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准则

•李博雅、　韩秉宸、　庆雪雅•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内西尔基10月30日表示，在联合国就遭美国情报部门监听的报道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后，美国政府已保证不会对联合国进行监听。内西尔基强调，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交机构不可侵犯是早已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准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恪守这一准则。

另据美国监听丑闻揭秘者斯诺登爆料，在“棱镜”项目之外，美国还通过一个名为“肌肉发达”的项目潜入美国网络公司的数据中心挖掘数据。与此同时，意大利、印尼等国政府表态，要求美国对监听行为进行解释。

“肌肉发达”项目由美英共同实施

美国《华盛顿邮报》30日在其网站发表文章，援引斯诺登公布的机密文件爆料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棱镜”项目之外的另一情报监控项目潜入美国网络公司雅虎和谷歌的数据中心挖掘数据。

据报道，国家安全局主要通过一个代号为“肌肉发达”的项目完成上述情报搜集活动。该项目由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共同实施，复制雅虎和谷歌数据中心之间传输的全部数据，其中包括不少美国用户的账户数据。

雅虎公司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表示，该公司采取严密措施保障数据中心安全，也没有为国家安全局或其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提供过其数据中心的准入途径。

据谷歌公司向该报提供的声明，该公司对报道所描述的情报搜集活动毫不知情，长期以来出于对此类活动可能性的担心，已不断为各种服务升级加密手段。

美国国安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30日则对此予以断然否定。亚历山大在当天一个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雅虎和谷歌公司与国安局有合作，这是一项法庭命令的具体要求。国安局并没有非法闯入任何数据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30日在华盛顿出席外国记者中心记者会时表示，美国正加强与盟国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沟通，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完成对美国在欧洲等地情报项目的审议。

被监听国要求美方解释

据31日出版的意大利《全景》周刊披露，仅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期间，全意大利就有约4600万次电话通信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而这其中还包括往来梵蒂冈教廷的通话，现任教皇方济各当选前就已处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之下。

针对境内可能遭受监听的报道，意大利政府还没有作出明确表态，但总理莱塔已指派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理府副部长马可•明尼蒂于31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部际委员会会议。而莱塔本人也将于11月中旬前往议会就相关问题进行陈述。梵蒂冈新闻发言人隆巴尔迪则表示，教廷还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是否遭到美国监听。

莱塔在欧盟峰会期间曾经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行为是“不可想象和无法接受的”，并呼吁美国政府进行解释并公开事实真相。

明尼蒂在国家安全部际委员会会议前也表示，情报机构的相关行动不应该是毫无原则的，不能仅重视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忽略所采取的手段是否适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破坏了美国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9日报道称，美国利用驻印尼使馆内的监控设施窃听电话和监控通信网络，监听对象包括印尼总统苏西洛及其他高官。目前美国还未对该报道作出回应。这一新闻在印尼掀起轩然大波，国内诸多媒体、官员、学者均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要求政府拿出强硬态度问责美国，甚至建议遣返涉事美国外交官并召回印尼驻美外交官等。

对此，印尼外长马蒂30日召见美国驻印尼使馆代办鲍尔，要求美方对在驻印尼使馆设置监听站一事作出解释，并表示美国的监听行为“不可接受”，印尼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马蒂当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监听行为确有其事，那就证明美国不但在安保工作上存在漏洞，更严重违反了外交准则和道德。这种行为显然不利于发展两国关系”。

印尼科学院政治学研究员法基里对本报记者表示，监听行为是对人权赤裸裸的践踏，也严重侵害国家主权，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大打折扣，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会从此对美国的言行丧失信任。

（本报华盛顿、罗马、雅加达10月31日电记者李博雅、韩秉宸、庄雪雅）

俞晓秋（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高级顾问）：美国监控事件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网络通信监听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事实。美国凭借其世界领先的信息网络科技优势，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窃密者。

由于网络的无中心、节点互联和应用上极强的渗透力等特性，互联网如同一间门窗全开的房子，里面人的谈话随时会被四周的人听到。手机和加密电邮的通信和传输也不安全。

在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网络服务应用不断普及的今天，要尽可能确保网络通信安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充分了解网络信息传播的规律和特性，增强网络通信应用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措施。二是要对重要的数据应用服务严格管理，防止违规操作。三是从事机要工作者在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要有强烈的安全和保密意识。四是要从法律上加强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五是要呼吁和倡导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保护各国公民网络通信权益。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钟声•

