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及其当代意义

•沈玉梅•

[摘要]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在该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战场上尤其如此。但是针对西方国家强劲的意识形态攻势，国内一些人却主张“淡化”意识形态。针对此种错误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起源，这对于我们甄别、批判、回应当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该论于90年代前后再度盛行。直至今日，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真的“终结”了？当然不是。后冷战时期，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的意识形态战场更是硝烟弥漫。近年来在东亚发生的“颜色革命”，在西亚和北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最好的明证。最近几年，国际上还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奇迹终结论”等错误思潮，其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唱衰”中国。针对西方国家强劲的意识形态攻势，国内一些人却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再谈论的必要。针对此种错误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起源，这对于我们甄别、批判与回应国内外的“意识形态终结（淡化）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作为精神现象的意识形态，其存在尽管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诞生却仅有200余年。是特拉西，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用“观念科学”的形式让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首次面世。后历经拿破仑的政治风波，意识形态又被冠之以“虚幻的形而上学”之名。马克思承继了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内涵，将之用来指称那些“关于意识的空话”之唯心主义思想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指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1](p.509)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第一，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指的是它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是，一切意识形态都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认为观念世界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则是观念世界的产物。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这种历史观给予了批判。他指出，由于德国人或者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或者是从口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于是，在德国人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1](pp.515-516)于是，德国人就在这“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1](p.546)这样在德国人那里，历史就成了“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成了纯粹意识的演进史。这些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而它们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一种虚假意识。

第二，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指的是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假象。由于意识形态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把历史当作纯粹意识的发展史，认为“批判”是历史的动力。就如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他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他们宣称反对词句的斗争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在这些玄想家看来，真正的革命就是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对于玄想家们的如此言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1](p.510)很显然，在这些玄想家们的视野中，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立的可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实体”。对此，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独立的“实体”，它的独立是一种假象。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p.525)可见，意识形态并不独立，独立的是在它背后的物质实体。因此，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是虚幻的。

第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还指的是它的欺骗性。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话语权，维护的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统治阶级就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同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而在精神上麻痹和控制被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对此，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2](p.492)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剖析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这主要体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这次革命浪潮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革命的口号也会作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某种现象遮蔽下悄然进行的，它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达到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目的。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上，马克思说它是虚幻的。

那么，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产生的呢？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自发分工的出现。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识最初是和感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感性意识，这种感性意识就是意识形态的来源，“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因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p.524-525)但是，马克思说：当分工，特别是自发分工出现后，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开始发生了分裂，于是感性意识就从感性活动中升华出来而成为意识形态。因为，当自发分工出现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p.534)也就是说，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自发分工发生后，原先与感性活动粘连交织在一起的感性意识就和感性活动发生了断裂，感性意识便上升硬化为意识形态，而意识便呈现出一种独立的样态。意识自身独立了，就“可以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所以它可以摆脱世界而去构造这个世界的模样，从而世界似乎就变成了和生活世界相脱离的纯粹意识中的世界。

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后认为，历史本身并不像“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pp.525-526)历史就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生命活动的历史，而科学同样也只是一门历史科学。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由此，马克思揭开并洞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一般意识形态”的秘密，揭示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从而让真正的历史得以出场。

正是在此历史的视域中，马克思揭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一般意识形态”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指出它们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都是对客观世界的颠倒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于是，在此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马克思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p.526)这里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当然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物质实践，那些关于“意识的空话”（即历史唯心主义）之意识形态就将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科学解释历史的“真正的知识”——历史唯物主义。显然，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意识形态”并不是指所有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关于意识的空话”，即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明确概念的具体所指，而不要将其绝对化，把马克思的这一“终结”之思想变成没有语境的抽象，如若这样，那些关于马克思是否终结哲学的争论之潮也就自然消退了。

