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小节与大义(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时间:2018-03-02

故事八:七条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写出《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故事九:模范夫妻的“八互”原则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恋爱与婚姻,一直成为世人传颂的佳话。周恩来对邓颖超十分关心。尽管他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但是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邓颖超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84岁高龄的邓颖超观花之后,满怀深情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述了她与周总理的爱情经历,表达了她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和对他们高尚、美好爱情生活的深切怀念。她说:“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故事十:十条家规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对晚辈十分爱护和关心,视如己出,发自真心地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女等晚辈上。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谈话是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进行的。既有严肃的说理和批判,也不时夹杂着生动的对话或“插曲”。

周恩来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他们深切地感到“严”就是周恩来对他们的最真切的“爱”。于是,他们总结归纳出了十条家规:

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

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

五、不准请客送礼。

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

七、生活要艰苦朴素。

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

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

故事十一:勇于自我改造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1700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马寅初说:“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

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说:总觉得周总理的报告“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故事十二: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一 封信

今天距你出访的日子只有4天了。我恳切地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以下的几点 意见:

一、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务必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好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这是完成任务的首要的关键保证。为此,你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否则,可能引起极不利的影响。

二、必须大破你的习惯势力。由于你的身体变化,年龄增长,不可能仍像过去出访时那样忙劳不堪地走上旅途,到后又接着紧张地工作。故在行前要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

三、你这次出访时间虽短,但都是很紧张的,脑力精神活动重多的,需有点储备精神,才能工作得好。否则,给人家看到一副疲劳相,也很不好。

没有机会和你面谈,只好用书面提出。希谅我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的。

故事十三:和时间赛跑

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周恩来同志1974年的工作日历。在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着: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      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    休息

整整连续工作了23个小时!人民可曾想到,是76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已经是癌症缠身,病情愈来愈重!

……从1月1日到6月的5个月中,他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在这139天中,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

2月9日,他工作了整整20个小时。10日起床后,又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四点三刻。

3月6日,他在工作长达12小时之后,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又躺在床上继续工作,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

5月6日,他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而后,只休息了3个小时,又工作了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时半。

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抱病为党为民操劳,曾4次发生缺氧病状。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他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他的病情太严重了,6月1日才同意进医院动手术。

住进医院,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够静心治疗。他顶着江青一伙的干扰,继续工作。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

翻开这一页页工作日历,我们看不到一分一秒光阴的虚度,看到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故事十四:工作是第一需要

平日里,周恩来怕身边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不止一次地告诫他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的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忙和累已习以为常,并不构成对他的压力和负担。因为这种忙是自觉的、主动的、有序的、忙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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