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媒体平台封禁或限制特朗普发声 。（多维新闻）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虽然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敌拜登（Joe Biden），失去了连任总统的资格，但投给特朗普的7,400万张选票却不容忽视。这些选民中的一部分成为了2021年1月6日国会暴乱中的激进示威者，不仅让象征着民主灯塔的美国黯然失色，也使美国沦落为世人之笑柄。特朗普必然将为在这场暴乱中扮演的煽动角色付出惨重代价，不过倘若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把造成暴乱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不思考造成民主之殇的内在矛盾，那么美国社会內支持特朗普的底层民众和支持拜登的精英派将会继续针尖对麦芒，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历史上的自由派学者们经常戴着有色眼睛评判暴乱事件，这和现在个别西方媒体的双标性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正义”的示威就是值得支持的，而与其意识形态不和的示威就要谴责。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在《序曲》中写下“活在这样如黎明的时代是幸运的，如果此时你正风华正茂，则更是无上美好”的诗句表达他对法国社会变革的热情和鼓励年轻人参与革命的想法。可是法国大革命很快就丢掉了其宣扬自由平等的正当性，升级的派系斗争和民众日益高涨的情绪很快导致恐怖统治的产生。不知道当华兹华斯发现法国大革命逐渐演变为暴民统治的时候、人性隐藏的黑暗面暴露无遗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他自己的笔墨沾染了断头台上的鲜血？
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之所以鼓励法国民众勇于抗争是因为英国人天真地认为，示威将会是和平有序的，会理性的将规模克制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边界内。也许这在华兹华斯所处的英国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和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英国民主还不是普选制，其代议制民主制度是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和由全部自有土地占有者组成的下议院组成的。因此，掌握政治权的议员们为了保住现行体制下的头衔和土地，不会有任何激进的示威想法。在这些人看来，没有土地的人皆因个体的放纵无度导致。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投票者受教育的程度增加相应权重。
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应该是一个容许不断演化，直至接近完美的过程。可悲的是美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崛起为世界霸权国后就开始骄傲自满，不断神圣化民主，把尚需完善的政治制度强行向外输出，插手别国内政，霸凌弱小国家，最终不出所料地迎来了反噬。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疯狂的行为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他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对美国积压已久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的不满。特朗普只是提供了一个瓦解选民约束（宪法、公民文化约束等）的机会，谁成想美国的民主果真脆弱得给点东风就燃烧了。
美国正值多事之秋，拜登上台后将面临多重考验。图为1月15日，拜登在特拉华州出席记者会。（Reuters）
事实上，华盛顿的暴乱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预想到了。见证了雅典衰败的柏拉图对民主暴政有着切肤之痛，他认为劣质化民主的弊端在于：雅典在商业发达、贫富差距分化后，平等很快被金钱侵蚀，使当权者打着民主的旗号，集体干着自私自利的事。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详细概述了民主是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其对立面—暴政—的：当富人霸占社会财富时。
美国的选举政治导致利益集团与政治深度捆绑，游说团体通过“合法贿赂”影响政府决策。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显示，政治游说开销在2019年多达35.1亿美元，这些资金无疑会影响美国各级选举。正如美国保守派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论证的那样“民主超载意味着太多利益集团对国家要求过高，将导致民主幻灭，因为国家无法兑现其不断升级的承诺”。社会的资源被少数的精英在合法的框架下迅速分配完毕，又有谁在乎多数弱势群体承担的社会代价呢？底层民众的需求一再被妥协、边缘化，敏感脆弱的他们一经特朗普的煽动，很快就失去理智，像一群野兽在国会大楼里寻欢作乐，发泄长期被忽视的酸苦，最后还得替一个遭到金钱侵蚀的腐败制度背锅，受到精英们的唾弃。
历史上，西方的政治精英们曾给反抗的民众起过很多难听的名字，如“多面怪兽”，意在讽刺愚民易受煽动的多变性。政治精英们甚至为了转移民众对政治的关注而故意创造出愚民政策。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Luvenalis）就曾用“面包和马戏”来讽刺罗马社会中的绥靖政策，揭露别有用心的统治者通过向穷人发放救济和提供简易娱乐来收买选票，获得政治权力。久而久之，民众便只关注表层需求，放任自己的公民权利被侵蚀。
柏拉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哲学家担任领袖，因为思想家可以用智慧战胜冲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应该由王权贵族来约束民众的意志，通过创造稳定且庞大的中产积极来进一步巩固统治，这恰巧应证了与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英国政治状态。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尖锐的指出：设计糟糕的政治制度可以把本来理性明智的公民变为咆哮的人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国父们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权力的措施，避免美国重蹈希腊的覆辙。
不过事实证明，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体制经过了200多年的演变尚不完美，不过相比于制度的缺陷，此次国会暴乱反映出了一个美国社会更大的问题：美国民众受教育程度的分化和贫富差距一样严重。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200年前所言“宪法本身不足以从暴民手中拯救民主，受教育的民众也同样重要，精英们要意识到教育民众‘何为民主’也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赋予民众投票权的初衷是让民众变成一个对国家更负责任的公民，但是未经过筛选的普罗大众真的能担当得起这沉重的政治义务吗？三权分立的初衷是确保每个分支都不会得到过大的权力，但是被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捆绑的选举政治又是否辜负了弱势群体选民的信任？今天就是特朗普结束总统任期的日子了，尽管经他统治后的美国一地鸡毛，但这并不是件坏事，特朗普给民主政治留下了深刻的思考，让民主制度遭遇了久违的危机。过去的几十年中，二战的胜利、柏林墙的倒塌让民主制度一路顺风顺水，人们都麻痹在了民主理想化的幻象中，选择性忽视了民主制度的弊端和社会中积重难返的问题。如果拜登政府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所有错误都推给特朗普承担，不去反思民主之殇的真正原因，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美国民主政体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