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
【原编者按】华勒斯坦在2000年被选为20世纪美国社会学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其鸿篇巨著《现代世界体系》把整个现代世界作为分析单位，考察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及其与世界各国或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经济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等领域的发展，而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深入反思，直击19世纪以来的学科建制与专业知识分割体系。华勒斯坦生于1 930年，如今依然身体健朗，笔耕不辍，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学术研讨会，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探索各种可能性，并诊断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
前不久，本报特约记者、华南师范大学郭台辉教授几经周折，尤其得到他所在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Julia Adams帮助，以学术工作坊点评嘉宾的身份，终于有幸在其工作室见到行色匆匆的华勒斯坦，并针对他的世界体系分析和历史社会科学进行了交流。华勒斯坦对现代知识体系建制极为不满，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未来深表忧虑，但对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
在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竞争的另一种模式
郭台辉：我经常告诉学生，您的世界体系理论是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元理论，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类似于哲学史上的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康德。
华勒斯坦：你的比较是一种客套溢美之词，我当然不想讨论这些比较，但要讲一下你所称我的认识论的元理论。我想先表明的是，我的研究不叫世界体系理论而是世界体系分析。我写过一篇很长篇幅的文章专门讨论为何不是一种理论，即“世界体系分析法的发展历程；或者为何不能成为一种理论”。虽然别人将这称之为一种理论，但我不认为是。
不错，世界体系分析包括一种元认识论的立场。我一直认为我的研究有三个领域，其一是阐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二是探讨我视之为当今世界的一种结构性危机；其三我称之为一种知识体系，即分析知识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为何如今处于危机中。我认为认识论议题对于所有的讨论都非常关键。在《世界体系分析》的第一章，我已经解释了处理认识论问题为何很重要。我合作完成的一本书叫做《开放社会科学》，已经翻译成三种中文版本，香港版、北京版和台湾版。我还写过许多关于认识论的文章，目前也正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如今使用的知识结构源于过去几百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产物，但如今处于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中。体系的整体危机在认识论的危机中反映出来。我希望，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将对学术界的讨论有一定影响。
郭台辉：如果我对您的研究理解正确的话，世界体系分析部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吗？
华勒斯坦：是的，的确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又不仅限于此。如果你问我“是否同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卡尔，马克思在文本里没有论述过，存在一个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你可以再去看看他写的东西。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之后就是共产主义。有关过渡阶段的所有观点都是在俄国革命之后产生的，以此作为评判一种既不是共产主义但又是广大底层人民所追求的体制。这一理论或许是根据实践的一种发展。
我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不是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体制。我以为，在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在世界经济体制框架内强化其民族地位，只是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竞争的另一种模式罢了。我的观点是，至少自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中印崛起加剧了世界体系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因为剩余价值正在被更大规模的人口瓜分
郭台辉：中国的崛起如何改变当今世界体系的结构呢？
华勒斯坦：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相互当然有所影响。美国与西欧这些资本积累的旧中心存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趋势。新中心的兴起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以前出现过很多次，现在正处于再一次出现的时刻。如今我们提到新兴权力的兴起，尤其是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以及更次一级的南非。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新兴的地区都是以国家集群形式出现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几股力量，因为我们还可以加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称之为新兴国家，意味着他们实力的增强是运用各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策略，而且，他们是在美国和西欧并没有明显增长的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这必然改变世界体系的当前地缘政治结构，但并不能根本改变世界体系的深层结构。
真正的大问题在于，世界体系处于一个结构性危机中。就像此前多次出现的危机一样，并不在于谁处于这个结构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也不在于哪些国家简单地重新结盟，因为我们无法完成地理学转向的进程。中国与印度崛起存在的问题是，这并不能解决世界体系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而有可能加剧它的结构性危机。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可以成功运转，因为它能够把剩余价值从诸多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少数几个国家，达到系统性的结构性平衡。而少数几个国家也从未出现过问题，充其量是利润分配的问题。惟有对许多处于上层的人们才有良好的生存空间，如果继续转移有意义的剩余价值，甚至中层的人们也会过得不错。现在正在产生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把如此众多的人口添加到分享全球剩余价值的行列中来，这意味着，剩余价值正在被更大规模的人口瓜分，换言之，为原本那些人们所分享的剩余价值已经急剧减少，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越来越糟糕，而不是越来越好。不过，我认为，这些新兴国家并不可能有能力长期维持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信号是，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我预计，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减退。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将变得非常强大。但是世界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可能有明显改观。中国的强大的确是值得中国人民热烈庆贺的。中国正在做其他国家以前已经做过的事情，正在从世界体系中获取丰收果实。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增长的果实。
