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
2013年并没有发生像1989年或2001年那样的剧变，但世界依然很不平静，正在不断动荡中发生深刻变化。
有些事情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例如，伊朗新总统鲁哈尼在联大发言后赴机场的汽车里，接到了奥巴马打来的电话，鲁哈尼还在犹太历新年时通过推特向犹太人送去祝福；比如，8月底美国似乎马上就要对叙利亚动武了，但俄罗斯出了一个高招，使美国在最后一刻收回了手；比如7月埃及实际上发生了军事政变，一向以“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却采取了观望态度；比如，斯诺登揭发了美国的两面派伪善面目，普京竟胆敢收留了他，而美国显得无可奈何。又比如，在曼德拉的追悼会上奥巴马竟然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了手。还有，非洲发生的诸如索马里青年党血洗内罗毕超市的悲惨事件等，提醒对世界恐怖主义的猖獗决不能等闲视之。这些事情错综复杂，迫使我们思考世界的潮流和未来，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
美国衰落了吗？
毋庸讳言，要看清世界动向先要认清当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美国衰落了吗？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争论的问题。
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的说法：“事实证明，按大多数标准评判，有关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国力日衰的说法言之过早了。”但似乎有更多的人相信，9•11以后的时代结束了，留下一个筋疲力尽的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18日的文章称，当前的特点是“世界再次处于过渡时期，介于逐渐转向关注自我的原有大国（美国）和态度勉强的新兴大国之间。”“如今，美国的阵痛引来幸灾乐祸，却没有人很想得到王权之门的钥匙。”
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学者马凯硕亲眼目睹了这一幕：“10月7日，我在巴厘岛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奥巴马总统不幸缺席。中国领导人在那里赢得了相当大的轰动，激发起的兴奋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变得心烦意乱，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的特别关注似乎要大得多。”
奥巴马没有出席这么一次重要会议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弄不好，美国政府要关门了。关门的原因并不是真没钱了，而是国会作梗，让政府机器无法运转。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为此评论道：“美国备受推崇的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
他以美国的医保改革为例，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医疗体系人均花费是其他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但结果却更糟，而且还有数百万人（有的说是数千万人）根本没有享受到医疗保险”，而医保改革的争论正是这次导致政府关门的导火索。
那么，美国是否从此一蹶不振了呢？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他的新书《总统领导与美国世纪的产生》中写道：“（美国面临的问题）只是整个画面中的一部分而已。美国拥有一流大学，在创新、科研与开发、纳米与生物技术等21世纪科技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是极少数几个富国中没有面临因人口减少而引发的人口结构挑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能源领域正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
因此他的判断是：“美国并没有绝对衰落。比较而言，存在着这样一种合情合理的可能性，即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可能仍将比其他国家都强大。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中，但也不再生活在20世纪末的那种‘美国世纪’中。就头号强国地位而言，美国仍将处于‘第一’的位置，但不是‘唯一’的一个了。”
他对此确信无疑吗？他坦承：“谁都没有一个能够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不过他说，他的看法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经过大量研究后得出的预测是一致的。
经济危机过去了吗？
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盼望2007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早点过去。按照西方经济危机的周期律：繁荣－危机－复苏－景气－再繁荣……，这一场危机应该过去了。然而，人们紧盯着美国这个掌握令人生畏的金融工具和具备无人可比的创新能力的国家，似乎只看到病人动了动身子，喘了口气。
按照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11月的说法：“我们（美国）的经济正在缓慢反弹。”“人们已经认识到，随着增长加快，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最终恢复正常。”
然而，也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拉里•萨默斯却认为：引发“大衰退”的那场金融危机如今已远离我们，实际上它4年多以前就结束了，然而经济依然萧条。美国经济的常态是需求不足，至少是温和的经济萧条，在危机前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美国也只可能达到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撰文提出疑问：“如果过去5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成了‘新常态’，情况又该如何？”
回顾过去几年的经历，我们只看见西方给病人大量输血，病人没死，却难以康复。其实这种过程在危机前很久就已开始了，可以追溯到1971年废除金本位，随后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用铁腕力挽狂澜，有了起色。但是，格林斯潘接手美联储后让利率保持在过低水平，让大量新印制的钞票涌向华尔街，造就了股市的极度繁荣。里根经济政策的口号“赤字不要紧”，带来了虚幻的狂欢。自以为美国无所不能的乔治•W•布什，通过两场错误发动且缺乏资金来源的战争以及为富人减税的举措令美国陷入破产。
