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2016-10-08 · 来源：保马
印尼“九·三零”纪念日的隔日是中国“十·一”国庆，这两者有什么关联?
就当年的形势看，印尼事变，应该是中国走向文革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强权的加紧围堵和进攻(台湾海峡的热战、日美安保条约、北部湾事件等等)，在国内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从大跃进失败到四清运动的尖锐对立)，中苏论战的氛围中(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妥协等等)，中国政治一步步走向激进化。而作为与苏联对立中的最重要盟友印尼共产党的毁灭，更加只能为激进化推波助澜;“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以林彪名义发表的宣言)，文革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红卫兵在印支泰缅马来亚的出击，既是他们的意志，也是国家的意志，要让世界革命处处开花(或许也有可能包括带着自保自卫因素的进攻)。
从更长远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背景看，印尼事变，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评价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关系到后进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广大边陲区域或后进社会的出路。简言之就是，革命、社会主义导向的革命，是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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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九·三零”事件发生于1965年9月30日。或许可以说，这个事件是中国“四·一二”事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事变)的翻版，都是揭示着后进社会/民族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质，也就是被这个体系固化以至强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本地资产阶级对这个体系并不具备独立性(更不用说革命性)，没有能力按西欧和北美的古典模式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
势力庞大的印尼共产党(300万党员加1700万工会农会青运妇运和其他外围组织成员)，以及当时同样是势力庞大的其他各种左翼和中间力量，为什么在右翼军人政变中毫无抵抗能力，以致最终被屠杀殆尽?以至于让国家陷入长达三十多年的恐怖和野蛮状态?
在世界范围的左翼中，最有影响的解说是来自以前苏联左翼反对派的各种传承，认为这是因为革命中心出了问题，在1927年是中共受命于右倾的莫斯科，在1965年是印尼共受命于右倾的北京。就印尼“九·三零”而言，这个说法根据成疑，一是自1960年代初中国政治就一路走向激进化的高峰，并非右倾，二是印尼共远远说不上受命于中共。所以问题出在印尼共的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吸收中国“四·一二”的教训，没有吸收邻近地区越共的正面教训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反面教训，甚至没有吸收本身从反殖革命年代以来就备受资产阶级压迫的惨痛教训，包括最为惨痛的1948年“茉莉芬事件”。
这些事件或许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地区，左翼力量即使愿意放弃暴力革命、寻求和平促进社会主义甚至仅仅是古典模式的独立自主资本主义发展，也是极为困难。相应地，边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惟有蕴含社会主义性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这同时也为理解东亚包括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
以上几段文字是在两年前或三年前的9月30日写出的，从那时到现在再稍为多读点历史，觉得上述说法可能是太粗糙、太简单化了。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四·一二”，那是阶级矛盾尖锐化、达到无可弥合程度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和共产党右倾化使然。当时的南京集团(蒋介石)和武汉集团(汪精卫)其实仍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革命性，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以及黄埔系统尤其如是，问题是这种革命性相对于现实上的革命远远不足，只能被抛到革命的对立面。自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尤其是北伐之后，广东和两湖的农运工运“犹如暴风骤雨”，实际上已经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当这个局面蔓延到全国经济中心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建立起雏形的上海工人政权，而同时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已经打到上海市郊，已经跟江浙财阀和英美势力结盟，两者的生死决战就是无可避免了。随后从汪精卫集团到各地军阀集团(包括最亲共的冯玉祥集团)的清共，也只不过是这个决战的延续。
反观印尼，“九·三零”前夕的国内形势，应该说是远达不到阶级冲突白热化的地步，或者说冲突也只是停留在低度水平的政治权力争夺上，而非社会范围的革命与反革命。据苏班德里约的回忆所述，从1965年的“九·三零”到1967的“新秩序”确立，整个过程的性质明显是所谓“爬行式政变”(即隐蔽的分阶段的政变)，这固然是苏哈托军人集团躲在阴暗角落的策动和行动，却也反映了反革命势力在整体政治上和社会上其实动员水平有限。而共产党那边的革命性也是相当有限。华人领袖萧玉灿在回忆录中就曾提及，当时，艾地等共产党领导人颇为热衷于当内阁部长，甚至沾染了摆部长派头、充当社会精英的风气，这种心理和作风显然也是反映了革命势力的政治动员水平有限。至于“九·三零”之后冒起的大规模群众反革命运动，包括大学生法西斯运动和流氓、宗教、宗族、部落等等恶势力团伙的疯狂虐杀左翼群众和排华运动，那是低水平而非高水平动员，所以其造就的“新秩序”就只能是恐怖和野蛮。
既然是这么一个低水平政治-社会动员的政变，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如此影响深远?关键因素，或许是在国际远多于国内，在于美国介入所带来的反革命与革命力量的极度不均衡。无论美国在“九·三零”究竟卷入有多深，明显不过的事实是，此后三十多年，印尼成为美国的东亚反共战略的急先锋，跟政变之前的亲华、领导不结盟运动、退出联合国、“对抗马来西亚”等等是南辕北辙。而这同时也就确定了印尼的政治经济构造的依附性，所以，待到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的新自由主义年代，待到1997-98年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候，所谓“新秩序”也就只能哗啦啦一下子崩坍了。
所以，即便考虑到这些历史复杂性，考虑到只着眼于资产阶级的本质不足以解释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进程，上文所做的判断还是并没有动摇，即：后进社会/民族的资产阶级，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没有能力按古典模式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
当然也有可能争辩说“新秩序”年代是印尼资本主义的例外而非常态，犹如说1927-37年中国国民党的所谓“黄金十年”本来可以是常态(“如果不是军阀作乱”、“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如果不是共产党”…)。就印尼而言，那就继续走着瞧吧;就中国而言，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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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原因，我在少年时代曾经关注过印尼。
从发生在身边的归侨亲朋的境遇引发好奇，到留意华侨问题、反殖革命历史、悲惨现状等等，半懂不懂地阅读相关书籍材料，还有来自某些故事和乐曲歌曲的憧憬。
(整个中学年代购买的最贵的书是萧玉灿的回忆录《五个时代》，为此“节衣缩食”很多天，正反映了当年一段时日的热衷，另外也意识到香港存在着丰富的印尼联系。)
这个关注后来并没有继续，但是在仅有的存量中加入了知识因素，再后来又加入了政治认同因素，始终都是要为自己解惑，面对世界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因此也就写出了上面这些文字。
附言
前天发了关于印尼“九三零”的博文后，在香港有朋友谈到他们的周遭和经历中的印尼联系，包括同学同事，大都是归侨二代，面对着寻根、过去的历史和今日的现实等等。
于是我又写了下面的感言，个人之外的冰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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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印度尼西亚有多种联系，其中的一种，是：资本。
每次经过金钟，望见力宝中心时，应该想到辉煌亮丽的高楼其实是建立在尸骨累累之上的，体面斯文的金融资本的背面尽是血腥。
力宝集团属林绍良家族所有，而在“新秩序”年代长期位居世界华人首富的林绍良，是苏哈托集团的骨干，在1965-67年的“爬行式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按苏班德里约的说法是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当然，香港是东方之珠繁华之都国际金融中心，正是血腥资本洗白打扮成斯文体面的好地方，印度尼西亚之外还有来自其他东南亚的军政财团，还有日韩的，还有欧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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