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社会对“革命”的反思

•侯艾君•

吉尔吉斯是最早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之一，但也几乎是唯一在“革命”后未能成功地重建秩序、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不同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国家。2005年3月25日爆发“革命”、2010年4月7日又爆发“革命”、2010年6月还爆发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族际仇杀，造成严重后果。从3月底至今，吉尔吉斯社会各界对“革命”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反思。吉尔吉斯学者与一些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政府和反对派的报纸也就此问题进行访谈。另一方面，“革命”话题的升温，本身源自时下吉尔吉斯政局的再度恶化。自2012年10月3日吉尔吉斯检察院宣判议会党团“阿塔—茹尔特”3名议员（罪名是他们阴谋政变，但反对派认为这是政治迫害）之后至今，反对派的活动异常活跃，随着春天到来，该国的社会政治气候升温，有人推断该国还会爆发“革命”。

“革命”的原因和性质

至今为止，对于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发生的事件称为“革命”，只是一种假定的说法，对其性质的认定分歧很大。早在2006年，著名学者如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就著书认为，这是一次政变，而且是由外国势力策动的。该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美国给予反对派重大支持，证明这是西方势力策动的一次“颜色革命”。报刊披露，别列佐夫斯基（最近在英国离奇去世）曾经在“颜色革命”期间给予巴基耶夫重大支持：在吉尔吉斯开办反对派的电视频道，为巴基耶夫提供巨额资金等等。这种视角无疑很有说服力。2005年吉尔吉斯的“革命”都是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度有席卷独联体列国的气势。

但是，经过二次“革命”和一次族际冲突，吉尔吉斯社会机体已被撕裂，现在吉尔吉斯国内对革命的看法日益多元化。如，该国学界和媒体对2005年和2010年的事件的描述有多个定义：革命、政变、起义、反抗、骚乱、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动乱等等。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国内根源是导致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形势恶化，失业严重，国民贫困化，阿卡耶夫政权贪腐，实施家族统治，等等。因此，这是人民的起义和对政权的反抗，算是真正的革命。有人认为2005年和2010年爆发的都是革命。“一切问题就在于执政者。人民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新政权未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因此又爆发了新的革命。”认为是政变的，也认为其根源在于内部，只是未能导致该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显著改善。凡是反对前政权的人、前政权的受害者、某次“革命”的受益者，就会倾向于认为该事件是正义的革命。

“革命”的后果

“革命”起了什么作用？一种意见倾向于认为，吉尔吉斯的两次“革命”致使该国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有学者认为，革命表明吉尔吉斯是一个尚未形成的国家，无国家组织。塔什姆—凯涅萨列夫教授表示，革命是演变中的飞跃。既有狭义的革命，也有广义的革命。狭义上说3月24日和4月7日都是政变，广义上说，这是一个过程，是体制更迭。吉尔吉斯发生的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颜色革命”。因为社会中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体制更迭只发生在上层建筑，两次“革命”很相似，都提出了五点要求：通过宪法途径改变政治体制；改变家族统治体制为公众体制；经济发展；重新配置干部；改善民众生活。2005年3月“革命”之后，没有一个要求得到满足。

2010年“革命”后，吉尔吉斯的政治体制有所改变，开始走向议会制道路。但是，该道路正确与否值得怀疑。家族统治被根除了，但建立起了党派联合统治。至于说干部，大部分都是以前的旧人，工作很差。经济未发展，民众生活未得到改善，两次革命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未被满足。

政治学博士阿雷别克—阿库诺夫认为，从2010年4月7日事件起已过3年，可以看出发展方向。其一，新宪法是在总统选举前通过的，这是进步，但也有批评意见。有一些客观原因。因为在两年中议会辜负了希望。其二，未发展宪政思想，而是似乎回复到旧统治体制。宪法的根本任务是不允许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手中。但两年的实践表明，甚至在缺乏宪法前提的条件下，总统也能够扩大权力。新政府的组建是在总统参与下进行的，总统自己说，打算干预经济。关于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构成了宪法的基础。但是这一思想还需要浇水施肥，因为还很薄弱，未扎根。2010年4月事件之后出现了一种意见：发生了两场“革命”，但是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的不满情绪就是信号。但是，实际上，如果不是宪法和议会，早已发生第三场“革命”了。之所以还能保持稳定，是因为政权还未落到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手中，而议会正在着手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吉尔吉斯“革命”的积极影响有限，从政治方面看是进步了，但是经济方面退步了，投资者不来了。还有人则认为，吉尔吉斯的“革命”有世界历史意义。吉尔吉斯的“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不断革命（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影响。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克特米尔—朱马巴耶夫认为，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1905年革命唤醒了亚洲一样，吉尔吉斯的“四月革命”也唤醒了亚洲。在一次哈萨克斯坦的学术会议上，一位哈萨克学者表示：吉尔吉斯的“革命”对哈萨克学者有积极影响。因为吉尔吉斯每爆发一次“革命”他们就涨一次工资；但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则是导致该国政府的控制更加严厉。

