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政经地位愈发重要、围绕中国的外交热点越来越多，如何调整对华政策、与中国磨合关系，近年来已成为西方各大国的头等外交课题。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就决心摆脱特朗普遗留下的西方分裂局面，联合各国一道协调对华政策，英国首相约翰逊也高呼“我们称之为西方国家的力量正再次凝聚起来造福人类”。但问题是，西方各国对华主要诉求不同、国内政经现实各异，所谓的统一战线并非易事。
在这等背景下，厘清英、加、法、德、澳、日等美国盟友制定对华政策时，究竟有哪些诉求和掣肘，这有便于读者透过表面外交动作去透视他国执政者的行动逻辑。该系列文章先从英、加两国着手分析。
近来，英国和加拿大似乎冲在了针砭中国的前线。在孟晚舟案上，加拿大频频批评中国搞“人质外交”——指的是，中方其后拘捕了被指控“窃取中国国安机密”的加拿大公民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凯（Michael Kovrig）——并在2月中旬联合58国发起《反任意拘留宣言》。
在新疆问题上，加拿大反对派牵头于议会2月22日通过“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决议。英加议会也在1月相继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进口相关新疆产品。英国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还频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提到新疆问题，与中国外交部多次爆发隔空口水战。
在香港问题上，英国自1月31日正式上路的BNO新政遭到中国政府激烈反对，自是不用多说。加拿大也从2月8日起显著降低了港人赴加工作及居留的门槛。另外伦敦当局上月还吊销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英语频道的广播许可，引发中国禁止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作为反击。
在中澳贸易战暂时退出新闻头条、美国政府仍在调整对华策略之时，英加的一系列动作便显得尤为突出。为何两国此时会如此大张旗鼓与中国“对抗”？背后原因可能比表面上更复杂。
特鲁多2月23日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线上联合发布会，两人表示会尽力解决“两迈克尔”案。（美联社）
对华外交背后的政治事件与经济背景
回顾两国与中国外交摩擦症结之所在，其实都有涉及内政的具体事件，因此在外交级别上较为紧迫。例如加拿大面临的孟晚舟案与两个迈克尔案（指上述两位同样名为“迈克尔”（Michael）的在华被捕加人）已拖了两年余，特鲁多政府希望趁拜登上台后尽速解决此事，最好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5月中旬对孟案进行最终引渡裁决之前，否则孟晚舟一旦被引渡至美国，加拿大就失去了以她换两个加拿大人的筹码，因此特鲁多政府此刻格外心急和强硬。
而对于英国而言，中英关系交恶的分水岭还是香港问题。中国在2019年逃犯条例示威过后开始着重解决香港问题，《港区国安法》、DQ泛民议员、推进“爱国者治港”等措施不断出台。而英国出于历史因素，本身对香港自是非常关切，再加之国内舆论也十分关注，因此给了政府需要持续发声并采取实质行动回应的压力，因此与中国频起冲突、关系不断转冷不可避免。
同时，约翰逊政府适逢脱欧后重塑英国外交政策，为体现脱离欧盟之束缚，自然会采取更进取的举动，其外交重点也会向亚太方向倾斜，而围绕中国新疆问题等一系列外交热点就成了首重事务之一。
而由于英加两国与中国经济的嵌合度相对而言不如美、德、日、澳等国那么高。中加商品贸易份额2020年占加拿大贸易总额6.9%，这已是历史最高数据，而英国去年第二季度与中国贸易额为其整体14.3%。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两国更多空间采取与中国对立的姿态。例如特鲁多政府在去年9月放弃推进中加贸易协议后，态度就似乎变得更加强硬。
但毫无疑问，中国依然是重要的贸易市场和投资来源。对于被疫情和脱欧双重冲击的约翰逊政府而言，在美国似乎无意签订美英贸易协议的背景下，其依然对中英贸易协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抱有一定的期望。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加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一直受到政治风波与经贸大环境的左右。
选经济还是政治？许多西方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都会在两者之间摇摆，图为中国青岛2月熙熙攘攘的港口。（美联社）
加拿大被迫与华渐行渐远
在加拿大一方，其实特鲁多及其所属的自由党此前一直以“亲华”著称，他上任起就开始推进中加贸易协议并为此两度访华，却不料被卷入美国2018年12月制造的孟晚舟案。而他因2019年初爆发的干预司法丑闻，无法明面上插手司法要求结束引渡，因此一直处于中美之间两头为难的被动局面。在这一阶段，他为避免中加关系脱轨、中国施加更多诸如限制加拿大两主要菜籽油出口商的贸易措施，因此姿态并不算非常强硬。
