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五四”百年审视西方民主危机

www.guancha.cn 2019-05-02 08:2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9,“五四”百年。令中华民族倍感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们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而是更接近历史巅峰时期的强汉盛唐时代。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仰望世界、追随世界,华丽转身为贡献世界、启发世界——如果还不能算是引领世界的话。所以今天回望五四,我们就更多了一份历史从容,历史淡定和历史厚度。

“五四”的两大旗帜“民主”和“科学”广被各界所接受,但在今天西方深陷危机和中国道路方兴未艾的五百年未有之历史新局下,“民主”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时代含义。其实早在百年前,这个“民主”的指向就不是西方。客观而言,“五四”之所以是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恰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走向西方的潮流就此在这里完全扭转:由于巴黎和会的出卖,中国在巨大耻辱和悲愤的激发下而转向了人类新制度的试验场——苏联。

随后百年中国的不凡发展不但历史性地证明了“五四”引领中国转向的正确性,更以自己的巨大成功反衬了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如果说当年“五四”外溢的全球意义是一个古老的中国重新选择借鉴一个外来文明的话,那么今天百年后的“五四”,其世界意义就在于激发全球反思西方制度文明的危机。

英法美三种典型的民主形式都陷入困境

十年前,当中国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今天,当中国迎来建国七十周年的时候,又爆发了全面的政治危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纷纷陷入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中。

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定在国会一再被否决,将面临无协议脱欧最坏的局面。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风起云涌,在软(大幅度满足抗议者的诉求)、硬(声称决不让步)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年轻的马克龙总统不得不搞起了空前未必绝后的、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政治大辩论。

美国则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政党恶斗以史上最长政府关门为标志进入了历史性新阶段。双方针锋相对、绝不妥协的立场前所未有,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政府关门状态下安全无法保障为由取消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尽管国土安全部声称已经做好了维安的所有准备。特朗普则随后在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出发前几分钟取消了她使用军用飞机的权力,中断其出访阿富汗的行程。这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双方都把限制对方正常和必要的国家行为做为目标。显然,每一方都把国家命运当做博弈的筹码,就看谁第一个倒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最后都没有倒,而只不过是国家倒了而已。

美国的政党恶斗导致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机构停摆(图片来源:网络)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分别代表了西方三种典型的民主形式:英国是议会制,法国是半总统制,美国是总统制。它们同时陷入全面的混乱和停摆之中,结论自然是:西方民主陷入全面危机。

危机的根源在制度

面对危机,首要的就是分析原因。一般有两个角度:国民性和制度。英国属于经验主义,法国则是浪漫主义,美国堪称是实用主义。国民性不同,但都面临同样的空前挑战,所以这场危机和国民性的联系并不是很大,根本的还在于制度。

西方的近现代民主制度从英国走到今天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精英民主(少数人有投票权)到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英法有近百年的历史,美国则不过五十余年。从实践来看,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成功。虽然其理念颇为美好,但现实却非常骨感。

现在回过头看二十世纪,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在上一世纪共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平等,即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绝对平等,即一人一票。第一种试验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走进历史。第二个试验西方还在勉强维持,但其不可持续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不管是哪一种制度设计,只要抹杀个人差异而追求某种绝对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制度设计的四大缺陷

现在来看,西方这种制度设计有四大违反常识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认为大众永远是正确的。而一旦民众做出错误选择,就再也无法改变。

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如此。当时的首相卡梅隆自以为脱欧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严重,民众一定会支持留在欧洲。以致于投票开始后,他已经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准备庆祝仪式了。结果却爆出了本世纪首个重大黑天鹅事件。虽然全世界都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着继续错下去,而无法纠正。否则将直接危及现行体制的合法性。

类似的事件还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鹅事件:特朗普被美国人民选为总统。尽管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选举结果出炉时曾一度怀疑这个制度,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则直接声称美国制度已经失败。但整个社会除了接受,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因为如果否定选民的错误选择,就等于直接否定这个体制。

按说,没有谁是万能的,都可能犯错本是一个常识。中国1949年的革命以农民为主,革命胜利后农民也占国家总人口的80%以上。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在西方这种制度下,谁敢承认选民主体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认,还一定会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后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选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赢得选举。在今天的印度,许多政治人物知道农民不会使用电脑,就干脆提出禁止使用电脑的竞选口号。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向下议院陈述欧盟针对英国“脱欧”延期的相关决定(图片来源:IC photo)

我以前曾总结过,在西方这种制度下,大众必须是理性和充满智慧的,既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未来,也深谙复杂的国际关系,更有必要时能为了他人和国家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这样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个建立在不存在基础之上的制度,怎么可能不百病丛生走向危机呢?

第二大缺陷是权力和责任无法保持一致。

按说,权力和责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在西方这种制度设计下,大众拥有决定谁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实行什么政策的巨大权力,但却没有与行使这一重大相关权力的责任。或者说这种责任只是口头存在,但却无法监督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