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丑闻让美政府“四面楚歌”

•李博雅、管克江、 曲颂　•

11月3日，美国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领导人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行动的担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他并不相信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通信长达10余年而毫不知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则表示，“监听盟友的电话有着比技术难度更大的政治责任”，白宫和国会都应对美国情报项目展开“全面审查”。

美情报机构可监听任何国外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2日发表长篇报道，称该报通过与英国《卫报》分享，掌握了斯诺登持有的机密文件。报道首先直指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情报收集活动，称从掌握的文件来看，美情报机构数十年来工作的准则是“任何国外目标都可以被监听，为了现在或将来的利益”。报道揭露，美国安局常规性地监视友邦和敌国，以期掌握“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

《纽约时报》的报道首次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联合美国本土网络和通信公司，与其他国家情报机构进行合作。数十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代号为“五只眼”、“九只眼”和“十四只眼”的项目，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约其他成员国有着不同层次的情报合作。

该报道还首次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黑客项目。在一项名为“量身定制进入行动”的项目中，美情报人员能潜入全世界各地的电脑，窃取数据，并有时在计算机中留下间谍软件。该报道还对美情报机构的监视行动结果提出了质疑。报道称，虽然美情报机构的监视能力强大，但该部门并没有清晰的决策。

德国可能在莫斯科问询斯诺登

德国《明镜》周刊11月3日刊登了斯诺登撰写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为了真相的宣言》。信件说，在很短时间内，世界了解了很多关于不受监管的安全机构的情况，以及有时候属于违法的监控项目。有时候，这些机构还有意向高级官员和公众隐瞒监控活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在这方面表现最恶劣。

斯诺登日前在一封致德国政府的信件中，也批评了美国政府开展的大规模监控活动。他在信件中表示，自从公布美国政府的违法行径后，世界各地公民以及各国领导人都认为，揭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规模监视行为是为公众服务，它导致出台了很多限制滥用公众信任行为的法律和规定。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绿党议员施特吕博勒11月1日在莫斯科与斯诺登进行了秘密会晤。之后他宣布已经把斯诺登致德国联邦政府的一封信分别送交总理默克尔、联邦议院议长拉默特和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并向大众公开了信件。

施特吕博勒说，斯诺登在会见时表示愿意前往德国，但前提是必须确保他来后可以留在德国或者其他类似国家并且保证其人身安全。

此间媒体认为，斯诺登前往德国需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德国和美国有引渡协议。二是俄罗斯当初给予斯诺登临时避难的条件，是斯诺登不在俄罗斯从事有损美国利益的事情。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2日表示，俄罗斯不会限制斯诺登离境或者同德国官员交谈，但他离开俄罗斯后，如果想获得避难，需要重新申请。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斯诺登在德国境内不会得到庇护，跨大西洋关系对德国很重要。同时，德国内政部发言人延斯说，如果成立调查监听事件委员会，德国仍有可能针对监听事件在莫斯科问询斯诺登。

欧美同盟间信任被严重破坏

10月31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11票支持、4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同意缩减国家安全局对电话记录的监控规模，加强国会和司法部对情报搜集活动的监管。对此，《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认为，改革的举措不足以平息各方对国安局的批评。监听丑闻，对内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政府滥用职权、侵犯民众隐私权的愤慨，对外则让美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公信力危机。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奥巴马不得不掂量“情报价值”和“政治风险”之间孰轻孰重。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美国部执行主任安妮特•霍伊泽尔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窃听默克尔手机事件标志着欧美同盟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对双方关系具有深远影响。奥巴马被认为是战后第一个对跨大西洋关系“缺乏真心实意”的美国总统。她同时强调，跨大西洋关系仍然对欧美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双方可借窃听丑闻之机重新认识彼此判断和政治现实。

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中心高级顾问俞晓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美国与其盟友的联合监控自冷战时期就已开始，但是其利用强大现代技术手段对国内外公民进行如此广泛的监控，实在令人震怒。美国有必要给本国民众和被监听国家民众一个说法，有必要对自己滥用权力侵害公民隐私的行为做出纠正。