“棱镜门”风波不亚于一场相当规模的“政治海啸”。来自国内外的道德批判、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弹，着实让华盛顿有些不自在。反恐战争和国家安全需求等说辞苍白无力，洗心革面的意愿和勇气又无从谈起，美国政府也只好见到葫芦先按下，瓢浮起来再说瓢的事。

正是上述场景下，美国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被美国情报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全球超级大国”；“每一个国家都有间谍武器，但多数相当于一枚榴弹炮，就监听而言，美国拥有的是核武器”……

意思明白得很，实力超强的美国做些出格之事，真的不必大惊小怪，因为美国是个例外！

“例外论”在美国政治中的烙印从未消退过。2009年，面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有关是否相信美国例外主义的提问，奥巴马回答说，他对美国例外主义的态度就如同英国人对待英国例外主义、希腊人对待希腊例外主义的态度一样，言外之意是美国没那么特殊。此话一出，压力随之而来。《纽约书评》评论道，奥巴马交出学费之后才明白了“例外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相当敏感的转型期，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既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同样也是世界的问题。道理很简单，美国仍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的诸多方面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转型过程是否平稳，能否保持足够的速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修为。非同寻常的实力和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像被惯坏的孩子那样随性。毕竟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为了有效维护这些利益，许多时候美国比他国更需要保持国际关系体系稳定。

在分析未来全球稳定和繁荣走势时，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将目光聚焦在美国是否能重新找回道德感召力。很显然，“棱镜门”背后找不到任何道德感召力，所暴露的是美国的骄狂自大和信义缺失。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曾这样描述美国放纵自己的危害：美国就像是“受了伤的巨人”，虽然在“稳步衰弱”，但它仍很强大，在甩动手臂时足以伤害许多人。其实，罗莎•布鲁克斯这个形象的描述还可续写下去：被伤害的许多人愤怒了，“受了伤的巨人”在这种愤怒的情绪中变得更加痛苦。

无论是国家气质的重塑，还是国际游戏规则的演进，都有复杂的利益牵动和痛苦的心理调适。但是，世界毕竟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想变不想变，最终都得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所指出的，“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其特殊的品质，但它仍是一个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一员。”在日益紧密的地球村，“例外论”早该成为博物馆的展品，靠蛮力抢夺村长位置、靠蛮横管束村民的“传奇”亦成明日黄花，美国也要守“村规民约”。

一个社会的转型尚有诸多磕磕碰碰，偌大的世界更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脱胎换骨。“棱镜门”风波自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但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就得勇于面对。将坏事变好事是一种智慧。但愿“棱镜门”风波能让美国真正悟出点什么。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余晓葵•

在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日前不得不承认监控“过头”，并作出不再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保证。但面对全球抗议浪潮，美国对其庞大监控项目的反思却并不切题。

美国国务卿克里日前就美国监听控活动导致欧洲盟国强烈不满的事件首次表态称，美国的监控活动有时确实太过分，“这是不恰当的”。但他同时辩称，美国只是以“随机方式”搜集情报，以确认美国是否面临需要应对的安全威胁。

美国停止监控友好盟国领导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看来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避免美欧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么做还可以将美国的情报资源更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上。美国对监控项目泛滥即便有所反思，也并未体现出对于国际通信自由，包括美国民众隐私权的更多尊重。

10月31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11票支持、4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同意缩减国家安全局对电话记录的监控规模，加强国会和司法部对情报搜集活动的监管。如果该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将成立特别法庭负责监督政府监控项目，并指派外部官员参与有关项目合法性的评估。该法案还要求由参议院批准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监察长人选。

然而，这一旨在“凝聚公众对隐私保护的支持”的法案并未充分反映美国民众的意愿。以国家安全为由，它依旧允许政府监控项目继续存在。投了反对票的民主党参议员怀登指出，该法案只是将庞大的政府监控项目“法典化”，而完全忽视了民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拒绝因为国家安全而放弃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当务之急是结束国安局“对数以百万计守法美国人民”的监控。另一位参议员尤德尔也指出，这一法案根本无法解决国安局滥用国内监控项目的问题。

相较国会，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思更与民意完全无关，而像在做一份成本收益分析报告。美国情报部门在监听监控上的“成功”得益于迅速发展的全球数字通讯网络，但他们刚刚意识到监控活动扩张后的风险。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希福表示，美国的情报能力迅速增强，但对成本收益比的分析水平并未提高。过去一年半来，维基解密与斯诺登案的出现说明，美国监听和情报活动被曝光的可能性同样大增。此间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显得轻而易举，这让他们忽视了监控活动被曝光后的“后座力”。

