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

•刘敬东、 张玲玲 •

摘要:创造性地阐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历史变革，要求我们发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神传统，保持现代性文明自身发展的生命张力，发挥国 家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普遍权威，规约资本与劳动、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构建财产权保护与法治自由的制度体系，把握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保持历史与伦理的 内在张力，这是推进中国道路的基础性工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以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与财产权表达的内在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道路，提 供了一个基本的有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从现代世界历史变迁的宏大背景中深入考察1840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范式和阐释框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深刻的历史眼光和哲学逻辑，揭示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基础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青年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观点: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 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P540-541)而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思辨历史哲学的自我意识、自然意图或世界精神的理 性推演，而是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经验性的状态和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 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P54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自觉而明确地论述和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 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P565)。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性意义上肯定了 资产阶级以大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的巨大功绩:“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 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2］(P32)“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 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2］(P35)在这里，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由于英国的机器发明，由于工业、市场、贸易、殖民等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个生存 形式的改变”，“民族基础”、“民族工业”的被消灭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阐明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途径、道路、内容和方式，为我们考察世界 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提示了明确的方向。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全面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物质根基和辩证发展图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开辟、生 成和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家阶级为经济利益、为剩余价值所强力驱动而向落后民族进行殖民扩张、强力裹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发展过程，亦即“乡村从 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变革过程。①

马克思在考察和研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历程时，没有仅仅瞩目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他同样高度关注政治上层建筑在这一深刻转 变中所发生的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使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集中的必然结果，是政治和法律秩序的集中，是政治上层建筑 领域内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革:“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 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 一的民族。”②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仅是殖民主义经济空间的扩张，也不仅是作为世界历史形成标志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它同时也是各 个民族的上层建筑转变为统一的世界政治、世界法律的过程。③马克思关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变革逻辑和历史作用，无疑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 的总体框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维度，是它同时还阐明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发生着向世界 文化、世界文学的转变过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 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5)资产阶级的 “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 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黑体为引者所加)［2］(PP35-36) 马克思在这里所论及的世界市场、世界政治、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为我们考察民族历史如何向世界历史转化，提供了历史方法论的深刻启示。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 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同时又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以至生活方式之变革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图景。

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这一肇始于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规模巨大的历史变革，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思 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所有领域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历史变迁，是从西方扩展到整个世界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根本转型，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 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的强力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就不可能形成。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告诉我们，与近代工商文明一样，以法治精神为基础、以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为原则的民主政治，以及变革了传统观念的力量巨大的科学精神和启蒙理性，共同构 成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动力;①而任何一个不甘沉沦的民族只有参与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并掌握科学与技术、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利剑，才能够在民族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历程的血雨腥风中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这是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近、现代中华民族不容回避的残酷现实。

鸦片战争标志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但这一转化并不是满清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的自觉选择，而是西方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 果。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孤立于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潮流，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积弱和被动挨打。近现代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为生存意志所驱动，在不断追求富强、自由、民主与科学、迎接生存挑战的艰难过程中走向世界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强行裹挟进世界市场的屈辱时代已 成为历史记忆。但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没有改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逻辑，中国依然处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确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深刻基础，蕴涵着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因此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这个变革世界的基本力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本性，在于它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掠夺的贪婪特性和血腥本质，一方面又中肯地评价了资本扩张在发展生产力、变 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过程中的巨大功能，特别是它们在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的伟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的市 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的内在灵魂和发展原则，是他解开现代世界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关键。

中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对世界历史理论作了比40年代更深刻更详细的论证和发挥。马克思从资本与劳 动的关系这一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出发，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这一现代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 时代”。［3］(P198)资本运动和世界贸易所蕴涵着的超越一切限制的普遍品格，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推动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内在本性，从而资本以 地球为战场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商业战争，彻底摧毁了有着久远历史的传统农耕社会，强力催生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文明，成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根本推 动力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4］ (PP387-388)“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4］(P388)以 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机制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是把各民族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塑造为以生产普遍的交换价值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 的决定性力量。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P861)。

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4］(P286)资本持续不断地 刺激和创造工人的需求，“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4］(PP247-248)。“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 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 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 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 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 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 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PP389-390)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从地产与动产的对立，阐述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高度肯定和评价了动 产的世界历史作用。他亲切地把动产称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1］(P175)。进入中年后的马克思尽管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了系统而全面地揭露 和批判资本的本质上，但他依然为肯定资本的历史功能留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语言空间，从而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他指出资本逻辑作为一种不可避免 的“普照的光”不仅强力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是变革政治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力量，进而揭示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 普遍转化中，各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因之而发生的空前未有的转换、变革和重构。

作为世界市场法则之灵魂的资本逻辑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式，成为马克思解释现代世界和人类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最具穿透力和生命力的哲学元 素。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辩证逻辑，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资本逻辑一方面是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变革的巨大物质力量，一方面也是造成现代社会贫 富分化、生态灾难和人性冷漠乃至沦落的基础性根源。资本运动塑造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历史时代，同时孕育了历史与伦理之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的现代性构 架。