格林斯潘该说点什么了吧？他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一个月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说：“在我们当中，那些指望着靠信贷机构的利己主义来保护股东手中证券的人（尤其是我本人）目前都处于震惊和怀疑的状态。”他在今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地图与疆域》的书来阐述他的反思。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他谈到了理性。他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经济学建立在人是理性动物，因此会关注自身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非理性的动物精神也有它一以贯之的地方，换句话说，你可以证明恐惧远比愉悦或贪婪更有威力。这彻底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
细细琢磨这句话，他似乎只说对了一半。恐惧也罢，愉悦也罢，在投机场上搏命的人，根源都在贪婪，远远谈不上理性。现在美国存在这么一种怪现象，那就是经济复苏乏力，而华尔街的年终奖却创了新高。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朗在今年《外交》双月刊7—8月一期上撰文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他写道：“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烦。”
在金融界的高管与政界的高官轮庄的“公司帝国”，要想真正管住华尔街简直是异想天开。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缩水了）。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广大人民的收入下降如何支撑需求增长呢？需求不足如何支撑经济复苏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制度性难题。
中国变得强硬了吗？
近年来国际上有一股舆论，说中国变得强硬了，甚至咄咄逼人，于是把亚太地区的一些风波都怪到中国头上。高调“重返亚洲”的美国则似乎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游走其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纳闷，明明是别人来抢占我的东西，长久以来我们十分克制，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别人以为我软弱可欺，越发猖狂起来，比如搞什么“国有化”。等我们刚刚正色喝道：“住手！”，马上就有人出来说：“哎哟，你太强硬了。”这算什么公道？
中国为捍卫主权正在做应该做的事。就拿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来说，美国、日本早就做了，为什么中国做不得？问题的实质不是中国的“强硬”，而是西方的傲慢与偏见。美国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中文名字夏伟）与另一学者今年7月11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美中之间做不到互信互尊的关键是，以下看法已根深蒂固：“一个拥有自称的优越民主制度和一套更开明的现代价值观的西方‘强国’，轻视并压迫着一个充斥着过时的专制做法的蒙昧亚洲国家”。
作者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不再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帝国主义也今非昔比，列强不再那么强了。于是，他合理地推论：“中国最近开始谈论梦想，试图激起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兴趣。因此，为何不也一起做一个让美中关系更平等、更成熟的梦呢？”
这当然好啊。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现实告诉我们，确实存在建立这种关系的现实条件。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写了一篇题为《美中共同繁荣之路》的文章，他写道：“美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中国，而是在于理顺内政；同样，中国的未来也不依赖跟美国有关的问题，而取决于应对自身的挑战。……从更大范围看，美国对中国未来构成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经济失败，而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经济威胁将是中国的失败。反过来，两国都会从彼此的成功中获益。”
说得很好，可惜，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鲁特瓦克最近写的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所说的，美国似乎有三种对华政策：财政部的“接触”，国务院的“抗衡”，国防部的“遏制”。美国要让中国人更相信哪一种呢？
说到底，现在最缺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听听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今年4月25日在《时代》周刊上写的这段话一定大有裨益：“在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这样一种一党专权制度背离西方政治传统，绝对不可接受。但我却觉得，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而言，这一制度所保障的政治稳定十分重要，甚至让人受益。”《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一党专制的长处是能够实施使一个社会前进所需的政治上棘手的、但却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们的前进方向
时光如水，奔流不息，一年发生的事情纷纷扰扰，五光十色，目不暇接，常常让人疑惑：是敌是友？是黑是白？是对是错？这个世界怎么了？历史的动因与其结果的联系是混乱和隐蔽的，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愿望行动，却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过程中，推动这种变化的是一个个似乎微不足道的老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期盼。不存在绝对真理，一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都会被淘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也许读一读印度前总理尼赫鲁1943年被关在英国殖民当局监狱里写的这段话会开拓我们的思路，他在介绍佛经的智慧时说：“我们在世俗经验中用了些名词和说法去谈论‘是’与‘非’。然而我们如果洞穿事物的表面而深入看去，‘是’和‘不是’两者可能都不正确，并且在描述实际正在发生中的事态上，我们的语言可能还不够用。真理可能介于‘是’与‘不是’之间，或超乎‘是’与‘不是’之外。”
我们要多念念外来的经，更不要忘了自己的真经，那就是——实事求是，而顺应民意——和平、发展、公正——便是我们的前进方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7期，摘自2013年12月30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