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拼爹”是个流行词，“我爸是李刚”是个霸气词，前一段时间的“李天一事件”更是轰动全国。人们不禁思考：现在为何“官二代”盛行？毛泽东时代为何没有“官二代”？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具有惊人的全局胸怀和长远眼光。早在1958年，他就对“官二代”做了两个预言：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子女生活在汉献帝、阿斗那样的环境中养尊处优，相互攀比老爸，这让他担心会不会培养出一批贵族少爷？第二，高级干部的子女管不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到现在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严峻的现实，不能不让人感慨，不能不催人思考如何改进对“官二代”的教育。那么，毛泽东时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是如何教育“官二代”的？
毛泽东女儿李敏：“父亲教育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在毛泽东时代百姓子女与“官二代”没什么差别，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有毛泽东的儿子，有将军的后代，在农村劳作的田野里，在机器轰鸣车间里，也许就有部长千金、省长的儿子，英雄的群体里也不乏领导的孩子。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说：“毛泽东最提倡清正廉洁，毛泽东时代也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现象。”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他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问：“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梅秘书长，你的孩子要坐你要的车吗？”
梅白说：“我不给坐。”
毛泽东问：“你是怎么办的？”
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
毛泽东说：“推下去会不会摔伤呢？”
梅白答道：“不会的，讲明我要的车不该上，该下去。”
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泽东曾向高级干部们推荐过一篇古文《触龙说赵太后》，教育高级干部们不要让孩子过于享受，养尊处优，要为孩子计之长远，帮他们自立成才，以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悲剧发生。
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生都十分节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穿着带补丁的衣裤去做报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担任了国家的主席，仍不改朴实之风。他俭朴得都有些令人惊讶。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他的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有光鲜闪亮的时候。直到逝世，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
对于父亲的教诲，毛泽东长女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江青可以不理会这句话，但毛泽东的子女们却把它牢记在心。
毛泽东时代为何没有“官二代”？因为在那个年代，毛泽东自己就是共产党人中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当时的领导干部自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时的领导干部两袖清风，心里装着人民大众。
毛泽东：“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
毛泽东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决不允许他们享受各种特权待遇，所以毛泽东的孩子不是“官二代”。在长子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竟然把他送到劳动大学改造，让他拜劳动模范为师，从事艰苦的劳动，从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增加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1950年，只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缨入朝参战。当有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最后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
在全国面临大困难时，毛泽东不允许女儿李讷搞特殊，让她在学校食堂和其他学生一样吃饭。他的女儿放假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吃的。而毛泽东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份让给女儿，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
毛泽东长女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多年独立生活，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不过，这种欣慰的代价也充斥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她记得因为不会生火而熏得自己满眼泪水，也记得最初煮米饭常常会做成夹生饭，面没发起来就蒸馒头，结果蒸成了面疙瘩……
李敏的低调同样影响了一对儿女。儿子孔继宁，发起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女儿孔冬梅则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也算各有所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着别人的面，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很少直呼“外公”。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李讷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不过由于许多治疗费用要自己出，她的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李讷独子王孝芝初中毕业时，李讷态度强硬地让儿子报考了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李讷认为“社会实践重于读书”。王孝芝第一份工作是在长富宫做门童。然而，即便境况若此，李讷还时常感念父亲对她的教导，假如不是他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恐怕很难过得来”。
“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官二代’”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年少时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却很少与伯父见面。极少接到伯父物质馈赠，甚至连一封亲笔信都没有，却被伯父在弥留之际惦念。作为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说：“我不是‘官二代’。”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当亲生一般教养。“说来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社会上真的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周秉建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周秉建就读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学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南海的西花厅周秉建常去，但她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与夫人来访，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觉回避。“其实按常理说，同事带孩子串个门也很正常。但伯父绝对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优越感的机会。”周秉建认真地说，“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经常强调的。
拒绝优越感，并不拒绝责任感。周秉建认为，伯父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兄妹习惯“家事”也作“国事”考虑。1970年12月，在内蒙古“插队”已两年的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当她来到西花厅向伯父报喜时，伯父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呢？”周秉建照做了，又回到牧区劳动，成为一个牧民。
朱德为儿子事业定调：“不能当官，从工人做起”
朱老总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就朱琦这么一个儿子。1916年朱琦降生时，朱德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遂为之取名“保柱”。
朱琦出世后，一直放在故乡四川抚养。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子女的思念之情。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的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他的部队里，就曾向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过。周恩来颇能体味老总这番情愫，亲自布置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
