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钟哲明
钟哲明，男，苗族，1932年生，湖南武冈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标准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总课题组主要成员和两个子课题组首席专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主要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著作有《科学社会主义专题讲座》、《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简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合著）、《毛泽东思想专题讲座》、《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等30余部，论文有《评意识形态“多元化”等观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让马克思主义活起来！》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发展》等200多篇，笔名有金重、春阳等。
▲（采访者简称，下同）：钟老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沦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十八大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提作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首先使我想起毛泽东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也想起我1952年参加北大政治课教学工作后，党组织就要我们年轻教师认真解决信仰信念问题。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搞马列的人，不能像黄浦江边的小贩，风和日丽，摆摊迎客；刮风下雨，收摊走人。这个比喻，令我终生难忘。历史表明，新中国培养的马列课教师，总的来说是经得起风雨的。但毋庸讳言，从悔不当初到反戈一击，从跪着造反到挑头叫阵，从窝里斗到对着干者，也不乏其例。虽说人各有志，根子仍是信仰信念出了问题。
▲：十八大报告谈到，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薄弱……，您对此如何解读？
●：这同党面临四大考验（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存在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紧密相联。为了解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建设部分第一条中，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列为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其他问题才好解决。按照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一般将干部的思想建设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思想道德建设，着重解决为什么人的价值观问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这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和道德规范。二是思想政治建设，着重解决为什么社会奋斗的人生观问题，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是中级层次。三是思想理论建设，着重解决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纬现象）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观问题，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高级层次。我国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依次为在初中设思想道德课，高中设思想政治课，大学设思想理论课。在对党员干部的评价中，分别有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
▲：的确有这种由低到高的上升趋势！那么有没有相反的下降趋势呢？
●：也有呀！马克思说法国大革命有上升路线，也有下降路线。共产党人的自我思想革命、思想修养，既有上升的，又有下降的。某些干部原来也改造世界观，相信过马克思主义，后来蜕化变质，往往从疏离马列，信仰动摇开始，发展到方向迷误，理想破灭，直至背叛宗旨，道德沦丧。一旦心无信仰，目无政治，行无底线，那就一切无所谓，一切无不为了。可见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性转变。世界观是“总开关”，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方向盘”，指引社会的发展道路和伦理道德。
▲：这些年来人们常说利益决定一切，屁股决定脑袋。信仰、信念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时下对这句话的解读各式各样，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利益，什么人的利益，怎样对待各种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宣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今天，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一切，仍然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有关。我们反对剥削阶级用仁义、道德或平等、博爱掩盖一己私利的虚伪说教，承认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和其他活动的基本动因。又指出剥削阶级的利益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矛盾，当前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大多属于这类问题。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有关利益的矛盾。这是一门大学问。如果把马克思那句话误解为个人利益决定一切，那还有什么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还要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思想、理论、信仰、信念，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起决定作用。 我们党高度重视信仰、信念问题，我体会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为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后称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论，体现了党形成的历史过程。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过灌输为先进工人接受，并据此制定党纲党章，成立无产阶级先锋队。马恩改组正义者同盟，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列宁在俄国创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都是从宣传革命理论，批判错误思潮着手，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两个词，都是在此后多年才出现并载入党的章程，但建党伊始便成为党的行动指南了。对此要重内容和实质，不可只看形式，更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结合”论凸显了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马恩并非工人出身，而是投身于工人运动，实现两个转变后，才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工人并非自来红，而是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马恩强调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运动和入党，首先“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这里蕴含了看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表现和教育的思想，将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先进性和党员思想上的纯洁性置于首位。又说：“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是因为党的阶级性决定它只代表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利益，绝不允许代表其他阶级和个人的特殊利益集团存在。否则，执政后就会像以往的剥削阶级国家及其官僚那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唯其如此，马恩高度评价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防止公仆变主人的两个可靠的办法，把反对特殊利益，防止官员追求升官发财，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蜕化变质的高度。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坚持信仰仍有特别的启示和教益。