俞晓秋表示，美国拥有雄厚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对信息进行拉网式监控。要限制美国以反恐为名的滥权行为，不仅要从道义上对其进行谴责，更需要在网络空间建立规则。如果不建立约束规则，本就存在实力差距的其他国家将难以与美国抗衡。如果任凭监控、黑客攻击等行为泛滥，网络就只会给人们带来恐怖。只有建立起规范网络行为的新秩序，才能使网络发挥其本来作用，造福人类。

（本报华盛顿、柏林、北京11月4日电）

张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对各国尤其是欧洲盟国的监听，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它涉及的是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问题。这也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反应如此强烈的重要原因。

对于监听丑闻，美国方面的说法是，即便有所谓的监听，也主要出自反恐和安全的需要，但问题是，美国的监听已在相当程度上危害到了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问题也不仅限于反恐和安全层面，仅就德国总理默克尔被监听而言，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已经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此外，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际事务中也有着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其政策主张尤其令美国关注。事实上，在这一切的背后，隐约可见美国对中国、俄罗斯乃至德国崛起的深刻忧虑，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美国不像以前那样自信了。

对美欧关系来说，“监听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双方的信任赤字，而且会影响到美国渴望与欧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之间的裂痕，无疑将会影响其应对危机的决心和自信。

白宫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已在考虑进行必要的让步，以修复出现深刻裂痕的美欧关系，美德拟签署“无间谍协议”的消息就很能说明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整改国安局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至少在短期内，美国对外监听的锋芒将不得不有所收敛。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沈逸•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斯诺登最近又开始爆料了：2013年10月，斯诺登向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持续提供新材料，继续披露网络空间的“老大哥”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范围涵盖了包括法国、德国乃至日本这样的忠实盟国和小跟班。借助发达的传媒以及还没有彻底冷却的“棱镜”事件，这些新闻很是火爆了一把。但在火爆新闻的背后，应该发掘该事件背后的真正价值——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国家行为的基本逻辑以及全球网络空间的全新游戏规则。

首先，权力政治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游戏规则的本质，而情报搜集活动，是任何国家维持自身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的必备手段。但凡有能力的主权国家，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执行正义和公道的环境下持续生存下去。这种生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经济力量则要有效地转化为军事力量，富而不强的在国际社会中就是“肉包子”，富强的才是大国或者是强国。支撑军事力量的要素之一就是情报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两任克林顿政府期内，如何防范来自盟友的谍报行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真回应的威胁之一，列在黑名单里的，包括以色列这样的美国铁杆心腹。这样说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无论是否好到了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但他们还是会用情报手段去监听自己的兄弟和盟友。认为是盟友就不应该去监听的，只是反映了有此类想法的人的天性善良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其次，自1648年之后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行为逻辑，就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欧美国家来说，当世界上不存在一个醒目而突出的共同敌人，如冷战时期的苏联时，他们相互之间就会自动进入“伙伴”的状态，也就是当面握手、背后监听，台上微笑、台下踹脚的复杂状态。这是“理性”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常态。当然，另一条规则是，这些游戏必须小心翼翼地装裱上“普世价值”的灿烂涂料，让人觉得“高端洋气上档次”。这次，不是有什么惊天真相被捅出来了，而是长期存在的真相以无法被否认和掩盖的方式被捅出来了。于是，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西方领导人开始进入了“比大声”的状态，通过对美国的监听行为“吐口水”，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而美国，因为触犯了“不要被抓到”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就只能厚着脸皮硬扛，反正也主要是口水攻击，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这种口水，其实是政客演给百姓看的双簧，或类似恋人们在马路边的轻度吵架，路人不宜将其认为他们情感破裂，自己有机会乘势而上。

其三，美国通过有效的监听掌握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影响全球网络空间力量对比，这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所在。2013年10月1日，知名研究机构IDG发布了一篇报道，称“在后国安局时代，欧洲成为数据中心的新选项”，折射出了远比监听领导人引发的口水秀更值得关注的实质内容：全球网络空间的数据分布将受各种影响。