据说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喃喃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此后，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革命并入了党。1943年由于伤病，朱琦从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德对他说：“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当官搞管理，从工人做起，要从头学起”。朱总司令这么就给他定调了。就这样，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朱德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朱德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朱德。朱德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朱德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朱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朱德，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上面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
贺龙女儿贺捷生：不以父辈的功勋为资本，过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战争的缘故，贺龙女儿贺捷生从小就不得不离开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建国初期，远在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把女儿接来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久，贺捷生就向父亲提出参军的要求。贺龙很高兴，送女儿到西南军区卫生部当了一名战士。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按规定女兵不参加授衔，捷生周围许多女兵议论：如果贺司令的女儿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于是，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到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不久蹇先任调北京工作，贺捷生便转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1958年，19岁的贺捷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4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面对毕业后的去向，贺捷生毅然决然地作出大胆的选择－－去青藏高原。
贺捷生客居他乡，成为青海民族学院一名历史教师。气候恶劣，条件异常艰苦：青海民族学院的围墙和学生的床，都是用泥巴砌起来的，一顶顶帐篷便是教室。教师每月只有15斤粮、半斤油，有时连盐都供应不上。
对于来自北京的青年来说，首先要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贺捷生先天发育不良，高原反应自然比别人严重，加之营养跟不上，她常年浮肿，鼻子出血，周身不适。但她依然咬紧牙关与大家一起坚持劳动，常常背起粪筐，到处去捡粪。一天天，一年年，贺捷生品尝着生活的艰辛，直到累得吐血。她就像一头拓荒牛，尽责敬业，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小不了自己几岁的学生们。三尺讲台成为她的圣土，她用广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道义吸引了众多学生。学生们既将她当作老师，又看成是朋友。在教学同时，贺捷生还积极参加了西北地区及青海省的地方志及民族史的编纂。
贺捷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以致因过度疲劳而昏倒在讲台上。她不喜声张吹嘘，不以父辈的功勋为资本，在青海6年，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热爱工作，赢得了一大批朋友和广大师生的信任与尊重。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家里不能做新衣服，小的捡大的衣服穿
1949年9月13日，刘平平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正值北平和平解放的喜庆日子，刘少奇夫妇便给她起了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刘少奇夫妇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
随着父母的升迁，刘平平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当父亲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时候，她成了让人羡慕的“公主”，上学、进商场、看电影都有警卫护送。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击碎了她青春的梦想和安逸的生活学习环境，并由此给她带来了许多磨难和痛苦。1968年，父母不知被关押何处，四姐妹被赶出中南海，住进了一幢临街的平房里，不久她和几个大孩子都被安排下了乡。
1969年9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安排刘平平到军马场当知青。1971年夏天，有人出于好奇，想看看刘平平究竟在酿造厂里做什么。这是一排很简陋的土坯房，来到酱油发酵车间，闷热的高温加上一股特殊酶味，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刘平平穿一件厚厚的工作服，戴了顶旧军帽，粗黑的发辫盘进帽子里，弯着腰正用一把木锨仔仔细细地翻着发酵的黄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认真地干着。艰苦的环境没有动摇刘平平刻苦自学的信心和决心。她来军马场时还没有读完高中，从进场的那天起就为自己定下了学习目标：三年内一定要完成大学学业。那时，自学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老师辅导，没有参考资料，只能靠自己钻研思考，白天劳动，夜晚便成了她自学的黄金时间，每天晚饭后，她都坐在灯下苦读。无论寒来暑往，始终没有间断。同时，刘平平还找来许多业务书籍，刻苦钻研酿造技术，改进酿造工艺，很快成为酿造厂的业务骨干。场首长和同志们也都渐渐地开始爱护和喜欢她了。
1973年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刘平平结束了近四年的军马场劳动锻炼生活，被安排到济南军区后勤部7422工厂，后又调入北京食品研究院工作。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
据1986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3000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去枪决。”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小蒙的弟弟，后来在狱中自尽身亡。此前的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三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这六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102厂工人，陈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一般。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按，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奸淫妇女八名，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公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六十年代初，陈其五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十年动乱期间遭迫害。平反后，陈其五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复出用其子陈小蒙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正是由这段时间始，陈小蒙在另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的现身说法下，开始腐化堕落，并向犯罪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了，1981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陈其五不幸发现身患肺癌，然而，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1984年9月4日上午7时2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陈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1月16日才开遗体告别会，11月24日，上海公安收容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天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刮目相看。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天。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杀一儆百”：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2月1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2期，综合《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城市晚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