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方正发生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普遍盛行乐观主义，于是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认为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经 济之上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现在很少人再可以这么说了，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很多人趋向悲观。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这一波全 球化到来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弱政府现象。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弱政府是个普遍现象。
在北美和欧洲，这些传统上被定义为民主的国家，现存的民主已经难以产生一个强政府，甚至有效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社会抗议运动（一些人称之为“民主化”运 动）不断瘫痪着一个又一个政府。在亚洲，日本政坛的不稳定尽人皆知（六年里产生了五个政府）。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都面临政治稳定的不确定性问 题。
全球化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政府？西方比较典型。全球化在西方首先发生，其出现的问题具有标志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观察到，经济 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挑战。实际上，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经济主权的消失已经弱化了主权政府。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要素，例如经济道德的消失、就业的困难、 税收的减少等等都在弱化着主权政府。如果这些是经济面的因素，那么西方民主的转型更是弱化着主权政府。
历史地看，西方的民主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或者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而每一次转型都不是强化政府，而是使得政府更加弱化。
西方民主的三大转型
在西方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化。在民主化之前，西方大多是君主贵族政权。资产阶级是第一个有能力和君主贵族分享权力的社会群 体。第一波民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即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很融 洽。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权本身是资产阶级所产生，前者是后者的代表。从经济形式看，这个相当长的阶段属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往往站在一起， 对雇佣工人（劳动者）进行剥削。这种“人吃人”资本主义可以从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等作家的描述中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波西方民主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利润，大力发展产业，到处拓展市场。结果，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或者无 产阶级队伍。这个阶级早期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但随着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口”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开始要和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 高工资等等。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工人阶级运动的崛起，为西方民主引入了巨大的变化动力。
第三波西方民主就是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这使得西方民主大众化变得不可避免。之后，各种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少数种族 等也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进入政治过程，民主的大众化过程至少从理论上说完成。现在人们把很多权利和民主化联系起来。在历史上看， 的确很多权利尤其是公民的政治权力是随着民主化而产生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很多方面的权利，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实现。西方很多方面的社会制度建设发生在大众民主化之前，甚至在专 制主义阶段。最明显的就是法国的教育制度是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建立的。可以说，西方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 和大众民主化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国家制度必须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如果不能得到建立，那么在民主化之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了。民主化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这种政治能量可以有效地摧毁现有的制度，但不能同样有效地建设新制度。
民主社会事实上仍不平等
第二，民主政治所给予的权利大多上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自由、参与等等一系列人类所向往的原则，但并不是说民主化了 之后，这些权利就会自动实现。道理很简单，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民主政治在法律上保障人人的机会平等，但现实则是不平等的。尽管在民主大众化 之后，原先建立的各种国家制度变得更加平等，对弱势社会阶层有利，但并不是说在实际层面，每一个人的权利真正平等了。民主是用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掩盖 实事上的不平等的一种制度。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被视为最民主的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也经常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要求平等的权利。女权运动和少数 种族运动是两个常见的例子。
大众民主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精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政治和经济体系互相配合，没有重大的冲突；在大众民主化的早期，政府开始和资 本脱离，向社会倾斜，但政府还是可以超越资本和社会，在两者之间充当协调人。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府很快向社会倾斜。大众民主说到底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 主。对政治人物来说，要得到政治权力，首先就要得到足够的选票。很显然，从选票数来讲，社会远较资本来得重要。这使得今天的大众民主越来越带有民粹主义的 色彩。
在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但问题是，谁来买单？西方的政治人物 不管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已经不能承担福利负担，为了选票还得继续承诺高福利。而大多社会群体则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利益。高福利的钱从 哪里来？向老百姓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些都是西方的方法。高福利是这次欧洲危机的根源。
但荒唐的是，大众民主也很难建立一个强政府，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在全球化时代，政府的税收政策成为问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全球化，但 是政府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对流向海外的资本收税。不仅如此，政府也很难对仍然处于本国的资本者（富人）征税，因为一旦税收过高，会迫使这些资本者流向海 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而中产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全球化的影响下，其生活已经相当艰难。政府向中产阶征税就很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更 进一步，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一种互相否决的制度。这和民主的保守性有关。因为各种利益都可以被动员，如果在各种利益比较平衡的情况下，谁也成为 不了多数，就造成了互相否决的局面。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 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本质来说，是政治权力危机和国家政权危机。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西 方化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又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 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产生的互相否决政治，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9期，摘自2012年5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