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结社的自由，也会有多重的身份，他可以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同时是一所学校的董事，更可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手，但这个身份最终的认同，不只是在于个人的选择或自我突显，也涉及到当事人与社会群眾互动过程中，被赋予的定位。

譬如巫统及红衣人领袖嘉玛，一直都否认红衣人行动代表著巫统，但从许多巫统高层领袖涉及红衣人活动，包括嘉玛本身就是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大部分红衣人的巫统背景，到动员的方式，这一切不得不令人质疑，巫统与红衣人的共生关係。

尤其去年为回应净选盟4.0集会，而主办916红衣人集会的全国马来武术联合会（PESAKA），其主席就是前甲州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该组织在过去5年就获得了近300万令吉拨款。加上执法单位如警方应对嘉玛的煽动恐嚇言论、红衣人对净选盟造势活动的暴力踩场举动，更难令人相信，这背后没有政党势力的纵容和操控。

如果国家机构动用公共的资源去补贴和扶植民间∕非政府组织，不是为了辅助社会机制的缺陷，而是要反击民间的抗爭、爭夺民间的领导空间时，这种由权势扶植与操控的组织，反映的就是主流保守势力的意识形態，扮演著分化社会、维护当权者的利益角色，甚至有时为了討好主人，不惜与民间为敌，展现出偏锋举动。

在这样的脉络下来理解红衣人，嘉玛其实就只是一只棋子，其背后的党政势力，才是棋手，才是这个民主社会的敌人，最大的邪恶。如果不从根源下手，解除这结构上之恶，即使没有了嘉玛，还是会有人替补这个马前卒位置。

毕竟，当一个集权及霸道的政权，已失去强势的民意，只靠选举制度的偏差，以及宗教及族群的动员，才能保住权力时，其反扑的反动力量，会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