“革命”的教训

关于两次“革命”的教训，表明了各界对吉尔吉斯局势的某些理性认识。

教训之一：不该用武力保持政权（巴基耶夫曾武力镇压反对派），因为“人民可以在任何时候夺取政权”。2005年3月24日，阿卡耶夫政权被一阵风就吹垮了，而他也提前下令，军警不得镇压反对人群；而巴基耶夫虽然实施了镇压，但是仍然被推翻了。原来是巴基耶夫身边的人也参加了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

教训之二：吉尔吉斯民众道德退化。艾迪尔—白萨罗夫认为，两次“革命”的主要教训是证实了吉尔吉斯国家和社会缺乏道德。第一次“革命”之后，无论是巴基耶夫还是其他人都未能吸取教训，因此爆发了第二次“革命”。2005年“革命”以后，阿卡耶夫身边的20个人并没有羞于上街面对人们。没人指责他们在阿卡耶夫手下工作过。一切罪行都指向了阿卡耶夫的妻子。

教训之三：要摆脱现状，不应该灌输“革命”心理，而是灌输对国家的认同感。记者梅尔扎卡特—迪纳列夫认为，“革命”是消极事物。因为在21世纪有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更换政权，而吉尔吉斯却搞了政变。或许这说明吉尔吉斯的落后？说明吉尔吉斯缺乏国家传统？现在吉尔吉斯有人造的历史，美化一切成为时髦。写历史的不是史学家，而是记者、市长和作家们。十月革命前吉尔吉斯不仅没有国家组织，而且连共同特征也没有。或许，“革命”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国家传统、未形成统一民族，是苏维埃时期将我们强制联合为一个统一国家。

教训之四：吉尔吉斯需要能够引领人民的民族精英。吉尔吉斯各界都未从“革命”中吸取教训。吉尔吉斯人缺乏民族精英和政治精英。如果有政治精英，他们就可以夺取政权、管理国家；民族精英可以为人民指明道路，就会有人追随他们。两场“革命”表明，只要精英没形成，就不能走上发展道路。国家领导人必须是爱国者。但是“革命”表明，吉尔吉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问那些想要搞“革命”的人：“革命”之后怎么办？回答是：暂时还没想过。在2005年和2010年的时候也是如此。痛苦的实践表明：人们没有战略！两场“革命”表明，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如果他的周围已经败坏，是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积极思想的。希望搞第三场“革命”的人们缺乏爱国主义感情和战略。因此必须形成民族精英，不是胆怯、无礼的，而是能够为国家发展奋斗的。

教训之五：没能从“革命”中吸取教训，这才是最大的教训。有言论认为，吉尔吉斯应该再来一次、甚至多次“革命”。例如，吉尔吉斯作协主席乔帮别克—阿贝凯耶夫（曾积极参加推翻阿卡耶夫的“革命”）接受访谈时被问及：现在传闻会爆发第三次“革命”，您认为吉尔吉斯还能再承受一次“革命”吗？此人回答：吉尔吉斯还能承受10次“革命”。别克纳扎罗夫上台时（阿卡耶夫政权时期，担任吉尔吉斯检察总长；2010年“四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副总理）说过，吉尔吉斯再不能承受一次“革命”了。但吉尔吉斯还是承受住了。问题不在于发动“革命”，而在于将“革命”目标贯彻实施。吉尔吉斯并未发生真正的革命，而只是利用人民的不满夺取政权和政变。“革命”后，并未进行真正的改革，因此社会毫无变化，而生活更加贫困。现政权同样是利用人民的不满和流血夺取政权的。但3年来有什么改观？把所有的灾难归咎于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因此，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现在只是缺乏新领袖。如果出现一个新领袖，就会在一天内赶走现政权。现在是谁在号召屈服？就是马杜马罗夫、别克纳扎罗夫（原来的反对派领袖，现在的政府高官）。

吉尔吉斯的悲剧，是那些“革命”后上台的人并未履行承诺，推进重大改革，惩治贪腐，改善民生，而是重又成为贪腐之辈，又被新的“革命”推翻，从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显然，连续发生“革命”事件使吉尔吉斯社会大伤元气，无法重建秩序，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严重损害了该国的国际形象。由于政治不稳定、官员腐败，因而无法吸引外资和游客。世界银行称，腐败成为外商在该国经商的最大障碍。2011年统计表明，全世界180个国家中，吉尔吉斯的清廉程度排166名。“影子经济”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25亿美元到27亿美元）。而按照2012—2013年世界各国竞争力指数排名，吉尔吉斯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排127名。该国财政部人士指出，这对于吉尔吉斯来说几乎是一份“死亡判决”。而如果再次爆发所谓“革命”，该国将继续沉沦，一蹶不振。

吉尔吉斯的反对派持续活跃。会不会爆发“革命”，完全系于吉尔吉斯国民的一念之间。为此，政府和人民应该凝聚共识，为国家体制的改善多做一些建设性工作，解决急迫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避免消极能量对国家造成损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5期，摘自2013年5月20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