马克思站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高度，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分野出发，把有着悠久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鉴定为人类史上“社会基 础停滞不动”的一块“活的化石”［5］(P545)，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P622)加以看待和评价。从感情上讲， 我们难于接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这种理性论断和冷静评价，但它却提供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命运和苦难经历的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框架:民族历史是否进入 世界历史并利用世界市场的普遍法则和资本逻辑，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现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基本标志。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一个伟大事件，但它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 由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统治所规定的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是我们今日身临其中而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我们依然行进和发展在现代性的历程和框架 中，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远未完成的事业。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世界历史法则，要求我们从历史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出发，反思和重建我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革新和 重构我们的历史理念和意识形态。

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传统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都存在着僵化的经济体制，人民的生活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固然是多 方面的，而其中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资本逻辑和世界市场法则的哲学智慧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谆谆告诫 没有引起足够的实践重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已如前述。这里我们谈谈列宁关于资本逻辑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知道，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核 心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法则，学会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革命话语笼罩一切的时代，列宁关于市 场、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之巨大作用的思想被全面地淹没和遮蔽了，列宁关于“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6］ (PP454-455)的严重政治告诫，不可能从革命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被凸显出来而引起人们的理论注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列宁的担忧和预言 成为悲剧性现实，同时更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和世界市场法则的革命性力量。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作为“硬道理”、“第一要务”和“第一要义”，历史性地宣示了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宣示了中华民族自立和崛起于世 界强国之林的民族信念和国家意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明的逻辑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确立，是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基 本法则，因此市场经济是发展得以可能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发展得以可能的基本推动力量。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勇气和世界眼光，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转移，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由此，打破了单一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封闭结构，引进外来资本并赋予本土的民营企业以合法地位，中国大地上的竞争性 的市场主体得到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确立。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自觉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历史选择，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与 实践的重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书写民族复兴之光明未来的精彩篇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与自由平等的逻辑关联，为我们提供了用普遍法治保障现代市场经济和财产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写到:“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 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4］(PP129-200)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大规模 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 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7］(PP110-111)

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概念定义是历史性、暂时性的范畴，它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存在 私有产权问题，不存在自由的商品占有者及其平等权利。正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变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第一次历史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财产权及其立法问题，从而架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桥梁。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资本关系与财产权法则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和深刻 关联，因此如何表达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途径和必然要求，而财产权的法律表达是保障和创造出 充足资本的根本方式。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对马克思论述的教条式理解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制约而没有普遍确立起财产权的法律体系，而缺少系统化的正 规的财产权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出现和建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法 律表述体系，从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逻辑创造社会财富开辟了巨大的社会空间。

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把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权一道写入宪法，之后，《物权法》适时诞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 件。财产权入宪法和《物权法》的诞生作为开启中国民法典的伟大序篇，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确立了法律的普遍性形式，为确立系统化的所有权表达 制度作出了关键性、实质性突破，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中确立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关联以及自由的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表 明当代中国的市场改革已奠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

现代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的关联所展示给人类的，并不只是基于市场法则的理性、自由、平等的光明之路，现代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史，也是一部充满了血泪、悲剧、冲突和战争的现代史。资本逻辑的这一双重性格书写和奠基了现代性框架的内在张力和悖论。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创造财富、变革生产方式、突破民族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根本目的和基本主调，是通过揭露资本逻辑的惟利是图的 本性，阐明无产阶级阶级自由的必然逻辑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远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钢铁般的理性的逻辑推论，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 所具有的贪婪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 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 盛。”［3］(P269)“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P871)

马克思是进行资本逻辑和现代性批判的经济学－哲学大师。马克思直透以资本为根基的现代性悖论的秘密，深刻揭示了资本追求的内在本性和趋势“在资本本身的性 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 (PP390-391)。马克思关于三大拜物教精彩绝伦的思想智慧，为我们批判性地运用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提供了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深刻启示，指明了一条 如何既置身于现代性又扬弃现代性弊端的现实道路。

改革开放的中国仅仅用了30年就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蕴涵着发展生产力和创 造财富的巨大力量，蕴涵着趋向平等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的普遍法治的历史逻辑，但它们同时也始终蕴涵着导致贫富分化、劳资关系紧张的内在力量，催生着使传统伦 理日益解体、人情日益淡漠的金钱逻辑，生成着资源过度消耗、生态平衡破坏的发展法则，孕育着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和恶化的严重悖论，而科学技术由于 与市场和资本联姻，也越来越成为“技术法西斯”而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生存。这是基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历程的二律背反，是现代性的基本框架所必然 具有的矛盾法则和内在悖论。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幸福和公民权益为根本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始终保持着对市场法则的清醒意识，保持着对资本逻辑的高度警惕，把 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和生存尊严置于优先地位，建设一个健康文明、普遍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价值立场，运用政府的政治优势和强 力权威，凸显以国家力量规制资本逻辑、现代性框架和市民社会的合理法则和普遍维度，对以资本与劳动为轴心的现代利益关系进行持续的、有力的规范、约束和调 控，在合理发挥资本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命活力的同时，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资本逻辑的对立物，就是在批判资本贪婪本性的过程中诞生的，而社会主义500年的深厚传统和基本理想，则彰显了马克思 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和巨大魅力。资本逻辑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和灵魂，因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直面的客观生存法则。当代中国不可能不走市场经济发展之 路，因而不可能不遵循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但是，在创造性阐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发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神;在构建财产权 与法治自由的制度体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握批判与建构的双重逻辑，以保持历史与伦理的内在张力，推进中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3期，摘自2012年第4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