虽然奥巴马已经承诺不再监听默克尔，但美国情报部门显然不会认同默克尔“盟友关系基于信任”的原则。事实上，除了对与美国有监听合作关系的“五眼”盟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之外，美国很可能不会向其他盟国作出不搞监控的保证，因为这么做会使美国丧失由情报能力带来的外交优势。美国国家情报前总监布莱尔表示，如果美国禁止监控项目，美国政府的决策将缺少信息，即使是对盟国放弃情报活动，也会损害美国的安全。

美国情报业内人士对此间媒体指出，美国不可能向所有盟友作出不再监听的承诺，即使作出承诺，那也只是“撒谎”。在美国看来，即使是盟友也会有重大利益冲突。在过去十年中，德国在伊拉克战争、对伊朗制裁、打击利比亚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利益与政策分歧。从技术上讲，即使美国能对德国或其他一些盟国元首放弃监听，最终放弃到哪一级别也是难题。除总统、总理之外，美国是否也放弃对副总统、总统助手、部长们的监听？

此间媒体评论称，由于情报部门总是善于在规则之外行事，美国国会制定情报行动规则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在当前的监控丑闻背景下，美国情报部门只是在改变评估风险的方式而已。实际上，在最近备受谴责之前，以外国元首为主要监听目标曾让美国情报部门大获成功。

如此反思，恐怕很难弥合美欧盟友之间的嫌隙，更不足以平息全球民众对于隐私遭侵犯的愤怒。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4日《光明日报》）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2日报道】题：新华社说，“偷窥狂”美国因监视盟国而危及其自身安全

新华社昨日将美国比作“偷窥狂汤姆”，说美国甚至拒绝信任其朋友，监视其盟国，这么做危及其自身安全。

这篇英文评论充满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写于已破坏美欧关系的监视丑闻在亚洲蔓延开来、印尼召见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之际。因为有报道称，澳大利亚使馆是以美国为首的监视网络的－部分。

评论中说：“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间谍传奇具有令人心脏病发的刺激性。尤其对于那些本应最信任美国的国家－－其盟友而言，更是伤其感情。”

新华社写道：“足够讽刺的是，窃听行动恰恰破坏了它原本要保护的东西－－国家安全。”

美国国务卿克里昨日力求平息骚动，承认间谍行动有时太过分，并保证不会重蹈覆辙。

克里通过视频连线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不会滥用到无辜人们的头上，但确有试图收集信息的努力。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努力太过分了，不合适。”新华社说，美国对于监视指责的搪塞推诿极其虚伪，尤其考虑到华盛顿对北京关于黑客行为的指责。评论中说：“山姆大叔应该记住，在《戈黛娃夫人》的故事中，那个裁缝身上发生了什么――偷窥狂汤姆被打瞎了。”

（香港《新报》11月1日报道）美国监听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新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在中国及亚洲多国和城市均设有监听站。

德国《明镜》周刊早前转载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指美国驻全球多地的使领馆设有监听站，监听当地电子通信，当中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成都、台北等两岸三地城市，重点监控中国。此外，在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亦设有监听站。报道指，美国的监听站遍及全球80个城市，隐藏在驻各地使领馆内，监听人员都以外交官身份作掩饰。

中国外交部已就报道向美方提出交涉，要求作出澄清和解释。美国国务院拒绝就在亚洲各地设监听站的报道作出回应。

【台湾《自由时报》11月2日报道】在《悉尼先驱晨报》披露美国在全球各地设置监控设施后，对美国监听的疑虑从欧洲蔓延到亚洲。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表示，美国监听计划的披露使中国“进一步敲响警钟，要继续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丕作”。

【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11月1日报道】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日前接受专访，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多国领导人遭美监听一事发表看法：“成为间谍目标总会令你不快。这些领导人怨声连连。我完全能理解。据说，在我担任总统、出席峰会期间，也有人试图监听我的电话。”

梅德韦杰夫表示：“某些人会说，这是正常之举，也是情报部门存在的理由。但我认为，一切大可不必通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方式来进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相当生气。我再度重申，我理解他们。事态能否恢复平静？我认为可以。但坦白讲，任何保证都已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能说什么？‘对不起，我们再不会这样做’或是‘我们不会再监听阁下’？谁都不会相信。”

【德国《世界报》网站11月1日文章】题：默克尔手饥“监听门”是普京迄今发起的最重要－击

是时候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并提出至今几乎无人提及的问题了。因为除对美国搜集数据的规模感到震惊外，关于默克尔手机“监听门”，还有一个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至今完全被忽视的视角。