▲：我们党高度重视信仰、信念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国际共运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抓不抓信仰、信念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马恩一生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及其各种时髦思潮，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从反动势力围剿的“幽灵”，变成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巨人”。第二国际初期，在恩格斯指导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资产阶级利用和平发展时期，重点推行和平腐蚀政策。他们大力收买工人贵族，使之在工运和社会党内充当特洛伊木马，实行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最大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曾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带头从信仰信念问题上开刀，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借口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全面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运动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提出“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鼓吹对资产阶级要温文尔雅，不要剥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而改科学社会主义为伦理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成为修正主义的始祖。伯恩施坦的这种背叛，受到卢森堡等左派的批判，但由于中派首领考茨基的实际支持，终致右派得势，流毒全党，祸及其他。第二国际所在22个国家的27个政党中，除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保加利亚的紧密派和塞尔维亚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外，相继变修，和平腐烂，自我崩溃。考茨基这个所谓“理论权威”，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德国法西斯政变后，困死于荷兰。伯恩施坦晚年十分孤立，曾想自杀。卢森堡赞扬十月革命精神，参与创建了德国共产党，因领导柏林工人起义，失败后被反革命杀害，将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左、中、右三位代表人物，沿着自我选择之路走到尽头，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和启示。
●：列宁高举反修大旗，在俄国创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的坚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继领导十月革命获得胜利后，又引导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民在俄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入侵，捍卫并发展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奠定了一个地球、两大阵营的格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两手政策，变成以和平演变为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用卑劣的手法铲除异己，大反“功大于过”的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十月革命道路，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和“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把“两全三和”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强加于人。他自己也被逼辞职，死后墓碑黑白相间，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称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等借口改革，用“新思维”取代马列主义，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终使苏联的党和国家自我解体，东欧8国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国家从原来的15个减少到5个，共产党由原来的180个减少到130个左右。苏东9国剧变后，成为29个国家。据媒体披露，这是美英政府多年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不过假手戈尔巴乔夫而已。戈氏后来在土耳其和美国的大学演讲时称，“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有人形容他将党的羊群带进屠宰场，自己走了出来并发了财。
▲：党的领导人的信仰信念，的确攸关党和国家的命运，但能不能说决定一切呢？
●：当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信仰信念的形成和变化取决于社会存在，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和两大思想体系的长期较量和力量消长，而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的善恶与功罪。党内的路线斗争，常常牵连着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甚至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国内外敌对势力总要在共产党内特别是高层安插或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加之首脑机关权大风险大，宦海多恶浪，高处不胜寒，非由忠诚、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不可。草原放牧，最看重带头羊和领飞雁；大海航行，最珍惜方向盘和掌舵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打铁先得自身硬，没有比一般党员更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党性修养，怎能引对路，带好头呢？共产党好比一座房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台柱断裂屋顶塌。又好比一个人的机体，严重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没有灵魂，就只能是行尸走肉；神经失常，就胡作非为；脑死亡，生命就终结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代表党的灵魂、神经和头脑，攸关党的强弱和兴衰。有没有一个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领袖集团，是一个党是否成熟，能否长存的标志。苏共晚期思想混乱，派别林立。在二十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除戈尔巴乔夫外，无一人为二十七大成员，权力全集中于戈氏所谓的“精英集团”，他们代表既得利益者和新老资产者，里应外合，从堡垒内部一锅端、连根拔，使广大党员不知所措，人民群众扼腕长叹：“流血流汗几十年，一夜退到革命前。”共产党靠马克思主义立党兴国，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聚众育人，信仰高于天，理想大于天。毁人信仰信念，是一箭封喉的损招。自毁信仰信念，是自残自戕的蠢举。用荒谬的信仰信念替代科学的信仰信念，是换心换脑的叛卖和静悄悄的战争。
▲：从党的性质和国际经验两方面看，信仰的确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意义。但有人说“信仰”有迷信色彩，对马克思主义不能用这个词。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一般指人们对某种宗教或某个主义的笃信景仰。古今中外对“信仰”有不同解读，其中主要区别在于信仰什么？怎么信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邓小平，都讲过“信仰”，根本不存在什么同迷信相联的问题。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摒弃“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一定要奉行什么主义，就是人本主义”之类的怪论，揭穿其不信主义是假，用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真。戈尔巴乔夫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原教旨主义者”，雅科夫列夫诋毁马克思主义是“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在这种谬论影响下，我国曾有人把学习马列原著诬蔑为“和尚念经”，把引证原著斥之为“教条习气”，把马列教员讽刺为“现代经师”或“中国牧师”。有人撰文演讲，中外古今无所不引，唯独不提马、列、毛、邓，并自诩为“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有人借口“反对僵化”、“破除迷信”，矛头直指马列主义及其信仰者。
共产党人不信神鬼仙妖，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但坚持信仰自由：包括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我们坚持独立思考，反对神学家和唯心主义者以信仰代替知识，贬低科学的信仰主义；反对实用主义者把幻想看作实在，只要信仰它（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就是真实的“信仰意志”；反对一切迷信，包括宗教信仰的粗俗的迷信，哲学唯心主义的精致的迷信，社会历史领域的一切个人迷信，现代花样翻新的洋迷信、文明迷信、高科技迷信等等。同它们全然相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科学的信仰。
