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中央人大立法制定《港区国安法》，以杜绝国家安全隐患、国家分裂与保障香港特区的法治和繁荣，本属内政，却引起国际关注，乃至争议、谴责、制裁，诚然已臻无限上纲，公然干预中国内政的地步。
撇开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结不谈，就事论事，何以中国主权下的一个自治区寻求“国安立法”，就有伤害西方国家所谓的“国际利益”之虞，而美国国会一再立法，公然干预他国内政，甚至是境外执法，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无碍国际观瞻了吗？这种“偏盲”式的论述博弈，如果卸除了霸权的武装，是完全不堪一击的。
美国与一众盟友对香港国安立法的反应之大、动作之多，恰好暴露出他们惯性滥用港区自由、各有所图，包括敌意颠覆的狐狸尾巴。
它们含糊其词所谓的“利益”，既然与经贸沾不上边，唯一可能的只有政治上难以言喻的潜在利益了。这似乎契合长久以来这些国家打从骨子里视香港为“公共租界”的心态。
回归大陆之前，殖民地的香港，只有英国主子暨一众盟国的利益，毫无“国安”可言。回归后，北京碍于“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诺，即使“国安”属内政，也不敢贸然造次。因此，国安层面还是“萧规曹随”，一切照旧。
备受肘制的特区港府，在国安上的不设防，不单让“东方之珠”继续成为各国情治单位进驻操作的沃土，还变本加厉成为仇华、反华势力培植港独的基地。
从中国当前的国安利益来看，这迟来的国安立法总算在法源上封堵了香港回归后的国安缺口，可说是对国安隐患的一项严肃整治。
一国两制非“国中有国”
这项备受争议的立法，已令他们意识到本身在港操作的情资搜集管道从此将难以为继。无计可施之余，他们只能选择大放厥词、危言耸听，以本身的政治情资利益绑架香港特区的“两制”，借此在国际舞台极尽歪曲乃至丑化“一国两制”的能事。
香港特区现有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不等同可以姑息境内外势力里应外合，在港区本土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挑战法治底线、摧毁民生经济。这种“自残”行为，既不符合香港的《基本法》，也不见容于任何一个多党代议制的民主治理体制。
即使是在美国、欧洲、英联邦等国家，打、砸、抢、烧的组织性暴乱，也从来不曾受到民主的宽待放纵，更不会誉之为“美丽的风景线”，极尽鼓动的能事！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说是明目张胆的挑战，一点也不为过。
毕竟世界上任何一国就国安需要立法，向来均属国家主权范畴，乃国家内政，其他国家无论基于任何利益理由, 都根本没有置啄干预的权力。
国家安全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有其不容逾越的红线。这是普世的惯例，不可能也不应该唯中国例外。
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并不是加诸于中国的金箍咒，这独特的治理模式，并不等同“国中有国”。它也同样不能以典当国家安全与主权完整，作为交换条件。
这次的《港区国安法》由中国中央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亲自操刀，西方媒体与一些标榜民主的香港政客无限上纲，直嚷此举旨在“绕过香港民意”云云。
方便外势予取予夺
其实正本清源，不争的客观事实是，特区港府本已获得中央赋权自行为“港区国安”把关立法。无奈香港回归以来，一直迟迟不能根据《基本法》23条立法。平心而论，这条款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尊重香港民意为出发，因此才把立法的主动权赋予香港特区，并写入《基本法》。
放眼世界，没有哪一国的“国家安全法”不是由中央立法，并覆盖全国，包括自治区在内。2003年，香港特区立法会反对派无限上纲动员反对，港府为了安抚汹涌民情，将之搁置，即已意味着自我放弃手中的立法权力。
此后，爆发2014年“占中风波” 与2019年“修例风波”的事实证明，当年拒绝23条，个中原因是反对势力“泛民派”刻意要跟外部势力唱和。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直白声称：23条会危害美国在港利益。这话已道尽了真相。换句话说，当年本土政客在西方集团的蛊惑鼓动下，打着捍卫民主自由的旗号，坚决不让香港立法23条，原来就是要在中国香港留个国安缺口，方便外部势力予取予夺，左右特区政府的治理。
这种形同港人粤俚中所谓的“无掩鸡笼”，正好是当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翻版。它契合西方集团的共同利益所需。
《港区国安法》正式立法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暴跳如雷、咆哮有加，所体现的绝不是出自“替天行道”的义愤，那充其量只是部分港人一厢情愿的想像。更贴切的说，那是戳穿“公共租界”幻梦后，所招惹的“抓狂”反应。
值此当儿，听言观行，这只是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揷曲，还成不了主轴。
（作者为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