从这个角度看，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德国总理手机遭监听的消息从何而来？其次，监听行动曝光符合谁的利益？第三，将信息披露给公众的人有何图谋和目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监听行动的信息毫无疑问源自斯诺登披露的资料。众所周知，他已在俄逗留数月，因为俄政府向他提供了避难。但要是真的认为俄总统普京是纯粹出于无私而接收这名告密者，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不仅美国国安局，俄联邦安全局也一贯唾弃背信弃义者。因此，斯诺登获得居留权非常困难，他肯定接受了某些条件。

所以，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公开对默克尔的监听行动显然符合俄罗斯人的利益。因为俄早就想在跨大西洋联盟中打入一个楔子，并以此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强权政治地位。这是它在东方阵营解体后失去的。

自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苏联就寻求在政治上接近欧洲。但一再因欧美间的紧密联盟而失败。但近几天，友好关系在欧美间几乎不再谈得上。恰恰是就此事的公开辩论令美国与欧洲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国家德国蒙受奇耻大辱。

默克尔手机遭监听的消息通过错综复杂的途径由俄罗斯传向德国，并在那里引发强烈不满，这是给欧美关系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所必需的。毫无疑问，默克尔手机“监听门”是普京迄今发起的最重要一击。

【英国《卫报》网站11月1日报道】题：政府通信总部与欧洲间谍机构合作实施大规模监控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的间谍机构展开了紧密技术合作，形成了松散同盟，在过去5年里掌握了大规模监控互联网和电话的手段。

监控活动主要是直接窃听光纤电缆，或与电信企业建立秘密关系。斯诺登泄露的政府通信总部文件显示，松散但不断扩大的窃听同盟使一国的情报机构得以与另一国的企业建立联系，从而提高监控效率。

文件还表明，政府通信总部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欧洲同行出谋划策，教他们如何规避旨在限制情报机构监控权的本国法律。

斯诺登泄露的美国国安局文件显示，该局大规模窃听德法西等国公民的通信。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相关报道作出了愤怒反应。美情报官员则坚称，大规模监听行动是由相关国家的安全机构实施的，然后把情报与美国共享。

【德国NTV电视台网站11月2日报道】题：欧洲情报机构一同窥探

最新披露的信息给监听丑闻带来新转折：不仅美国国安局，德国联邦情报局和其他欧洲国家情报机构也研发出了全面监听技术。这些情报机构显然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紧密合作。

据英国《卫报》援引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报道，过去5年，德法西等国情报机构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紧密合作，研发出了和美国国安局一样针对公民实施大规模监听的技术。

德国不再只是受害者。最新披露的信息改变了对监听丑闻的看法。迄今为止，西法德政府对有关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的报道大为恼怒。自从爆出美国从10多年前开始对默克尔手机实施监听之后，德国对大规模监听表达的不满尤其强烈。而现在得到的消息是，正是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显然也在积极参与监听，且相互间紧密合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已在周二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这些谴责美国国安局行动的国家的虚伪。他说，法国和西班牙对美国大规模监听的报道是错误的。不如说那里的情报构在自己搜集信息，然后转交给美国国安局。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在代号“滕波拉”的计划下监控了超过200条光纤电缆，从而可以对整个互联网通信进行监控。英国人还公开赞扬德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2008年的－份文件说，德国联邦情报局具备“巨大技术潜力并能很好地切入互联网心脏”。法国国外安全总局对与政府通信总部合作表现出极大热睛。西班牙国家情报中心也是如此。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还与荷兰、瑞典、意大利的情报机构保持紧密合作。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3日《参考消息》）

•李景瑞•

随着“监听门”的持续发酵，美国情报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监听各国政要和公民的丑闻不断浮出水面。国内媒体在大呼“狼来了”的同时，矛头直指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八大金刚”，即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指出其产品已经密布在中国各大行业信息系统的“奇经八脉”，认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站在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八大金刚’面前”，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自主产品才是安全之源。

其实，媒体反复论证的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家门要挂自己的锁。但我们又不免要追问一句，难道解决信息安全问题如此地容易，简单到只需把外国产品请出去，把国货请进来？其实，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目前，我国在基础软件，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面尚未开发出既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一纸令下”把思科等事关国家安全领域的产品全部请出去，但我们仍难以做到将所有外国公司的产品拒之门外。

