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族是建国民族,发展华教天经地义!

《赤道论坛》30/07/2017     09:22

华族是建国民族,发展华教天经地义!

来源:维华联讲堂《华教专题讲习会》

华族从自在民族成为自为民族

华教与华族同步成长

华教运动与多元团结原则

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反对单元主义政策!

华族是建国民族,发展华教天经地义!

在我国(原马来亚于今为马来西亚),发展华文教育具有三大法理根据:

一、华教是华社的母语教育,而母语教育是普世公认的最具成效的教育,马来西亚宪法不禁止或阻止联合邦内任何母语的教授与学习;

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宣示母语学习是基本人权,不容侵犯;

三、华族是建国民族,发展华教天经地义。

在上述发展华教的三大法理根据之中,特别是第三项,对国家教育制度的建构和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气氛,在我国,这一点却很少被提出来。但无论如何,作为华教工作者和华教运动的参与者,我们对此不能不认真认识和对待。

一.华族从自在民族成为自为民族

原马来亚三个主要民族(马来族、华族与印度族)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迁移至此的,其中,华、印两大民族的祖先紧接马来族祖先之后来到此间生活,其历史也非常古远,难于考证其确切年代;但这两大民族作为大量移民而定居下来,则是中世纪末、近代史上的现象。

早期华族移民中有相当数量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无产者,他们卖身南来,俗称“猪仔”;其后是较有人身自由的“苦力”或“新客”,他们是当时矿场 (金矿、锡矿等),农场 (甘密园、胶园等)、工场、港门和码头的基本劳动力。

早期印族移民中有很大数量是作为契约劳工来自印度东、南方的无产者(淡米尔族人为主),旧称“吉宁人”(Keling,如同“猪仔”一—含有贬义)。他们是公共工程、卫生部门和种植园的基本劳动力。

学界常说,马来亚近代的开发,主要是依靠华、印族劳动民众,他们在城市建设、矿场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种植业的开拓发展等等,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非凡贡献。基于此,人们也可以这么说,葡萄牙、荷兰以及英殖民主义者,特别是后者的原始资本主要是依靠榨取这些无产者的血汗而滚雪球般地积累起来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长期在马来亚采取直接统治(设立海峡殖民地)和间接统治(保留马来土邦)两者互相结合的殖民地统治方式,即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兼任驻扎各马来土邦的英皇钦差大臣之特殊专制统治方式,保存了各马来土邦的封建统治者的象征权力。因此,作为马来统治者子民群体的马来族于是被殖民当局划定在农村的封建经济状态下生活,在我国近代和现代的经济开发上被边缘化。

英殖民主义者采取的另一个“分而治之”的愚民政策,是杜绝华、印族的本土认同,强制华、印族向英国宗主国认同,这是两族社会上普遍都抗拒和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华、印两族群众都爱护本身古老文明的根源和母体,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在反对向殖民地宗主国认同之时,他们也只有各自向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作精神上与政治文化上认同的一条路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为客观所规范的。

正是有着这样的历史复杂因素,导致华、印两族虽然在18、19世纪已经在马来亚形成为当地“民族” (定居下来,形成“民族共同体”,为当地作出贡献)(注1),却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向本土认同。按民族发展的阶段看,华、印两族那时期还处在不自觉的“自在民族” (暂且名之nation-in-itself) 的阶段,如此历时近两百年,两族人民群众对“本土”的认同或者说落地生根的意识,还没能够明确树立起来。

20世纪初年,特别是30年代开始,因为接触了现代思潮、民族解放运动和以本土人民为服务对象的现代政党组织 (如马来亚共产党等) 的政治理念的激发,华、印两族才从“自在民族”开始提升为以马来亚作为认同对象的“自为民族” (亦暂且名之nation-for-itself),两族中的先进分子群体才能进而厘清各种对本土认同的“迷思”。(注2)

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更为深入和更为广泛地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反殖运动以及抗英战争的洗礼和磨炼,华族成为“自为民族”的历史不仅较早而且成长条件尤为成熟,其本土意识也尤为巩固。从历史发展上看,华族可说是最早具有现代整体“马来亚”观念的,较早要联合各民族共同在本土建立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的民族。

二.      华教与华族同步成长

历史证明,华族不仅是个坚决反殖、反法西斯,勇于保家卫国的民族,也是个热爱本身文化教育的民族。以下,让我们简略回顾华族发展本身教育事业的历史。

据了解,在移民初期,华族为了捍卫本身的共同利益进而团结和凝聚,为此很快地按照地缘、血缘、行业等纽带进行结社,组成社团。这些社团及其头面人物在18世纪末便开始设立私塾。据说最早有规模私塾的记录是1815年在马六甲共有9间,而1819年新加坡的记录是3间,据知同年在槟城设立的“五福书院”,是为最早的一所高于私塾规模的旧式学堂。

1904年以前,单是海峡殖民地就有超过一百间的私塾。这些私塾以方言为媒介语;教材多是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昔时贤文,以及更深奥的四书五经。这些私塾分为三类:

(1)当地富裕华人为其子弟专设的家塾;

(2)个别教师假借庙堂或临时场所开办的私塾;

(3)某些同乡会馆按照一定的规章创办的私塾。

第一类和第二类私塾常会因学生的减少而消失,第三类却由于同乡子弟源源而来,能够长久维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强烈地影响了华族社会的思潮,上述很多第三类的私塾进而发展为新式学堂,以及终于成为正式华校。这些华校的体制和经济都相对“独立”,它们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华族语文。根据1901年新加坡殖民政府统计,华校学生高达2000名,而政府英校的华裔生则不到600名。