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了终结意识形态的途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p.544)也就是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由于意识形态是分工导致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所以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终结意识形态之途径。显然，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的终结意识形态之途径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推翻现存的颠倒的世界，从根本上消除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胞胎里孕育的，它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因而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到来时，意识形态会或快或慢地随之而变化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如宗教，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历史现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趋向自然消亡。因此，必须承认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形式的宗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其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故而，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中有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

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起源告诉我们：只要自发分工（私有制）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这对于我们甄别、批判和回应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淡化）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兴起于西方世界的一股社会思潮。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这股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有：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贝尔和福山界定为该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笔者赞同，但是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圈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内，笔者认为这是对其理论的误读。因为“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亨廷顿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亨廷顿认为在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所要凸显出的是文明和文化的核心地位而已。

关于这一点，从亨廷顿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苏联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来界定其统一的国家，但是“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 [3](p.354)因此，“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故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4](p.10)由此亨廷顿提出要保护并巩固作为美国核心文化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因为，“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基础要比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要脆弱得多。如果美国国内多文化主义盛行，自由民主共识瓦解，美国将和苏联一道灰飞烟灭”。[5]亨廷顿的此种洞见提醒我们，××在后冷战的多极化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其意识形态时，都必须立足于本国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扎根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那些脱离本国文明和文化而构建的意识形态不仅不具有吸引力，而且不能够发挥意识形态本来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亨廷顿强调文明、文化在后冷战时期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通过本土化来夯实本国意识形态的根基，其强调的恰恰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亨廷顿才抨击福山的一个世界之西方的“普世文明”的“历史终结论”不仅是一种“谬见”，而且“是十足傲慢的表现”。[3](p.56)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而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是受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淡化论”思潮在我国开始出现并一度盛行。这股思潮在许多领域都有表现，主要有：学术领域中一些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对立论”，从不同侧面攻击、损毁马克思主义；历史领域中有的人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和本质；文化生活领域中有些人主张文化应当与主流意识形态“分家”，热衷于“快餐文化”、“庸俗文化”、“非主流化”，“躲避崇高”；教育领域一些人也主张“淡化意识形态”，有些地方的历史教科书忽视唯物史观，有些地方的教材内容舍弃经典，“全盘西化”；政治生活领域中，有些地方和部门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学习，一些人只讲物质利益，不讲理想信念，只重视实践，不重视理论，少数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仰缺失，意志衰退，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该思潮的出现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严峻的挑战。

“意识形态淡化论”者“淡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及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提出的“不争论”、“解放思想”、“三个有利于”、“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等重要思想就是“淡化”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不争论”等思想的严重误读。

我们知道，“不争论”思想是邓小平的发明。该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干实事，坚持实践第一，用事实说话，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6](p.374)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一种思想是否正确，不是靠争论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出来的。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中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指出：不要争论姓“资”还是姓“社”，“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p.382)

当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看到武昌、深圳、上海等地的巨大变化时，他更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事实是最好的答案。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二是指在外交上不搞争论，即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和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发展国家关系时不以社会制度划界，不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6](p.236)当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东局势岌岌可危、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等策略方针，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6](p.353)也因此在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如是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6](p.330)

当然，“不争论”也不是没有限度。在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原则问题、是非问题上，邓小平不仅主张争论，而且要争论到底。1989年那场风波后，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6](p.311)

因此，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时盛行的时候，对于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邓小平特别强调说要争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产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6](p.297)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不争论”思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纠正国内存在的“意识形态泛化”的“左”倾错误；二是减少改革开放政策的干扰力量，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应对国际挑战；三是吸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内存在的两次大争论（中苏之间关于谁是修正主义的争论和“文革”中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的深刻历史教训。其根本目的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意识形态本来应有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和价值的理性回归。“意识形态淡化论”者将这些思想说成是对意识形态的“淡化”，要么是其学理上的无知而造成的严重误读，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而故意歪曲。

从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兴起到90年代再度盛行，至今已经60多年过去了，意识形态是否如“终结论”者所说的那样“终结”了呢？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始终在场。从20世纪末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马克思名列前茅，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马克思热”的再度兴起，再到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重新思考”，[7]事实已经说明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是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恋，他们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8](p.509)因而才会有“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p.612)的外部反思式的论断。