那么，难道我国的信息安全注定要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当然不能。但现阶段除了加强立法、监管以外，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还是应在市场化条件下夯实“技术内功”。在这方面，近邻俄罗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俄罗斯在反病毒技术方面坚持走市场化路线，卡巴斯基和Dr.web两家公司生产的防病毒软件不仅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也给俄政府在信息安全上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信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竞争洗礼之后，其产品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与思科同等的水平，而且还拥有许多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必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如此一来，不仅能有效加强我国的信息安全，还能给一些担心被美国信息产业“殖民”的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进一步助推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中俄两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解决信息安全问题不能用“闭关锁国”的思路——信息安全并不等于、也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国产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国外的信息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既要有理性的警惕，也要防止出现无原则的恐惧。毕竟，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国家的企业要想在信息产业的各个领域“包打天下”还不现实。因此，一个更可行的解决办法是，中国的信息产业在参与世界竞争中逐渐成长，并在世界信息产业链条中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复杂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之下，信息领域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类似威慑平衡的稳定关系。这种威慑虽然可能“不对等”，但只有以开放的心态锤炼自己的“技术内功”，才可能最终从根本上确保国家信息安全，才可能为世界信息安全做出中国不可替代的贡献。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车军辉•

美国“监听门”事件持续发酵。10月24日，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听35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通话。10月27日，德国、法国等21个国家商讨向联合国提议，对针对外国“不分青红皂白”的监听行为进行谴责。“监听门”事件背后，是各国激烈展开的一场无声暗战。

因战而生的情报活动

情报活动伴随战争的产生而产生，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而不断发展。从古埃及的冷兵器时代到一战期间的热兵器时代，国家决策者和军队将领大多依靠使用间谍等原始手段获取情报。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情报搜集手段和传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无线电技术侦察、雷达侦察等陆续应用于作战，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一战中，英国海军成功破译德国外长齐默尔曼的电报，揭露了德国为避免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企图挑起美国同日本和墨西哥之间战争的阴谋，直接促成了美国参战。

二战期间，英德之间的雷达战、德苏之间的情报战以及诺曼底登陆中的情报对抗使情报斗争空前激烈。航空技术、光声电技术、密码技术被直接运用于情报斗争。据统计，二战期间大约80%的军事情报都来自于航空侦察照相。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情报活动的空间由陆、海、空延伸到太空，侦察卫星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利用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发现大苦湖地区埃及军队第二、第三集团军的结合部存在7～12公里的间隙，果断决定在埃军结合部穿插突击，形成对埃军的合围态势，夺得战争主动权。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大批量运用先进侦察技术，多种情报力量密切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战场单向透明”，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正是由于在战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二战以后，情报活动从为战争服务扩展至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服务。在政治方面，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评估其他国家的战略政策、政局动向、发展趋势，能有效确保国家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经济方面，情报活动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日本九大综合商社在世界187个城市设有800多家分支机构，重点搜集各国政治经济情报，每天发回日本的邮件达上万份。在外交方面，情报活动充当着摸清对手底牌、取得谈判和斗争主动权的角色。1995年11月波黑战争后期，为了促使塞族同意划分的领土比例，在谈判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展示了一幅反映塞族武装的力量分布、主要阵地等信息的卫星图片,向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强大心理压力，最终迫使南联盟让步。

军事情报仍是重中之重

虽然世界主要国家不遗余力地加强各个领域的情报活动，但军事情报始终是各国情报活动的重中之重。《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每年的情报预算都维持在数百亿美元。2013年，仅国家安全局就申请了105亿美元，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规模资源、能力手段与行动数量可见一斑。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事情报在满足军队日常战备建设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将联合作战支援作为情报活动的焦点，并注重情报在实战中的运用。

一是多种力量跨域联合，形成体系优势。现代联合作战的复杂性决定了情报支援力量构成的多元性。战争中参与支援行动的情报力量，既可能涵盖各军兵种所辖的情报力量，又可能包括国家战略情报力量，必要时还可能得到国家政府部门甚至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支援。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一方面动用90多颗侦察卫星、100多架专业侦察机，形成远、中、近侦察网络；另一方面，向作战地域派遣多达1万余人的特种作战部队，深入伊全境，广泛遂行特种侦察等任务，形成全方位的情报侦察体系。

二是情报与多种要素深度融合，实现侦打一体。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应用，美俄等国家利用信息技术的融合性，着力强化情报与指挥控制、火力、通信、武器平台等作战要素集成和融合。在阿富汗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美俄军事情报机构都曾通过无人机携带导弹或攻击平台搭载侦察器材的方式，对敌方目标实施直接精确打击。

