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代表越南全国510多万名党员的1,587名代表前往河内，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越共十三大）由此开始。从1月25日至2月2日间的越共十三大似乎已经只剩一个最核心的话题，即此前已经“定于一尊”，掌握了越南的党政军大权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是否选定了接班人。这个话题其实也是2020年以来一直困扰观察家们的一个难题。
就现实局面来看，越南高层暂时无变动意欲，短期内的“后继无人”竟已成为客观事实。但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越南当局在培养青年干部、搭建人员梯队上正在花费相当的精力。其人事变动在新老交替中维持动态平衡。这种进程可能也是越共十三大暂时不能成为河内政治格局或环境更替关键标志的重要原因。
新老交替迷人眼
对外界来说，越共十三大到此后越南“第十五届国会（即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应该在2020年11月到12月间就已经尘埃落定。虽然这一机密的名单直到2021年1月25日后才有望揭晓，越方内部基于“严惩泄密”的新法规也暂时不会轻易披露相关信息，但总的来说，到1月15日前，河内流出的大多数情报均显示高层人事变动有限。
河内已经呈现了一个分层明显的高层梯队。其“核心骨干”的地位不容忽视。
在2021年“十三大”前政情暂时不明的越共早已展示了相对明晰的领导决策序列。从2019年4月阮富仲因健康问题入院，导致越共高层一度开始了“领导骨干”机制后，这种核心之下集体议政的手段取代了以往越南政治“四驾马车”、“四根支柱”等传统概念，给高层留下了更多猜测的空间。
2020年5月，越共讨论并通过了十三大中央委员会人选的标准，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个别候选人的年龄例外原则，这一点很快被外界发现，有些观察家当即认定此举是为现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现年67岁的陈国旺所设，因为按照越共“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不能超过65周岁，再次当选的年龄不得超过67岁。但这一规则的适用者其实也包括有望连任三届总书记的阮富仲。
就当前河内的政治环境来说，从2020年下半年外界可以看到一个分层明显的高层梯队。它包括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现任总理阮春福，现任常务副总理张和平，现任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民运部部长张氏梅，现任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现任河内市委书记王廷惠，现任公安部部长苏林，现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现任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等一系列要人。
从2018年以来，随着越南总理阮春福逐渐扮演起“救火队长”的角色，他身后的随行人员也开始同样担负了类似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越南在2019年4月前后逐渐确立其“领导骨干”的新体制，河内正在设法建立一支集成化更高，更具备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新华社）
按外界的猜测，除阮富仲留任的可能之外，陈国旺和阮春福将是竞争越共总书记的热门人选；除去阮春福留任的可能外，王廷惠和张和平则是接任政府总理的最主要人选。此外，陈国旺或阮春福有可能接任国家主席，范平明、张氏梅或张和平则有可能接任国会主席。而范明政、武文赏、张氏梅、苏林等人则有可能成为“核心骨干”的一员。
1月18日，越南前外交部官员、外交学者黎洪和从河内消息人士处取得“非官方但可信”的高层人事变动消息。据该消息。阮富仲将留任越共总书记一职，阮春福将升任越南国家主席，现任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将接任总理，越共河内市委书记王廷惠将接任国会主席。但无论如何，这种高层去向相对明朗，人事安排相对模糊的情况仍客观展示了越共高层短期内的“后继无人。”
在2020年10月，当外界瞩目于日本首相菅义伟（最前排右）与越南总理阮春福等人的会晤时，外界其实应该留意阮春福身后幕僚的变动。在此之后的两个月间，越南全国各地召开新一届党代会，确定了包括63名省级领导在内的新一届基层。（美联社）
从梯队建设看，越南各地也正在大批擢升40岁以下青年干部，在2020年度各地党委人员呈报的数据看，青年干部平均占比5.94%，其中从2017年开始由河内方面以党代政管制了三年多的岘港最高，为11.77%。此外，越共基层更新率也有所提升，超过三分之一，其专业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基层党委硕士学历者有2,220人，较十二大增长超过60%。这种局面似乎也证明了河内方面不急于在十三大期间改变更多问题。
青黄不接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河内方面在政治环境上的安排也是无奈之举。越共方面如果按人员正常更替实现交接班也并非不可能。但这对于从2017年开始整顿吏治的阮富仲当局来说，就会形成断层。
从2017年开始，阮富仲为首的越共高层有计划促进党建整风，先从地方整顿政治风气，打碎地方政治家族垄断，进一步提升越共在基层的威信。
越共的威望已在2020年内因反腐和防疫而大大提升，越共计划在十三大期间继续反腐。
推行“反腐”并以“火炉”著称的阮富仲已经在2018年的大规模反腐之后重新建立了河内的信心。越共高喊着“坚定信心、加强信仰”、“培养工农子弟干部”、“为反腐不怕损失人才”等口号，加强中央与地方党政联系。
另一方面，越共还从2018年开始，每年派出工作巡视组彻查了个省市地方的“严重贪污犯罪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以“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原则，以岘港案、越南油气集团案、公安部网络赌博案为突破口，彻查地方议会、油气集团、银行、公安部、通信传媒部等机构，进而从上到下的干预经济、安全、民生等领域的贪腐、浪费及黑恶势力等问题。
这一“打黑除恶”的进程到2020年末终于有所突破。随着阮富仲在2020年11月25日宣布了越南“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在2020年前需要尽快审理、尽快严查的十大专案，外界发现，越南从2017年开始，2018年后系统性展开的“反腐”终于出现了阶段性成果，河内也的确把矛头伸向了特定利益集团。当这一系列进程需要来自最高层的外力加以推动时，阮富仲也难以卸下自己的担子。
此外，越共十二大后进入转型期以来，其基层管制一直出现鞭长莫及的局面，阮富仲当局一面需要处置此前“四架马车”体制余波下中央机构的冗员，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基层人员能力和素质的问题。
幸而，河内在反腐、确立政治规矩后，逐渐从近年来的包括“同心乡血案”之类的群体性事件中，发现其治理能力因拖延而产生的短板。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开始着手布局干部人事安排，通过了《关于集中建设才德兼备的各级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级干部队伍的决议》，提出“战略级干部”的标准和范围。七中全会决议强调，战略级干部必须满足德才兼备的条件。
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越南，河内在整顿吏治等方面的行为得到了民众的认可。这种客观上加大社会公平的行为很容易让月薪1,200万越南盾（约合520美元）的普通越南城市居民感到满足。（Getty）
随着越共开始提拔新一批包括600名“战略级干部”在内的青年干部，主政多个省市；在河内等地，还通过空降干部等手段加大干预力度，越共能否以新鲜血液能否扭转这一政令不行的迹象虽然仍需时间，但考虑到越南民间开始对外地干部形成信赖，这意味着越共在基层的威信开始有所回升。
阮富仲曾多次强调，较之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中心，党的建设更为关键。这或许意味着在建立一支具有足够素质，能力，声望和业务水平的班底之前，阮富仲暂时需要继续把控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