美国“棱镜”门指出这样一个趋势：21世纪网络空间里的数据，可能会成为像工业革命中“石油”一样的重要战略资源。如果说，在工业革命时代国家战略力量根植于对石油资源的控制能力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国家战略力量至少会增加一个新的来源，就是对在虚拟世界中关键数据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包括监听、控制、挖掘和使用。对这种数据的掌握，不仅依托技术发展，而且需要产业和工程能力的支撑。也就是说，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存储关键数据的物理设施，确保这些设施处于有效控制范围之内。一如美国海军战略中提及的，必须对全球海上通道咽喉要地进行有效掌控，在网络世界，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尽可能对数据中心、关键传输节点和设施确保有效控制。美国和欧洲，真正可能因为此次监听风暴而面临分歧乃至冲突的，恐怕就应该在如何分割和分配关键性的数据资源——比如谷歌公司在欧洲的数据中心的数据是否可以随时接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调用和查询。

从理论上来说，上述围绕数据的争夺，就是不同国家围绕数据主权展开的博弈。美国或许从不接受将主权和网络相关技术、行为挂钩，但其行动追求的，就是扩张美国的数据主权，将尽可能多的关键数据置于美国主权的有效管辖之下。而其他国家能够做的，就是用主权屏障来抵御美国的扩张。对中国来说，提出能够有效捍卫能力上相对弱势、又高度依赖全球网络空间的弱势国家的行动目标，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从而依托保障数据主权的概念，协同其他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通过改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网络安全，应该成为未来3-5年内中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重要目标之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26日《文汇报》）

何塞•伊格纳西奥•托雷夫兰卡

从监听固然不好却有必要的观点出发，必须对道德和政治进行一些区分。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情况是，监听活动肯定与敌对政府或潜在的危险人物有关。监听这些对象似乎更容易说得通，因为他们的活动对民众的权益构成了威胁。而这里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断超出这一范畴，并进入了三个非常麻烦的领域。

一是监听盟国和友好国家政府，尤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迪尔玛•罗塞夫、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尚未曝光的其他人）。这是一种不忠行为，有损于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这种互信对于在关键时刻团结一致以及许多协议的达成都至关重要，如果受到损害，美国将难以在全球实现其外交目标。

二是监听外国企业。这种似乎越来越普遍的做法不仅伤害具体企业，使其损失关乎自身存亡的市场机会或关键技术，而且扰乱市场运行，长期看可能会产生对美国同样有害的保护主义。

美国大肆进入的第三个领域与大规模拦截民众的数据以及他们的个人信息、活动或通信有关。美国同样没有清楚认识到其对全球数字中产阶层隐私的侵犯已达到何种程度。这个阶层是一个强大的稳压器，具备向本国政府和通信行业企业直接施压的广泛能力。如果欧洲民众发觉他们的权利正受到系统性侵犯，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不得不设置障碍，限制美国及其相关企业的活动。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0月27日西班牙《国家报》）

•柴野• 提示

10月31日德国媒体报道说，绿党联邦议员施特吕伯勒出人意料地在莫斯科某个秘密地方与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斯诺登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后者交给德国议员一封信，请他转交德国政府和联邦检察院。据说信的主要内容是揭发美国情报机关在全球大规模实施监听行动的信息。施特吕伯勒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透露，在两人的对话中，斯诺登表示有意在具备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前往德国，并接受德国检察机关或联邦议院的听证。

10月31日《纽约时报》抖出了更多不利于美国的消息。美国安全局不仅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而且还对德国其他政府成员、默克尔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在野党领袖进行窃听。对此德国朝野谴责呼声高涨，各党派纷纷“出招”，要求惩治这一行为。在野党绿党和左派党均提出要求联邦议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就美国窃听德国领导人一事进行调查。提议也得到了社民党的支持。德国议员还要求，请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斯诺登来德作证。

