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与日俱增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政治不平等。近些年，竞选政府官员所需费用一路飙升，政治家愈发依赖有实力为其赞助的个人和团体。随着财富向极少数人聚集，出现了一批想要通过斥巨资左右政治的“超级捐款人”。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16年大选中，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出资50万美元及以上的大额捐款人处共筹集到10亿美元，约占当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总开支的15%，较2012年上升4%；这10亿美元中75%以上来自一些极富有的人，包括90位亿万富翁，其捐款总额高达5.62亿美元。这表明，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近日，美国俄勒冈大学劳动力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戈登·雷弗（Gordon Lafer）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就其新书《1%的解决方案：企业如何以州为单位重塑美国》，与该研究所经济分析与研究网络（EARN）主任黛安娜·斯图尔特（Dianne Stewart）等人，探讨了美国极少数人掌握极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现象。
1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
雷弗说，从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人民相比，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不错。但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曾经普遍且现实的一个追求现在变得难以企及。这个追求不是成为富豪，而是过上没有经济忧虑、能够为子女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小康生活。这种情况是最近30多年里收入和财富流向最富有人群造成的。二战后的30年是美国黄金年代，其特征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尽管美国经济仍然经历着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但当经济增长时，大部分人都受益。1947—1979年，美国每一个经济阶层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且幅度接近，增幅最大的是处于收入阶梯最下方的20%的居民家庭，增幅最小的是阶梯最上方的20%的家庭。也就是说，即便富人更富有，整体经济不平等状况也略有改善。然而，此后趋势发生逆转。1979—2012年，最贫困的20%的家庭收入下降，中下层至中上层家庭收入增长停滞或有小幅增长，收入增长集中于最富裕的20%的家庭，特别是最富裕的1%。
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背后是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关系的破裂。二战后的第一个30年，生产率与工资几乎同步上升。1948—1973年，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上升96.7%，生产与非监管岗位工人（占总数的80%）时薪上升91.3%。此后，生产率与工资开始“脱轨”。1973—2013年，劳动生产率上升74.4%，工人时薪仅上升9.2%。随之而来的是工薪阶层生活水平逐步降低，劳动力市场不要求本科学位并能给出足以养家的工资岗位减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年4月预测和计算，2014—2024年岗位数量增加最多的十大职业中，有半数2016年年薪中位数不足24300美元，即低于2016年针对4人家庭的联邦贫困线。同时，最富裕群体的财富剧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教授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的研究显示，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其收入首次超过居民收入总额的50%（包括资本利得），不平等程度达到1917年以来的最高值。
2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
与日俱增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政治不平等。近些年，竞选政府官员所需费用一路飙升，政治家愈发依赖有实力为其赞助的个人和团体。随着财富向极少数人聚集，出现了一批想要通过斥巨资左右政治的“超级捐款人”。“‘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1月21日裁定，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第203条“禁止企业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使用一般性资金资助议题倡导广告（issue advocacy ads，旨在间接帮助候选人获得选票）的播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原则；几个月后，最高法院对“‘现在就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相似裁决。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催生了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即独立开支委员会），它们可以无限额地接受个人、企业、工会的捐款，无限额地将捐款用于为候选人宣传造势，但不能直接资助候选人，其活动不能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协调一致”，即禁止双方合作、咨询、协商。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16年大选中，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出资50万美元及以上的大额捐款人处共筹集到10亿美元，约占当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总开支的15%，较2012年上升4%；这10亿美元中75%以上来自一些极富有的人，包括90位亿万富翁，其捐款总额高达5.62亿美元。这表明，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而且，早在“联合公民”案前，企业的政治花费也明显高于工会。根据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的数据，2000—2010年美国企业与工会为选举分别投入的资金比高于10:1。虽然“联合公民”案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花费都不受法律限制，但二者的经济实力悬殊之大使比较失去了意义，2010年时许多工会组织已经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例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削减了政治广告预算，并限定其资金只用于选举中保住现有席位，而不是竞争新席位。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剧增。2008年，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非营利政治组织的竞选开支略超过1400万美元，2012年升至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商界。
此外，2010年后，由企业资助的、私人性的倡导团体（advocacy group，包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选举政治的控制权扩大。一方面，它们财力雄厚，可为候选人的宣传活动提供强大助力。虽然法律规定候选人与倡导团体不得私下合作，但常用的规避方法是借助公共平台来获悉对方的意图，很难证明存在私下合作。另一方面，倡导团体开始开展曾专属于政党的活动。“联合公民”案后不久成立的为共和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草根政策策略十字路口”，在一份文件中称其使命是 “在影响政府和经济的重大议题上对公民进行研究、测试、教育、激励；为响应我们议程的中右派支持者建立全国性草根网络，动员他们有效地倡导政策变革”，而这些原本是属于共和党自身的核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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