1904年,新加坡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1908年,吉隆坡第一所中华女校坤成女校诞生了。1919年年初,华族企业家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开课(以规范的华语授课),接着,全马许多小学也设立中学班。

1919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发展是新的刺激,方言教学几乎被白话文教学所取代。华语成为华族学校的共同语,成为华族无可争议的共同“母语”。

1920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颁布了针对与控制华校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接着它又实施包括拒绝任何参与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执教的《1925年学校注册修正法令》。有压迫就有反抗,华人社会掀起了初步的在本地有组织的维护本身教育权利的反殖运动。据统计,自1925年至1928年之间,至少有315所华校被殖民当局取消注册,同时也有大量为工人和成人而设的华文夜学被关闭。无论如何,这项反殖运动,促成了华教运动的蓬勃兴起,成为华族觉醒的先导。

其实,在整个英殖民地统治时期,当局极力推行的是英文教育,但能够和英文教育相抗衡并且超越它的,也只有华族民间推动的华文教育,显然,华教已经成为华族社会共同继承的财富,成为华族的特征,也可说是华族的骄傲和集体记忆。

三.      华教运动与多元团结原则

在殖民统治时期,华族在受到百般迫害和排斥下也能发展华教,可是当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殖民统治行将结束,建国有望时,殖民当局却玩弄种种花招,企图围困和扼杀华教运动,使华教一再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这是华族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有组织的抗争运动随即展开。人们看到,二次大战后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建国的1950年代初,华族即已成立了维护民族语文教育的机构,即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两者联合简称“董教总”。

国家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华族民间最高教育机构的董教总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的立场原则,为什么在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和要求多元发展的旗帜下,它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因为它深信,坚持“多元团结”就是在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体现我国国情的需要!(尽管董教总当今已被单元主义的当权集团所夺权和摧残而瘫痪,但广大华社要求“多元团结”施政的浪潮还是不可阻挡的。)

首先,有需指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度,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伊班族、卡达山族以及众多人数较少的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人数较多而且分布广泛的主要有马来族、华族以及印族,这三个主要民族之间,各个都是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不仅是不同的种族共同体,而且还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 (即人种),也是不同的民族,因为他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种族的差别,如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部的轮廓、体格的构造等等不同的人类生理上的特征;而且还存在着民族的差别,如语文、文化、风俗、宗教、民族心理等等不同的社会文明上的特征。无可争辩的“多元”存在,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次,种族的差别和特征,是人类史上几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演变形成的;民族的差别和特征,是千百年来文明发展史所形成的。无论是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和特征,都是长久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后还要很长期地存在。因此,谁也无法人为地创造一个新的单一民族,而只能在政治上达致单一国籍的认同(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同一国民),当然这是最为重要的国家组成的元素。在现代史上,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凭着本身主观的喜恶,企图抹杀和消灭非我族群(种族灭绝),其结果是受到历史的惩罚,为人类带来灾害,以彻底失败告终。希特勒有名言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要从他们的学校下手。”而今地球依然转动,要被消灭的民族历危还安,试问希特勒又到了哪里去呢?

再次,应该正确认识和肯定的是:我国的多元民族特色,不是弱点劣势,而是强点优势。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我国这样的多元民族相处共存,而且马来文明及土著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美及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一块地方,可说是绝无仅有,是真正的一块文明宝地!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应该珍惜、保护、发扬这样的强点优势,使之在世界各国之中昂首挺立。我们要坚持为此而努力,要坚持为“多元团结”、共同发展而奋斗,这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

最后,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团结是至为关键的。但团结要有扎实的内涵,应该承认,由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大或小的、先进或落后的民族,都是同样价值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歧视其他民族,而相反的,都应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教育、风俗习惯等。在历史上,马来族是我国文明的奠基者;华族是现代保卫我国乡土的先行者;印族是现代我国基建和法制的大力投入者,还有伊班族、卡达山族以及其他每个民族都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者,各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我国的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则大家受害,团结就大家得益。只有“平等”相待,才有“团结”可言,只有抱着“团结”的愿望,才能“平等”待人,这是基本的团结原则。当然,在奉行民族权利平等(包括语文、教育、宗教)的原则下,绝不能忽视民族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因此各民族间的互助和对弱势者的扶助,也是实现“平等团结”的必要条件,但这绝不是从另一方面来削弱甚至取消民族平等的原则。

四,    高举多元团结旗帜,反对单元主义政策!

既然我国是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而华族又是个建国的民族,因此,华族不能认同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搞单元主义文化教育政策,而是坚决主张实施“多元团结“的文化教育政策。在国家制定的国民教育体系下,各民族学校都应同样享有国民学校的地位。基于各民族语文学校都是以“国语”(马来语)为必修,都是一律采用共同的课程纲要,因此,不能以某个民族语文的学校就是“国民学校”,别的民族的语文学校却是较逊一等的“国民型学校”,或将之完全排除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成为所谓“独立学校”,而掌权当局却选择性地不给予“国民型学校”和“独立学校”应有的拨款和公平对待。这是有悖于当今时代民主国家的公平施政原则和世界发展潮流的。

总之,作为建国民族的华族,提出国家施政必须符合多元国情,反对单元主义,主张多元团结,要求发展多元教育包括华文教育,这是合情、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事。

(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