仿一些抗疫相对成功的邻国。
他提醒大马领袖在抗疫路上别自以为聪明，应该放下身段，谦虚地向邻国，包括更贫穷的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学习。
他举例，越南及寮国比大马贫穷，但他们的抗疫措施做得更好。
佐摩指大马政府也可向没有实施管控令的国家及地区学习，如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些地方的防疫措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