此次美国安全局窃听德国领导人事件中，美国驻德国大使馆成为媒体众矢之的。媒体报道认为，美国使馆楼上安装了窃听装置，可以直接窃听德国政府成员的通讯。在德国媒体的强大压力下，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驻德大使埃默森10月31日破天荒地邀请德国记者进入美国大使馆，并接受记者采访。然而，德国记者只允许在美使馆的一楼大厅里看一眼，埃默森的理由是，他没有权力让记者进入使馆各个区域。对于德国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美国使馆是否参与了对默克尔总理的监听行动，埃默森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表示，这一点他不能说。他唯一明确强调的是，美国现在和将来不会再窃听默克尔了。可华盛顿方面的说法却不是这样。

据报道，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詹姆斯•克拉伯在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上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事情报业务50年来，各国政要的观点，他们以什么形式表达，是我们收集和分析的一个基本内容”。克拉伯认为，对外国政要的通讯进行评估是这种侦查的最佳途径。对于美国人的肆无忌惮，德国各界要求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左翼党和绿党提出成立联邦议会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行为进行调查。社民党秘书长纳勒斯表示：“我们明确支持联邦议会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希望所有政党参与。”

窃听默克尔事件也让正在俄罗斯避难的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爆料者”斯诺登重新回到德国舆论视线中，毕竟他是美国安全局窃听丑闻的最大信息来源。因此，社民党提出，邀请斯诺登作为证人出席联邦议院听证会。绿党也要求让斯诺登自由入境德国，并获得居留许可。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西则要求将斯诺登纳入“证人保护程序”。

10月31日德媒体报道说，绿党联邦议员施特吕伯勒出人意料地在莫斯科某个秘密地方与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斯诺登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后者交给德国议员一封信，请他转交德国政府和联邦检察院。据说信的主要内容是揭发美国情报机关在全球大规模实施监听行动的信息。施特吕伯勒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透露，在两人的对话中，斯诺登表示有意在具备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前往德国，并接受德国检察机关或联邦议院的听证。有关专家认为，鉴于斯诺登目前正遭受美国通缉，从法律上讲，斯诺登本人来德国是不现实的。但从俄罗斯方面传来的消息说，斯诺登可以以书面形式回答德国调查委员会的所有问题。今天德国议会基民盟与社民党负责人商议决定，将在11月18日召开的本届联邦议会第一次大会上讨论美国窃听德国事件。但此间人士对能否真正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窃听事件表示怀疑。德国议会党团内政委员会主席布斯巴赫对媒体谈到，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需要有证人到场，需要各种文件和原始资料，可德国目前根本拿不到确凿的证据。

为平息“监听事件”引发的指责浪潮，美国人的傲慢态度开始有所收敛。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表示，美国的间谍行为有时候确实有点太过了，应该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形式进行全面检查，有些行为应该停止。同时美国方面高规格接待了默克尔派往美国的代表团，其成员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外交顾问赫尔斯根以及德国情报部门协调员海斯等人。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德美关系十分重要。德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有许多共同利益，这就使德国在与美国抗争时不能不顾一切。正如德国政治家布斯巴赫所强调的，德美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德国要明确地告诉美国，大规模监听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德美关系，这种蔑视和侮辱，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张建墅•

素来自诩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核心盟友”，希望依托日美同盟领导亚洲、制衡中国的日本，尤其是现今的安倍政权，却沦为美国疯狂情报战车的“炮灰”。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雇员斯诺登继续爆料称：日本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对象之一。

日本媒体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斯诺登此次披露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2007年的内部文书。当时，该局监控的优先目标是恐怖主义、国土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发展计划及扩散问题等16个领域。其中，日本在战略性科学技术、外交政策、经济稳定及其影响三个领域中被列为监控对象。

报道称，就该局的监控目的而言，在科技方面是为了防止技术上的“惊变”。比如，隐形与反隐形、激光、电子战、卫星观测、纳米等方面的科技发展，美方认为该领域未来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就包括日本；在外交方面则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外交优势地位。其中，除了俄、中、法、德、朝、伊、叙等“理所当然”的国家之外，日本也赫然在列；在经济稳定性及影响方面，监控的重点是相关国家“财政上的脆弱性”极其对美国的战略性影响，日本同样未能幸免。

报道还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但在对手国家，就连在“友好国家”也照样开展谍报活动，其中重要据点就包括日本。

