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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渡重洋的李立三，为了赚学费，干起了没人愿意干的锅炉翻砂工。
机缘巧合之下他才发现，自己在厂里的师父是法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在师父的指点下，李立三在法国组织过好几次罢工，从理论到实践把领导工人运动的招数学透了。
前排左三为在法国期间的李立三，不过老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
李立三和毛泽东分别研究的是“工”和“农”，但二人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毛泽东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来不得那么从容雅致”，因此得了“猛将”的称号；而李立三在法国提到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时，言必称“推翻”、“打倒”、“杀掉”，被战友们称为“坦克”。
他们再次聚首，已经是相识7年后的1922年。
那一年，安源大罢工爆发了。
日本财阀、地主武装和资本家控制下的安源路矿局，被工人们称为“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此前曾有多位工人领袖，因组织反抗，结果都在这里被军阀杀害了，这里堪称“三座大山”的堡垒。
但革命的“猛将”和“坦克”，决心要试试这个“堡垒”有多硬。
1921秋到1922年初，毛泽东和李立三先后前往安源，为了不惊动资本家，两人都以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党员进工厂卧底的方式，设法与当地工人进行接洽。
而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中，主角并不是教员，而是李立三。
一向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到安源没多久就把工人的规模分布、生活状况、工资、诉求给摸清楚了。
他一面派人深入工厂联络潜伏着的工人领袖，一边在报纸上为罢工造势，揭露资本家的残忍和贪婪。
有人向资本家建议借刀杀人，让当地黑社会洪帮出面杀害李立三，结果等资本家上门才发现，李立三捷足先登，当地洪帮头目对他钦佩不已，早就成了李立三的同盟。
在安源的罢工动员集会上，李立三振臂一呼，台下万余名工人齐声响应，没多久，顶不住压力的安源路矿局就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就在毛主席还在潜心做调查时，李立三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了。
1924年末，中国共产党仅有900名党员时，其中300多人就来自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
到1926年，李立三成为武汉工运领袖，国内军阀和反动派都大呼：“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实力不容小看”。
毕竟在当时，蒋介石嫡系的北伐第一军，人数也才6万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对昔日共同讨伐军阀的战友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一时间，不少被反动派吓怕了的人纷纷宣布脱离组织，甚至有人为了几百美金、一张出国护照，就带人上门杀害昔日的同志。
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李立三依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各路红军武装分头占领城市，随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报告中，李立三坚信，只要自己振臂一呼，由工人组成的红军会“一夜之间遍布全国”，而有帝国主义支持、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会“水一般向我们投降”。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武装暴动中的准备》，1930年8月6日
接到这样一份计划时，毛泽东就知道不妙，他立刻上书反驳，要求红军不得暴露实力、与敌人正面冲突，所谓“敌人水一般投降”的说法不靠谱，建议李立三不要错判形势。
平心而论，李立三并不是个骄傲自满的人，可在长期的城市工厂斗争中，被百万工人簇拥着的他，看不起毛泽东稳健的建议。
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驳斥起自己当初觉得“知识渊博的大先生”：
“你们这是农民观点，犯了2个严重错误。只打农村不进攻城市，就像斩断手足而不斩断头脑。”
很快，各地红军战士陆续在广州等城市发动起义。
刚开始，红军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没多久后，各路军阀的正规军开始回援。
这个时候，李立三计划致命的漏洞暴露了。
具备作战经验的红军主力，在城市里缺乏后援，牺牲一人就少一人。而支持红军的工人虽然很多，但一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二则是离开工厂和城市难以发挥作用。
没多久，红军伤亡惨重，支持革命的工人也因暴露后无处可去，白白牺牲在反动派的围剿追捕下。
李立三虽然学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激进的路线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
但教员在亲身实践之后，在实地调研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已经意识到占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农民武装才是革命的出路。
在大城市的行动接连失败后，教员依然率领红军打出了大片的根据地，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从改良到革命，从康梁到马克思，教员摸索了十余年，才终于用自己的实践，走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
尾声
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上来，很多年轻人开始读《毛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考研的时候能多得几分？是为了让自己升官发财，平步青云？是为了找到建设有战斗力团队的秘诀？还是为了能找到解决现在社会问题的良药？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无论目的如何，在找寻答案的路上，我们终究要和教员当初一样，在结合前辈探索的同时，靠自己的力量找到。
教员和我们一样，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
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教员忙里偷闲，拉上周恩来组织了一次“学生社团聚会”。
这个社团名叫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大学生在一起讨论时政的社团，由于有李大钊牵头，这个小团体一度发展到106人。
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仅7个发起人中，就已经有4人死于战火兵灾。
毛主席后来在诗词和文章中回忆，这场宴席，让他想起了那些跟自己相识、同行，再到分道扬镳的朋友们。
从维新变法开始，对于“如何救中国”这个问题，中国历代的精英们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几乎每一种主义都试了个遍，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无数的鲜血。
它就像是一道难于登天的数学题，被无数的聪明人思考过。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教出了杨昌济，杨昌济又教出了毛泽东。
薪火相传，在教员手上，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学习过他的思想，是他的学生，新的时代还有新的问题，面对着内外强敌的压力，我们要自己找到新的答案，走向属于我们自己的胜利。
我们不是他，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地成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