三是先进技术与传统手段灵活互补。由于战场环境的影响、技术装备的差异以及敌方伪装和欺骗措施，使先进技术手段的运用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因此在海湾战争后，美军吸取过于依赖侦察卫星等高技术手段的教训，大力加强包括特种作战部队在内的传统手段建设，在随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反暴乱行动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各国情报能力建设全面转型

“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非传统、非对称安全威胁凸显，对情报搜集、传递、处理和分析的准确性、时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世界各国纷纷从情报体制、技术手段、共享机制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情报能力转型。

美国是情报能力转型的先行者，也是改革调整力度最大的国家。目前，美国已形成以国家情报总监为情报活动总体负责人，国家战略、战区战役、作战部队三级有效衔接的情报管理体制和力量体系，正在进一步加强各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通过利用第二代互联网技术，开发使用“情报百科”“分析空间”等网络化平台和工具，便于情报搜集人员、分析人员和使用者进行交流合作与共享信息。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悠久情报传统的大国。近年来，俄罗斯加快了情报改革的步伐，不仅重塑了国家安全情报体系，而且调整情报工作思路，将重心聚焦于经济与安全领域，特别是突出反恐情报。2010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国家秘密法修正案》，为反恐情报行动提供法律基础。此外，俄罗斯还整合15个相关联邦反恐机构的情报信息资源，建成国家反恐情报数据库，实现反恐情报的协作与共享。

日本通过组建新的情报机构、增购先进装备、发射侦察卫星、部署监测站、开展军事外交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情报能力。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从2013年开始，用5年至10年的时间，发射6颗军事侦察卫星，以实现对世界任何角落的完全监视。

效用决定价值，需求决定存在。情报活动作为隐秘的“国之利器”，正在各个领域发挥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可以预见，类似于美欧之间挖墙脚、搞渗透、实施监听的“谍战剧”，仍将在国际舞台不断上演，波澜不惊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吴黎明•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１９８４》描绘了一个监控无处不在的“监听帝国”——“大洋国”。而今，美国情报部门在全世界范围内肆无忌惮地监听，把这虚拟的“大洋国”变成现实。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美国滥用其技术优势，无视国际基本道德信义，其所作所为恐怕连奥威尔笔下的“监听帝国”都自叹不如。

美式“监听帝国”让世界震惊与恐慌在于：不仅美国的对手被监听，盟友也被监听；不仅所谓“敏感人士”被监听，普通民众也被监听，连国家领导人也概莫能外。媒体透露的一份机密备忘录显示，美国曾监听全世界３５位领导人的通信，连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被其监听达十年之久。当下最新的消息是，奥地利成为又一个“受害者”。

美国对其欧洲传统盟友尚且如此，对其他国家的监听可想而知。最新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在中国及亚洲多国和城市均设有监听站。实际上，美式“监听帝国”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搜集战略、武器装备、技术和经济信息的范畴，体现了一种骄狂自大和信义缺失。欧洲舆论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已成为一种“新型帝国的代表”。英国《卫报》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指出，美国构建的“监听帝国”甚至远远超出了《１９８４》的描述。

华盛顿建立“监听帝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最近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寻求通过控制全球信息扭转不可避免的颓势，通过监听整个世界精确跟踪民众的思想动态，正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美式“监听帝国”触犯众怒，招致各国的反对和谴责。从巴黎到柏林，从马德里到墨西哥城，美国的大使纷纷被召见，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甚至愤怒地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世界舆论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呼声：该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划出红线。

德、法相继与华盛顿进行交涉，谋求签署“不监听协议”。欧盟层面上，欧盟２８国领导人支持法德的行动，欧洲议会已经进行了一项结果没有约束力的表决，冻结同华盛顿之间有关涉恐金融交易的数据交换协议。在联合国层面，德国和巴西已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呼吁终止过度的电子监视、数据收集及其他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安全牵系着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美国有着全球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人们应该认识到，即使欧洲与美国单方面达成“不监听协议”，这亦是盟友间的谅解协议，太过狭隘；就算联合国大会通过德、巴提出的有关决议草案，那亦只属于道德谴责范畴，并没有约束力。

不立规矩，不成方圆。如何让“大洋国”回归虚拟，如何把“伤人的老虎”关到“笼子”里，考验全球智慧。从国际法的层面给美国情报部门立规矩正成为受害国的共识。针对美国的胡作非为，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把美式“监听帝国”装入笼子，是国际社会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1期，摘自2013年11月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