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海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与此同时，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聚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日趋严重，加之个别官员权力寻租、社会贪污腐败现象十分突出，由此激起了部分人群的社会不满情绪。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的被剥夺感、无助感，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感已成为我国当前最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 一 邓小平在他晚年特别关心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财富的分配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p.364)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讲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p.1363)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诸多原因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民众对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感越发强烈。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3]2012年在各大网站举办的“两会”调查中，“缩小贫富差距”均位列话题热榜前三位。[4] 为什么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不公平感却强了？为什么现在人们的幸福感还不如以前了呢？当政者经常抱怨民众“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责任难道在民众吗？ ——广大民众不仇富，他们恨的是那些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甚至贪赃枉法等所谓先富起来的人。收入差距本属正常，不可能一刀切。他们懂得这些道理，只是不劳而获给诚实劳动致富留下阴霾。社会呼唤诚信，尤其诚信劳动，消除部分为富不仁的祸害，让民众少些纠结，先富一定能够带动后富，共同富裕自然实现。 ——收入有差距是正常、合理的。差距几十倍、上百倍是不合理的。凭借权力、垄断维持的高工资是不合理的。隐性收入无监控、不透明是不合理的。 ——收入差距成为热议的话题，实质不在差距大小而在差距是怎么来的。人们不会抱怨比尔•盖茨或乔布斯与自己收入的悬殊，但对一些人靠垄断资源、靠出租公权、靠违法乱纪而日进斗金、骄奢淫逸，与为事业操劳、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的广大群众的菲薄收入形成的差距，人心能平吗？[5] 以上源自人民网网友的议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下民众对财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不少网民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过慢，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就陷入空谈。同时，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为普通群众仇官、仇富心理的滋长和社会矛盾的积聚提供了养分。从理论上说，不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的一种心理感受，它的产生基于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而财富分配的不公又是人们最关心、也是当前社会上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种不公平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社会系统产生不良影响，不仅会大大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还会引发仇富仇官心理，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人们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进而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二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的研究，尽管导致人们感觉分配不公平的来源很复杂，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对收入分配持不公平感者比较广泛。[5]那么，人们为什么觉得社会分配不公平？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确实存在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并且达到了普通民众难以承受的程度，低收入群体和贫困阶层有失落感、被剥夺感。对好多人来说，压根就谈不上“端起碗吃肉”，而只有“看着碗骂娘”的资格。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有关研究，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4，据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6]《参考消息》2010年8月17日摘登了标题为《中国财富天平向错误方向倾斜》的文章，该文指出：中国家庭隐瞒了高达9.3万亿的收入，这些收入没有体现在官方数字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最富有阶层手中，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30%。这更加拉大了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差距。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是非常平均的，在短短的30余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已经赶超到世界前沿，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第二，现行的初次分配制度不公平、分配格局不合理，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可以用分配率来显示初次分配状况。所谓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因此，从分配率的高低可以看出劳动者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状况。改革之初，由于资本极度短缺而劳动力似乎可以无限供给，很自然地形成了重视招商引资和轻视劳工权益的倾向。近些年来，我国明显出现了“强政府、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收入和财富快速向政府和资本拥有者手中集中，而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直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其增长的速度远超过GDP增长的速度。而就分配率而言，则有下滑趋势。1983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6.50%，到2005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下降为36.70%，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资本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7]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资本主义的美国相比，中国劳动占GDP的比重也偏低。总之，中国的初次分配，无论是基于国内的分配格局，还是基于国际比较，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都明显偏低。[8]第三，收入分配的失范现象和财富积累的暴富乱象并生，是民众感到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由于一些政策的影响，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明显不合理，垄断行业收入高，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别过大。而权钱交易等违法现象、回扣等灰色收入，以及那种依靠掠夺资源、制假售假致富的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分配差距。在我国，人们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是能够承受的，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心理上很难平衡，反响十分强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富人不仅关心他们的富裕程度，更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除去新兴的网络产业外，我国的富豪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亿万身价一般只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究其原因，一些富人并不都是通过正常的合法渠道获得财富的。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又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部分底层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特别是当一些低收入阶层在合法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感觉到无望甚至绝望时，对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强烈不满超过了所能容忍的程度时，就必然导致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三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网民的灰色幽默折射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尴尬现实。我国当下，财富空前丰盈与贫富悬殊并存的现象相当突出，以至于今天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放大到影响财富的创造。当然，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是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问题，主要源于利益、资源、财富、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贫富差距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并非一日之功。但是，我们必须目标明确、方向准确，使贫富差距回到合理的区间。有学者主张通过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只要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所有人就都会有蛋糕吃，所有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其实，这一观点还是发展主义在作祟，实难成立：一是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的物质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二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财富积累不足，而是财富分配不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当今中国的财富蛋糕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财富蛋糕，不少人甚至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根本吃不到蛋糕。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致力于创造社会财富、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应该致力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即分配正义。 财富分配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因为不能合理分配财富，便不利于继续创造财富，也不利于持续改善民生和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这句俗语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财富分配的理想状态是公正，即社会财富的天平能够在社会成员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财富分配正义呢？ 第一，财富分配制度的正义性不是抽象的，其设计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而且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9](p.314)“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p.265)“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生活幸福才是目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总体幸福感下来了，只有少数利益阶层的人幸福感上去了，这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绝对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让全体人民在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享受到公平，更加感受到人格的尊严——这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最重要的责任。 第二，为了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追求三种正义，即市场正义、政府正义和个人正义。这三种正义需要通过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即通过市场的自然分配、政府的制度分配和个人的道义分配体现出来。必须注意，初次分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关键，而彰显劳动价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一要义。多年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就需要改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取财有道的道，首先就是按劳分配之道。改革开放伊始，学界拨乱反正，最初就是从为按劳分配正名开始的。按劳分配是对平均主义、不劳而获的否定，是对劳动光荣的制度保障。就是在今天，我国也不存在按劳分配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得不够。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p.64)对于如今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我们首先必须从按劳分配原则有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执行上去找原因，想办法。 第三，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就是财富的创造过程，政治就是财富的分配过程，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一个直接的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目前，我国累进所得税只在工资方面有所体现，没有把全部所得加总，而高收入者往往不是靠工资。我国的富人收入很高，但其所交的税却很少。这是极不公平的。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这方面的非法收入所占比例到底有多高并没有可靠的数据，但它是一种最有害的分配不公。人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收入分配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一些政府官员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广大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权力寻租、巧取豪夺等违规和违法行为获得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应坚决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制假贩假等不法现象。 参考文献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6期，摘自2012年第5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跳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