胡锦涛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9](p.318)正因为如此，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一再向世界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在其“终结论”的背后，掀起的却是反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冷战时期，正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的狂轰滥炸构成了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约瑟夫•奈如是说：“冷战是借硬、软力量的结合取胜的。硬力量制造了军事遏制的对峙，但软力量从内部侵蚀了苏联体制。”[10](p.52)

后冷战时期，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的意识形态战场更是硝烟弥漫。他们总是乔装打扮，打着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以不同手段向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传播资本主义价值理念。近年来，发生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事例。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插手和支持下，有关各国先后发生了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缅甸的“袈裟红”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等等，2010年底，又在北非和西亚搞了个“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都是亲美亲西方的，以达到行销其所谓“普世价值”的目的。西方国家之所以有此作为，根本原因是为其利益服务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是维护其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因此，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竭力将其向全世界推广。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向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社会价值观，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是通过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最近几年国际上还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奇迹终结论”等错误思潮，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唱衰”中国。

从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更加激烈尖锐的斗争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终结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复活，它们打着“终结”的旗号，其目的是想向全世界行销西方的价值观，从而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独霸全球，以实现其统治全球的野心。可见，这股思潮实质上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所以，历史地看，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只要阶级和国家没有消亡，任何终结意识形态的尝试和努力都将是堂吉诃德战风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来自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不轨图谋，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被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实践发展也已经证明：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要改革，舍此，别无其他；但是只要改革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别无他途。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前车之鉴，那就是20世纪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苏联的兴亡。

众所周知，苏联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言。对于苏联解体，许多专家和学者说法不一。毋庸置疑的是，苏联的解体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长期僵化教条的指导思想、体制过时、经济结构失调、改革操作严重失误，等等。这些诸多的原因中凸显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换句话说，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放松和失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这种放松和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我们知道，历史环境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要求理论和实践必须紧密结合，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特别反对将他的理论不加分析地教条化并贴上标签到处乱用。正是这个原因，当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宗派化现象出现后，马克思对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愤怒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3](p.695)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对民粹派的批评表达的也是这个思想：“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p.341-342)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自列宁去世后，基本就是受僵化教条的指导思想，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从而导致体制过时，经济结构失调，改革也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以至于后来苏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丧失了人心，等等。所以这种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如果马克思当时仍然在世的话，可以认为，他肯定还会引用海涅的那句话回敬苏共领导人：“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3](p.695)

第二，苏共在改革和建设中忽视甚至放弃了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安全的维护。

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国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在总结和反省其解体的原因。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一书中认为，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也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和国家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由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解体。[15](p.3)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首先，导致苏联剧变、苏共垮台、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都是主观方面的；其次，苏共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蜕变，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最主要原因；再次，苏共在组织干部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许多问题，领导人很少注意意识形态工作。[16]1966年，勃列日涅夫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讨论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上如是说：“我们至今没有一本关于我们党的历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17]

与苏共政要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历届总统都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比如，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想要传播共产主义和毁灭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和传播自由。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用处。”[16](p.86)里根也同样指出，对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来说，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要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培植民主的基础机构，即出版自由、成立工会、组织政党、开办大学的制度，开展同苏联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和平竞争”，最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①鉴于此，自冷战之始美国就动用了一切手段和工具，尽其所能地展开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狂轰滥炸”。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博弈战场上，鹿死谁手当然是再明显不过了。

江泽民在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说：“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7](p.230)2000年，利加乔夫访问中国。在谈到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验证着列宁的遗训：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前行。”[16]前车之鉴，后车之师，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谨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p.1)因此，在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的全球化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夯实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基，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确航向，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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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联部六局.从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看苏联的解体[J].党建研究，2000，（9）.
[16][美]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朱佳穗等译.北京：长征出版社，1988.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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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1期，摘自2012年第12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