放开观念与制度上的管制并不会导致国家发展放缓
郭台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正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崛起，但在过去二十年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与政治抗争。国内的社会矛盾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
华勒斯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方面在世界体系中的确已经成功崛起。当然它不是成功崛起的唯一一个国家，但它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因为，就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的增长必然同时带来国内贫富的两极分化。毫无疑问，中国人口的50％－70％．甚至多达80％处于社会的下层，而境况真正变好的只有上层的20％－30％。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拉大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政治局面中获得其优先地位，把整个国家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在于，从1921年开始创立到1949年的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就将晚清瓦解时分崩离析的绝大部分疆土重新整合在一起，并且维持至今六十余年之久。在这二十几年里，这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有着相对独立性，而中国共产党却可以把这些各具差异的地区整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那么，国内的社会政治冲突是否会影响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如果中国继续延续长期有效的、充满智慧的民族政策，其国内的政治矛盾必将会得到理性处理。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政策上都是“雅各宾派”，换言之，都是尽力迫使每个人进入一个单一模式，并且通过一个国家政权创立一个民族。但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继续这样做就可能将产生负面效果，当今处于全球价值观的转型时代尤其如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放开观念与制度上的管制并不会导致国家发展放缓，土耳其也不可能因放开管制而发展放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会。
这个世界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而不是去想方设法创造确定性
郭台辉：根据您对知识和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反思，我们正处于一个基于知识不确定性的不确定世界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如何才能重建本体论的安全、信任和自信呢？
华勒斯坦：简言之，根本就不存在本体论的安全、信任和自信。这个世界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而不是去想方设法创造确定性。根本就不存在诸如确定性的东西，未来也不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可以去参考一下普里戈金的著作，他非常详细地解释了确定性为何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冠名为“知识的不确定性”。
郭台辉：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成功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宏观理论与方法论。对于年轻一代的历史社会科学家而言，如何创建属于自己的理论或方法，您有何建议？或者研究者应该如何推进既有的理论？
华勒斯坦：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中，人们应该做他们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不同的人对做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舒坦感受。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所有学者都应该尝试去理解深藏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但紧接着，有些人喜欢关注大问题，有些人喜欢做适中的问题，有些人想关注他们自认为是小的问题，每个人都认真、小心、持久地扎根其中。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研究活动都是同样有用的，只要他们首先看到了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自己的研究转化成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总体框架。我认为，不可能制定规则来规定学者应该做什么研究，因为每个人都有挑选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来作研究的权利。学术界应该让所有学者都感到满意。所以，我不会把人们往一个方向推进，但我主张对所研究的东西应该具有某种理解水平。就个人而言，我一直想追求一幅巨大的图画。我的这种偏好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期，所以，我跟随我的步伐和道路，其他人也在走他们自己的路。
郭台辉：什么动力可以让今天的知识分子重新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就像19世纪之前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
华勒斯坦：这是最有挑战的问题。在知识结构中存在两股力量的斗争，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与“阿雷格里精神”两股力量的较量。但是你也可以给它们取你喜欢的名字。一些人想维持经济全球化与反经济全球化这两种文化的概念，而另一些人要求调解这两种文化观念，并缩小二者的距离，统一或超越其对立与冲突。有些人想拉大分化的距离，另一些人想朝另一个方向推进。我无法预测这两股力量谁可以占上风，实际上两股力量是彼此关联的。解决其中一种力量的问题就需要解决另一种力量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这就是我现在所能做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2期，摘自2013年9月19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