我们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也不是自封的“主义”，而是源于实践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科学。它的产生是科学的革命，它的特质是革命的科学。
再说我们信仰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不神化，不僵化，也反对边缘化，妖魔化。坚持“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即用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其他的特点。具体地讲：一是方法不同。我们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懂搞通马克思主义入手，采取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凡事问个为什么，怎么办，探究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实际。反对囫囵吞枣，机械照搬。基督教宣传上帝无谬误，《圣经》句句是真理。“上帝之子死了，虽不合理却可信。又复活了，虽不可能却可肯定。”这便是不许质疑研究，只能盲目信仰的典型说教。儒家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父的意志为意志，也是不许怀疑和越位的。二是基础不同。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大多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一时尚未实现的，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信仰，不同于古代佛学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而达到的信仰，或“心诚则灵，灵则信”的一厢情愿；也不同于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附和盲从，而是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不是单纯的感情冲动，而是高度的理性自觉；不是迷信，而是智信；唯其智信，故能自信。三是目的不同。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换取富贵，或研究纯学术，扩大知识面；也不像某些教徒那样从宗教中寻找虚幻的幸福，忘却现世的苦难，或断除烦恼而成佛，或求得救赎而升天；也不像孔学那样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希冀德配天地，永垂青史。思想不能实现什么，个人难以成就什么。但思想一经提高人的觉悟，掌握了群众，就能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把它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与认识工具，确信世界只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每一个个人才能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坚定信仰！
▲：可是网上流传，西方某政要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对此应怎么看？
●：这是傲慢与偏见，用西方“中心”论和“优越”论看世界，凡是不像自己国家那样大多数人信仰宗教的，就算没有信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罪可诛。什么信仰自由，普世价值？我有信教自由，你没有不信的自由。同我一样信上帝的就文明、进步，不信或信别的，就野蛮、可怕。
这是健忘与无知，历史上西欧天主教会组织对东方异教徒（穆斯林）的十字军东侵，现实中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信众之间的冲突与战争，都发生在有宗教信仰者中间，可怕不可怕？中华文明几千年，多种宗教和平相处，无一独尊。“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学思想的长期影响，使许多人不信宗教而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敬天地（自然），崇道德（社会），重慎独（律己），谁说没有信仰和畏惧？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十月革命的炮响，使先进的中国人在历经磨难并对各种主义、思潮的试验和反复比较后，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就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成为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指导思想，能说她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吗？把由历史和现状形成不信神鬼的多数中国人，说成没有信仰，并斥之为可怕，不过是“中国威胁”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逻辑。
信仰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宗教或文化问题，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信仰什么，怎么信仰，既受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的制约，更是由社会经济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必须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反对主观武断和片面不实之论。
▲：说对马克思主义不宜提信仰，说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可怕”，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十八大报告在讲少数干部思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时，还指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解读？
●：十八大这个评估是有根据有分寸的。但社会上有各种评说：有人一谈干部就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贪腐成性。排一行，全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是“腐败滥化”论。有人说当今中国人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论据是有多少人相信鬼神、因果报应、轮回转世？把不信鬼神等同于信马列，这是信仰“矮化”论。有人谈社会道德水平究竟下降还是提高时，说道德就是对人性的承认和宽容，现今显然大大提高了。可谓道德“虚化”论。对干部和国人思想道德现状和腐败现象的评估，其所以出现“糟得很”和“好得很”的争论，恰恰在于人们对同一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并自设标准或定义。这种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共识和语言的事例，时下比比皆是，比一个个具体问题更值得关注并令人忧心。我们对于各种说法都应听，但自己要心中有数，包括科学的标准和准确的定性定量分析，更要花力气研究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能不能就后两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好！先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找原因。
以腐败现象为例，某些干部因贪腐判刑入狱，罪有应得，人心大快。但仅从个人品质、人性、道德方面找原因是不够的。像西方那样说腐败根源在于体制性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不受监督约束，更是项庄舞剑。因为它一不能解释中国原来的权力更加集中，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没有打到“大老虎”？二不能解释新加坡也是权力相当集中，为什么廉政建设颇有成绩？三是美国2012年大选花费近60亿美元。奥巴马说竞选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自诩民主典范的美国，不也存在美国式的腐败吗？
我国这些年来“前腐后继”现象的出现，除了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外，更得正视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和市场机制能激发经济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中外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所以，邓小平早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列入社会主义本质论；我们党几位领导人都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可某些人就是不问姓公姓私，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在某些部门和地方，“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已名存实亡，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出现，“官二代”、“富二代”固化，贫富差距过大，民生问题凸显，贪官外逃，富豪外移。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某些干部理想信念模糊，宗旨意识淡薄，有的常见“不三不四的人发大财”，自己“有权不使空有权，能捞不捞白不捞”，也就搞起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成了“苍蝇”、“老虎”。社会存在毕竟决定社会意识。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又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并从根本上治腐防腐。因此，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此目的正在全国展开。
