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2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终于宣布要接见“示威农民代表”，至此，从“Dilli Chalo”（向德里进军）转变为“Baraht Bangh”（全国示威）的北印度农民示威也进入了新阶段。
此前，印度最高法院已在12月17日确认农民的“非暴力示威”系合法行为，这从三十万从北印度旁遮普、哈里亚那等邦前往德里郊区的农民可以继续前往扎营坚守，当地军警对此也无计可施。
但另一方面，来自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的冷处理也让此次活动逐渐陷入僵局。参与示威的各大团体坚持的包括废除《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三项农业法的十大诉求在新德里当局面前毫无反馈。
12月8日后，新德里的示威者逐渐露出其真实的一面
莫迪当局只确保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农产品地方专卖中心代理人（mandi）和“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三者地位，同时宣布“农民土地不会被掠夺”，除此之外的条件均不接受，这让卷入和平示威，竭力避免对抗的众多政治力量感到无所适从。
于是，一场可能把莫迪卷入其中的政治混战就这样变成了一场比拼谁先耗尽耐心的耐力赛，在新德里近期气温骤降，甚至已有至少二十人“冻死街头”之际，此次风波的结局也在非暴力的“和平对峙”下转入了某种无奈且无所适从的结局。这对于继续实施农业改革的莫迪当局来说，无疑是可以接受的现状，而莫迪当局在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安巴尼家族（Ambanis）协助下展开的行动，也有可能给印度农业带来一点新色彩。
到了德里又如何
对很多印度观察家来说，新德里周边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发生的事情正在变得魔幻起来。11月下旬，成千上万胼手胝足、穿戴着贾特人、锡克人服饰的农民或步行、或开着农用车和拖拉机，从西、北、南几个方向涌入德里周边的各大关口。其中国大党执政的旁遮普邦就放出了20万人大举南下。
示威者先在号称哈里亚纳门户的巴哈杜尔加尔、新德里东南的诺伊达工业地带以及哈里亚纳邦索尼帕特以南的辛胡（Singhu）等关口与军警的水龙、催泪弹对峙一番，后在当地扎下营寨，开始威胁要驻扎半年以上。
德里周边各个关口的农民自称预备长期坚守
由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人士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莫迪当局不会再次以强推《公民身份修正案》（CAA）引发全境骚乱的方式来应对此案”。这让外界以为由五百家农民组织领导的示威似乎让新德里看到了其威力。
加之示威者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示了自己“不怕新冠”、“不怕死”的气概，一时间，新德里围城带来的冲击就让印度内外大为震惊。
到12月8日，随着这场风波在新德里周边转入“全国示威”，它的转折点也随之而来。示威者发现自己此前进军德里的劲头似乎到此为止了。
不可否认，在12月8日前，示威代表高姿态地宣布与印度人民党（BJP）当局自11月下旬以来的五次会谈全部流产。包括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Tomar）、党主席纳达（Jagat Prakash Nadda）、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及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不能说服“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等数百个团体公推的十几名代表。但示威者此后也逐渐陷入无的放矢的困境。
印度总理莫迪虽然在近期四处奔波，但他却没有专门会见示威农民代表。（美联社）
在12月8日，示威人员宣布“全国示威”，拒绝政府委员会的第六次对话邀请后，示威民意代表们也发现自己已经被新德里当局和莫迪冷处理了。莫迪当局甚至在12月8日后有意回避了新德里的一些事情，转而前往古吉拉特等地处理当地民情。
随着新德里周边的营地不断传出有人死于“降温”、自杀或事故，社交网络上也开始有声音指责示威者裹挟民意，批评“富农”、“地主”、“锡克教团分子”和“反对党团”控制示威，这使得此次风波的大环境开始有利于莫迪当局。也让此前津津乐道“包围新德里”、“围攻莫迪”的观察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印度的实际环境。
示威者的真正目标
事实上，环顾BJP内部的一些抱怨，这些新德里的政客们对于此次风波的一些判断还是颇具针对性的。
除去荒诞不经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策动示威”、“城市毛派分子鼓动造反”（实际上，北印度没有印共毛主义及游击队势力）等言论外，他们针对示威者活动区域、活动人群得出的“富农及地主势力”、“旁遮普地方势力”、“卡利斯坦分子（Khalistan，即锡克教独立分子）”、“国大党等反对党支持者”参与示威的结论具备相当的合理性。这一判断也决定了此次风波人多手杂、具备政治混战的属性。
继续僵持。
印度农民从示威转入非暴力对峙后，局势就随之一变
当然，此次政治混战的核心终究还是要落在地主、农民最关心的农业改革问题上。这种局面决定了其他参与混战的政治势力难以置喙。
事实上，此次风波中实际受刺激最大的莫过于旁遮普、哈里亚纳等地的地主群体，相对于缺少议价能力、占据绝对多数的贫困农民，在旁遮普、哈里亚纳等地的地主、富农在印度“土改”之后不仅借经济地位，可以向农民放债，还可以依靠其裙带关系，利用APMC机制，借代理人身份，并依靠MSP牟利。
莫迪认为，新的农业法避免了地方政治利益群体，如地主、富农、乡绅等攫取APMC的垄断控制地位，间接打击了APMC机制下的农产品的代理人制度，也避免了固定收购政策造成的补贴损失，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直接利用法律武器，向经销商讨回公道。如能让包括安巴尼家族背后的信实集团在内的大资本、大企业提供供销渠道，此举或有助于让印度农民直接让产地与市场连接起来。
对此，印度的地主阶级是不满的。随着莫迪当局取消APMC机制的垄断性，进而架空MSP机制的补贴效果，那么占据多数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不得不直接与农业资本家合作，并在议价上受后者压制。这使得原先享受MSP补贴的地主会遭遇直接经济损失。
此外，莫迪虽然打消了APMC的权威，但莫迪也破坏了在APMC基础上建立的一套系统议价制度，此举有可能最终瓦解印度国内用于根据《印度食品公司法》，实施国家粮食供销政策的“印度食品公司”（FCI）体制，进而让安巴尼、阿达尼等大资本控制市场。在地主抱怨经济损失之后，贫雇农对物价和政治身份丧失的担忧才变得显眼起来。
在北印度“贫雇农依附地主和富农，后者成为前者政治代言人，前者为后者提供选票”的政治规矩仍然适用之际，贫穷农民在地主、富农提供食宿之后，便为其前驱，冲向德里城郊。虽然示威团体拿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诉求，还把最高纲领定在废除三项农业法上，但同样从基层起家的BJP方面就看到了背后地主、富农对其一亩三分地的留恋，并认定示威主要人群的诉求并非废除三项农业法，而是确保APMC的权威、代理人的利益和MSP补贴机制的存在，事已至此，这场风波就有了形成妥协的最大公约数。
北印度各个农业大邦也面临着新冠疫情等风波的冲击
借农业批评莫迪政府是一种省力的手段。印度人长期普遍认为莫迪的联合政府在农业问题上的表现很差。但实情并非完全如此。2020年的风波可能只是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来不断渐进调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在客观环境下遭遇的挫折之一。
2020年的印度虽然经济萎缩，但其总体环境比起1991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8.3%，印度卢比两次大幅贬值的局面仍然是乐观的。印度农业也是2020年印度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产业，尤其是其秋季粮食作物，普遍存在14%到21%的增长。这意味着新德里方面固然要纠结于民主与否等细节，但当下最要紧的问题可能已聚焦于如何平复地主、富农以及农民的情绪，至少确保前两者的经济利益暂不受损，这可能比起双方争执不一的“废法”等长远目标更具操作性，也能给此次风波带来立竿见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