美国人此番自主举证多少令日本媒体感到有些吃惊。日本共同社3日发布题为《美也将日本作为搜集情报的活动据点》的消息，时事通信社5日发布了题为《美媒称日本也是情报监控对象，NSA在友好国家开展谍报活动》的消息。《读卖新闻》5日则分析称，日本政府将就相关情况照会美方，在此基础上慎重地研究相关对策。

日本官方最初似不愿正视这一问题。官房长官10月24日因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遭到美窃听的消息还信心满满地称，安倍首相的手机“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到了11月1日，他就日本驻美大使馆遭美窃听的传闻改变了口风，表示日本正在做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并要求美方不要涉及日本政府。强调了日本正在调查并要求美国确认相关情况的立场。

实际上，今年6月初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就有媒体指出，美国军事基地遍布日本各地，太空与大洋监控体系十分庞大，完全有能力捕捉并窃听日本的移动通信信号。而1995年，日美因汽车贸易谈判激战正酣，美国就对当时日本通商产业省参与谈判的干部实施了窃听。该媒体还建议日方，眼下日美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主导权的争夺正进入“决战阶段”，鉴于美方这一前科，应切实提防其故伎重施。

而对于美方疯狂的全球网络监控与窃听行为，不少日本媒体评论多以违法国际法、侵犯人权、冷战思维、不应以同盟关系加以正当化等观点予以强烈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在这种互相猜疑、缺乏基础互信的背景下，安倍首相采取对美“一边倒”姿态，如不是徒劳无功，就是另有所图，实在令人担忧。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

•古天岚•

近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对欧洲多国领导人、驻外机构以及普通公民进行大规模监听活动，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欧洲舆论对美国大加讨伐，一些国家通过召见美国大使、与美国领导人通话等“非常规外交举动”表示不满。欧盟领导人公开表示，美国“滥用国家权力侵扰民众生活”是“极权主义”的表现。欧洲议会要求中止欧美之间的《恐怖分子金融追踪项目协议》，停止向美国反恐部门提供银行数据。关于搁置“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谈判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监听门”事件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甚至有动摇欧美传统盟友关系的迹象，其原因可不简单。从深层次看，它反映出西方内部存在的两大矛盾。

一是美欧之间在情报领域的控制和反控制之争。美欧虽是盟友，但美国对欧洲并不信任。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防止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对美霸权构成挑战作为主要目标。情报霸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垄断了根服务器，在截取通讯信息方面拥有绝对技术优势，对全球通讯监控无孔不入，自然也不会放过欧洲。欧洲对此心知肚明，有官员曾表示，要想确保通讯信息安全，必须绕过美国的服务器，创造一个独立于“英美互联网”之外的互联网系统。

二是言论自由的表象和政府垄断的实质之异。美欧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互联网言论自由是西方向其他国家施压的主要武器之一。“监听门”事件充分暴露出美欧政府言行不一的虚伪性。美国不仅对国内民众进行监听，还把触角伸向欧洲普遍民众，一个月内监听7000万个法国电话，6000万个西班牙电话。这使欧洲政府无颜面对民众，更难以对其追随美国推行言论自由的政策自圆其说。为平息民怨，欧洲领导人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大肆谴责美监听行为。但欧洲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BBC评论认为，欧洲领导人在“监听门”事件中配合美国演戏，共同安抚具有自由化思想的欧洲人民。

面对欧洲的强烈反弹，美国也不给其盟国以情面。美国情报官员称，欧洲不必反应过度，监听之事大家都在做，欧洲对民众的监听较之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有学者认为，欧洲之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在情报领域技不如人，希望通过炒作“监听门”事件，迫使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情报收集行动，从而达到“低水平的平衡”。美国不会这样做。在刚刚结束的欧盟秋季峰会上，欧洲力推大数据、4G、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明显有缩小与美国信息技术差距的考虑。

信息和网络空间作为新兴的“第四空间”，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各国合作的新疆域，而不应是冷战思维继续作怪的新战场。国际社会有必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快行动，尽早制订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让通讯技术和网络发挥最大“正能量”，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2期，摘自2013年11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