再说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正逢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西方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被一些人当作根除思想僵化、振兴中华民族的良方全盘照搬过来，似乎现代化就是自由化，“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似乎不证自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西方乘势推行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对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不行了”，似乎不言而喻。中国向何处去？似乎就是民主化。某些人内外呼应，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种一超独霸，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世界格局，使一些意志薄弱者屈服于外来压力，得了低潮综合征，出现三信（信仰、信念、信任）危机。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镇压与欺骗两手政策，使某些社会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革命长子权，成了机会主义者。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主张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又形成了否认革命转入低潮，拒绝合法斗争，要求从杜马中召回党的代表的“召回派”，列宁称之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许多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离开党的知识分子，有的要到宗教里寻找出路，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宗教，是为“造神派”；有的称在大地上迷失方向，要到天国去求神指路，是为“寻神派”。两派都丧失革命灵魂、精神支柱，乞求天神拯救。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多少人落荒而逃，多少人自首变节，多少人出卖背叛！工人成分、因被布哈林看中而当上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国民党一抓就叛，随即被杀。但随着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一些动摇者日趋坚定，懦弱者逐渐勇敢，不少人又归队向前了。形势比人强，人是会变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不能虚无，不容颠覆！让我们回到现实，讲讲第二个问题吧！
●：好！再讲围绕信仰信念问题做工作。
十八大报告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时，强调抓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我体会应从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入手。不要以为这是概念之争的老问题，其实关乎理论、历史和现实，是常说常新的。马恩相对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后又叫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才正面使用并流行开来的。随着自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对它们作各种不同阐释的人日益增多，有了真假、对错的区别，于是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形成了不同流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在斗争与辩论中不断丰富发展。
国人常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人则说“有一千个解释者，就有一千个马克思”。如果仅指学术研究或个人看法，那也似无不可。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如果在重大问题上认识各异，甚至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学派”，那就无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可言了。马克思虽“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但并非不能辨认。老祖宗留下那么多原著原文，不管它多么不合乎剥削阶级的自私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只要我们“客观的理解”，按照“写作的原样”和“本来面目”去解读，摒弃“六经注我”，就会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且又为多数人认同的研究成果。
当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一，原因很多。一些人不读或很少读原著，缺乏马克思主义ABC的共同语言，或者学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却将它当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懂得它们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有人受过时论的影响，认为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经典概括，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应改为“研究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性质，条件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一些人对并非马克思发明，资产阶级已用，我们的党章仍然写上的“阶级斗争”一词也斥为“左”。面对基于抽象人性论的“执政必腐”，“国强必霸”的奇谈怪论，不敢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具体分析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不会阐释不同阶级的国家富强后，有着全然不同的内外政策和发展前途。只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是不足以说清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和通向光辉未来的人间正道的。不少人不了解哲学上的“元”和西方的“多元”论为何物，不吸取苏联从不讲到大搞多元化，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搞掉的教训，竟然把“多元”当“多样”，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多样并存，改成一元指导，多元并存。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照此办理，“中、西、马”的关系将变成无主的三驾马车，或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其后果不言而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无从谈起了。可见惟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能正确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概念，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能越争论离马克思主义越远。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们更是认识不一，定义繁多。马恩讲未来社会形态时，一般使用“共产主义”，有时也称“社会主义”。列宁将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仍叫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后，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俄国，已经长出了社会主义（成分、因素），但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即坚持马恩以有无阶级和阶级对立作为区分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根本标志。列宁的社会主义首先胜利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入过渡时期，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并可能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但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经典作家中自列宁开始，既从多角度使用“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多种含义，又将未来社会分为多个阶段，过渡时期还有过渡中的过渡等，从而开启了执政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过渡时期的讨论和争辩，留下不少值得研究的经验教训。