但在自由党在2019年大选后依然执政却失去多数席后，加上上述的两个迈克尔案的风波，特鲁多面临更大的舆论和在野党压力。去年有民调显示，53%加拿大人认为特鲁多需要对中国更加硬气。向来对华强硬的保守党也发起攻势，在国会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试图影响对华政策。保守党党魁奥图尔（Erin O’Toole）更是将中国牌作为竞选招牌，他曾撰文《如果我是总理将对抗中国》，近来也一直施压要求政府认定中国在新疆种族灭绝以及抵制北京冬奥会，并在国会推动通过相关决议，对此特鲁多政府只能以弃票消极应对。
为缓解舆论和在野党双重压力、扭转支持率持续下跌、以及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的需要，特鲁多政府不得不走更强硬的路线，在去年9月放弃了中加贸易协议，并采取了更强势的外交辞令及行动。例如他在去年10月中加关系建交50年时高调批评中国的“胁迫外交”，开始“国际抱团”。而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局（CSIS）2月10日更指中国对“加拿大的繁荣和主权构成战略威胁”。
可以说，特鲁多在美国制造的无妄之灾、以及强大的在野党和舆论压力下，正在逐渐远离自由党过去务实、不囿于意识形态之争的外交智慧，背离与其上任初期设想的对华方针。虽然他目前在新疆问题的表态不如英美激烈，至今也未完全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但如果孟晚舟案和两迈克尔案迟迟无法解决，中加关系持续恶化，在无可奈何之下，特鲁多大概只能两害取其轻，而越发倒向其最重要的盟国和占其出口七成以上的贸易伙伴美国。
孟晚舟3月1日出席法庭聆讯，美国制造的孟案是中加关系转冷的主因。（美联社）
英试图取巧走中间道路之失
而约翰逊政府比起处于被动状态的加拿大政府，则采取了主动游离于中美两强之间的“后脱欧时代”道路。一方面利用社会上对中国低好感度的现状，有选择地采取保守党内对华鹰派的意见，保守党去年4月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CRG），俨然取代曾经在脱欧进程中举足轻重的欧洲研究小组（ERG），成为后座议员内最强政治势力。他们在去年12月1日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民主国家联盟（D10）、限制中国参与英国关键基建建设、禁止英国政府购买中国设备，以及制裁侵犯人权的新疆及香港官员等等。
而另一方面，约翰逊又在口头和部分政策上对华示好，他1月曾呼吁警惕“不加思考地仇视中国的现象”，2月12日与中资企业举行圆桌会议时更是自称“狂热亲华派”，希望重启因香港问题中断的经贸对话。此外，约翰逊2月时还在议会以微弱优势勉强挡住了逾30名党友反叛，阻止了一项允许国内法院裁定种族灭绝现象、从而否决政府与相关方缔结贸易协议的提案，防止给本已希望渺茫的中英贸易协议添加更多障碍。常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发表激烈言论的外相拉布，也一直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
这种自信可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心态，或许来源于保守党执政精英在脱欧后希望重回18世纪“离岸平衡手”的野心。当初英国坐定离欧洲大陆一海峡之隔的三岛，在欧洲大陆争霸过程中纵横捭阖，防止法国、普鲁士王国、奥匈帝国和沙俄任何一国做大，使欧洲维持均势。英国现在也无疑希望发挥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身份，发挥其仍然强大的海军优势，在外交上制衡中美。
英国首相约翰逊自视能够在中美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但效果不及其预期。（美联社）
但今时不同往日，英国现在面临的是中英两个比其体量大得多的大国博弈，其本身制衡力量远不及昔日。同时，英国的骑墙术也似乎弄巧成拙，对中国而言，英国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动作已经证明其立场，约翰逊的口头表态并不新鲜，拉布以香港和新疆作为切入点希望与王毅对话，也难望得到回应。
总体而言，英加两国虽然与中国关系转冷的缘由不同，但结果都殊途同归。加拿大是被动地卷入了孟晚舟案、在舆论和在野党压力的推动下走上了与华渐行渐远的道路，并最终可能被迫要完全倒向美国，约翰逊则是自信可以走出平衡中美的中间道路，但实际成果在中方看来也许却只是全然的一条“对抗”之道。
而对中国而言，这段与英加的外交颠簸和磨合期是必经之路，且也无需因英加执政者的左右摇摆或远离而改变既定政策路线。毕竟英加之策，以至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态度，也不会撼动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任海外风云色变，也难改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