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2020-04-10
2019冠状病毒疫情当前，全球乱了阵脚。各国的应对优劣各异，中国虽重灾在前，却也率先走过上半场。欧美等国眼前正被冠病整得死去活来。亚细安各国也惶惶面对充满荆棘的前路。
疫情虽毒，终有过去的一天，届时将是全球迎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大洗牌的局面。满目疮痍的经济如何起死回生，将是一大课题。
经济上作为亚洲老大与老二的中国与日本，在疫情暴发之前的多年以来，就已经把具高度发展潜能的亚细安视为重要伙伴。如果眼前的疫情是中日（也包括全球）的共同敌人，则亚细安是中日的共同朋友。对于亚细安来说，与中日维持良好稳定的关系，也符合其发展需求。
二战以来，中国与日本分别与亚细安在政经方面一路走来的关系，差别是不小的。
先从日本谈起。不得不提起1972年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件：美国总统尼逊访问中国。当年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而毅然把政经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开，决定与中国修好。这有点像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的意味。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也追随其做法，首相田中角荣也在同年访问了中国，并取得了其外交上的一大亮点。
然而，当日本想在外交上乘胜追击，田中首相于1974年历访亚细安五国（当时的亚细安只有五个成员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时，情况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处碰到的是反日事件。在雅加达，反日示威甚至迫使当局不得不出动直升机，将田中首相从总统府内解救出来。
这一轮访问令日本大吃一惊，深加反省后，认为是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在战争赔偿名义下的“丢钱政策”失效了，其一是日本虽然把国内的工业转向东南亚，但不少是污染环境的工业，是趁机输出污染；其二是来自日本的金钱资助，经手不干净的独裁政客，最终没有惠及一般民众。这些民怨又发酵自战争的旧恨。因此总结而论，当时的日本对东南亚从战后算起的第一段30多年的外交是失败的。
痛定思痛，日本反省的结果，可以总结于1977年首相福田赳夫于马尼拉所发表的“福田宣言”。简要而言，其一是日本誓言不再做军事大国，而是与亚细安各国维持平等、对等的关系。其二是除了政经，诚心地加强文化与民间的交流。如此对症下药，一改既往，并战战兢兢，低调谦虚地经过了40多年的经营，带去亚细安的具正面附加价值的投资设厂，培训当地的人才，加上日本产品的优异性能，以及在软文化上的强项颇能得人心，才改变了先前的不利局面。
亚细安也在逐渐接受、积极配合之下取得发展成果。同时，亚细安在增加至现今的十国的情况下，与日本建立起稳固互信的伙伴关系，故而日本与东南亚至今40多年的第二段外交可说是成功的。
至于中国，相较于日本，对亚细安的关系发展起步较晚，原因在于战后初期国内面对建国的种种难题，直至1970年代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一跃成为亚洲老大，世界老二。借其发展的势头，也雄心勃勃地着眼于显示泱泱大国的风范。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韬光养晦”，到近期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充分显示中国领导高层一脉相承，极度精明。
顶层设计是一回事，通过各层次的执行，要落实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当它倾向于通过经济实力这一硬件加以推动，而缺少人文等软实力附和的情况下的冒进。对于中国的经济资助，亚细安表面是欢迎的，内部却产生反弹的情况时有所闻；也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建项目碰上瓶颈的事件发生。
根据2019年6月美国经济研究公司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的调查，日本在东南亚承包的基础建设工程远远超越中国，是中国承包工程价值的1.5倍。这显示了日本在东南亚的低调谦虚，硬（件）软（件）兼具的手法，深具“国际情商”；中国是可以借鉴的。
当年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二战，罪魁祸首是其“军国主义”思想。如今的中国，恰恰要避免的，就是被看成“金国主义”作风。
当然，中国的国际外交手腕是日趋成熟，也懂得及时调整。我们从外部观察中国，除了经济实力，中国在科技、社交媒体、军事等这一切的高速发展与改进，都不是静止的，必须以动态观之。换句话说，它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
再者，眼前的冠病疫情，折射出中国体制下的惊人动员能力，以及它对不少面对疫情困局而求救的国家所施予的慷慨相助，在在道出它追求更大格局、更高层次的决心。
中日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与作为第三方的东南亚加强合作，落实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事隔七年访日的破冰之旅，以及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回访北京时，双方签署的日中第三国合作协约项目之中，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强化与东南亚挂钩的项目。如此一来，这个合作，不是双赢，而是“三赢”了。
总而言之，疫情过后的崭新局面，对中国来说将会是加分的。东南亚也期待中国以更柔软的身段，一方面吸取日本的长处与经验，共同为开发东南亚的许多发展潜能而真诚合作；另一方面也对东南亚展现更大的诚意，成为“得道者多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