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的大探讨，始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初毛泽东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过渡时期是否结束，作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何在，长期缺乏正式的说明。进入新时期后，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中又提出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同信仰信念问题紧密相联。
▲：究竟有哪些问题？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外资内资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增多，社会主义成分壮大，如果将两者根本对立起来，因有前者就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有后者就把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也说成社会主义，那就不顾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无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所谓不够格，就包括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不是没有阶级、私有、市场、国家的“四无”社会主义社会；它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过渡时期的许多因素如资本主义等。邓小平既担心因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而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又看到“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坦言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认为按劳分配就“不会产生资产阶级”。联系毛泽东、邓小平都肯定过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我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列宁十月革命后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特点，相当于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初始阶段。如能这样理解，那在四项基本原则主导下的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商品、货币、市场的存在就是自然之理，社、资的长期存在和矛盾斗争就是必然之势。在这方面，马恩列斯毛有许多精辟论述和需要再总结的经验，并非“理论大空白，实践重灾区”，只能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全球化“成套设备”。如能这样理解，小过渡、中过渡、大过渡的争辩就没有必要；用“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替代阶级分析的“顶层设计”可以休矣。
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明确目标和前进方向，使各种超越论、倒退论和社会转型论没有立足之地。马列的过渡时期理论“不会讲”，斯大林毛泽东的“不好讲”，“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的两难局面更有望结束。全部问题在于要始终如一地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方向、大目标前进，又要与时俱进调整、完善路线和方针政策。恩格斯在1891年说，过渡阶段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劝人不要急于写作出书。我们更得谦虚谨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创新发展。要允许探讨、试验，对的就做，错了就改。这样，就能使人们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我们搞的不是美式、欧式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四小龙式资本主义，而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共产主义遥不可及还是必然实现？
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只能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因此设想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革命，带动其他。列宁则用比较落后国家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推动世界革命，可谓殊途同归。有人断言世界革命将由世界改良所取代，这是根据不足的。由于缺乏经验，斯大林曾想在苏联一国实现共产主义，我国也有超越发展阶段的教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摈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的两种错误观点。但初级阶段究竟多长，此后是否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否要经过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才能实现，人们认识各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科学预测，不是大仙算命。马克思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揭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用毕生心血浇铸了《资本论》，在资产阶级时代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撰写了《帝国主义论》，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领导俄国人民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毛泽东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领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又针对“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的国际形势，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我们要像革命导师那样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对历史大时代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世界两大对立阶级、两种社会制度及思想体系的对立统一和曲折发展中，充分估计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增强走历史必由之路的决心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我们这一代人离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很远，但并非遥不可及。经过世世代代的持续奋斗，总是可以逐步达到的。万里长征，始于足下。我们要高唱两支歌，牢记两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当前工作与远大理想结合起来。这样，就不会有“目标越看越模糊，道路越说越漫长”的感觉。今天，我们要少一点“与狼共舞”的自我陶醉，多一点“在狼嘴里”的忧患意识！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点登高望远！少一点成就感，多一点危机感！少一点自豪，多一点自省！
▲：的确如此！在这前无古人的事业中，中华民族处于什么历史方位呢？
●：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辉煌，对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以往20个世纪的18个世纪中，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1820年占世界GDP32.9％的“记录”，迄今未被打破。长时期的繁荣，使建立在腐朽封建制度基础上的“天朝大国”梦长睡不醒，不思进取、不愿改革，以致落后别人很多还浑然不知。当西方列强将“梦”打碎之后，才十分不情愿地承认落后。此后才慢慢开始借鉴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发展我们。经过1840年以来近两个世纪的艰苦斗争，预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中华民族，必将更有力地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和再造辉煌。
新中国一诞生，天安门城楼两侧就闪耀着两个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上述两个伟大复兴和再创辉煌，就是这两个口号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的中国梦，世界梦！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5期，摘自2013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