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对美国国会研究局档案资料进行数据挖掘，并就1798-2010年期间美国的武力使用做统计分析，发现美国武力使用的频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冷战期间是个例外，出现了武力使用记录减少的情况。冷战后则是另一个极端，美国的武力使用出现爆发性增长。对于这些趋势，可以做如下解释。在崛起阶段，美国使用武力主要是为了扩张和进行干涉，随着实力增强而扩大了武力使用的范围。成为大国后，美国不再单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使用武力，也为了缔造或维持秩序、推行其价值观念而使用武力。但是，受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和国际竞争对手的制约，美国的武力使用并没有显著增多。实际上，在冷战期间，由于军事扩张一再受挫，美国开始重视战略威慑和常规威慑，同时非常倚重秘密行动，公开记录的武力使用还有所减少。但是同苏联的对抗造成全球性的持续紧张，让军工复合体绑架了美国的政策制定。冷战后，美国精英圈子普遍支持使用武力，在维持秩序、推进民主等口号下，武力的使用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一 引言

在国际政治领域，防止冲突、实现和平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霸权国家总是希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人，为此不惜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本文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审视它是不是常怀使用武力的念头、在对外交往中是否轻易诉诸武力。

回答好这一问题，不能只关注美国介入的主要战争(major war)。因为美国武力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控制冲突的烈度，力图用最低水平的对抗赢得最大可能的收益，而且有些主要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是从美国原本认为可以控制的“小冲突”不断升级、扩大成长期战争的。因此，尽管重大战争在“塑造美国”方面有重大影响，中低烈度的对抗也不容忽视。只有集中考察美国历次武力使用，才能全面揭示其对外使用武力的模式。

目前，有关国际冲突行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战争相关性数据库(COW)。诚然，经过长期的完善，该数据集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公信，有时也被用来研究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情况。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研究美国武力的使用时，由于存在相当多的漏算，战争相关性数据库并不适用。

与战争相关性数据库相比，美国国会研究局( CRS) 2011年发布的有关美国武力使用的报告，涵盖了更长的时段，也包含了更多使用武力的情况。根据这一报告，笔者挖掘出一份有关美国使用武力的历史统计数据。基于这一数据，本文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武力使用有何差异并探讨造成差异的基本原因。

二 美国武力使用的历史统计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美国在1798-2010年间共有331次对外使用武力的记录。在有些年份，美国有非常频繁使用武力的记录。在其他年份，美国较少使用武力，甚至没有留下使用武力的记录。美国武力使用的历史统计可以反映其武力使用的变化过程，并折射出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里以10年为一组，分22组列出了美国1798-2010年间使用武力的年度数据（详见表1）。

对分年数据做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可以发现，美国单年使用武力频次的众数(Mo)为0。这表明，美国在许多情况下还是避免使用武力。毕竟，武力是一种极端的政策工具，像在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总是受到吹捧。然而，由于“见效更快、干净利落而且少有后患”，武力工具又经常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青睐。中位数(M.)为1、均值为1. 554，都表明美国多次使用武力的年份也很多。另外，峰度(kurtosis)为5.373表明，美国使用武力的频数分布比正态分布（峰度为3）要陡峭得多，因而存在异常值。而偏度( skewness)为2.211则表明美国使用武力的频数分布呈明显的右偏态，因而存在异常大的取值。

确实，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所述：“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在1990-2000年间针对比1950年后任何时期都多的冲突派出了美国军队。”实际上，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在1993年、1994年和1999年三年中使用武力都达到10次之多。而克林顿的继任者也一样频繁地使用了武力。韩庆娜统计得出：“1991-2010年间，美国年均出兵5.8次……马不停蹄的出兵节奏使其成为对外动武最频繁的国家。”

在这里，如果把1798年以来美国使用武力的情况视为一个总体，并将其在冷战后时期武力的使用视为一个抽样样本（sample），那么5.8次的样本均值远超出了统计意义上样本均值的上边界（即1. 554+0. 362）。也就是说，冷战后美国使用武力的局部情况，并不反映美国使用武力的总体情况。因此，在分析美国武力的使用时，需要把冷战后当作一个独特的时期来对待。

那么，在冷战前的漫长时期，美国使用武力的情况有无阶段性的不同？这就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在这里，笔者认同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对美国历史周期(cycles)的划分。他认为，美国历史是内向期(introvert)和外向期（extrovert）交替发生的连续过程。按照施莱辛格的划分，1798-1844年、1845-1891年、1892-1940年构成三个“外向一内向”的循环。这三个周期加上冷战时期和冷战后阶段，就构成本文考察美国武力行为的五个阶段。基于这种划分，可以进一步做分阶段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3）。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ＣＲＳ 报告统计得出。

从表3中可以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在五个历史阶段，美国年度使用武力的均值呈连续上升趋势，但是，在1945-1989年间却明显出现了下降。第二，1990-2010年间，美国使用武力的年平均值(5. 524)、中位数(6)、众数(2)都明显高于其他历史时期。第三，冷战后阶段，美国年度使用武力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区域( range)为9，超过任何其他阶段，意味着武力使用存在相当大的波动。而这一阶段美国使用武力的标准误差(S．E．)为0. 702，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同样说明美国该阶段武力使用的波动幅度较大。对美国使用武力的年度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TSA)，可以直观地展示上述趋势（如图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RS报告统计得出。

总之，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的赋值处理，得到了一份有关美国武力使用的历史统计数据。初步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冷战之前，美国的武力使用呈连续上升趋势，冷战期间美国武力使用出现回落，而冷战后则出现爆发性增长。对描述性统计所揭示的趋势，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

三 美国武力使用的分时段比较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武力使用是有所差异的。考察美国武力使用的历史，既不能因为某一阶段美国较少使用武力就忽视它根深蒂固的“暴力传统”，也不能因为另一阶段美国较多使用武力就高估它的战争倾向。只有全面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使用武力的情况，才能避免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美国使用武力的传统是逐渐形成的，也持续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美国在前一阶段使用武力的经验，一定会塑造其在后一阶段有关武力使用的理论，进而影响其在后来阶段使用武力的实践。但另一方面，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美国又必然会面对不同于前阶段的国内外形势，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立场。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才能发现美国的武力使用在哪个阶段发生了变化。

对此，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分析工具。通过分析不同组数据之间的差异源，单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对不同组数据的均值进行比较。如果各组数据的差异主要由组间差异引起，表明各组数据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反之，如果差异主要由组内差异引起，则表明各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这里以1798-1844年和1845-1891年两个阶段的比较为例，简要说明利用EXCEL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输出结果（详见表4）。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1798-1844年，美国年均使用武力0.787次；1845-1891年，美国年均使用武力1.106次（表4-1所示）。尽管这两个均值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为F值(2. 741)小于F参考值(6. 919)。同样说明问题的是，F值对应的概率值为0.101，大于显著性水平0.01，故应接受各组数据均值无差异的原假设（表4-2所示）。也就是说，根据统计数据，美国在1845-1891年的武力使用，同1798-1844年阶段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又分三步依次将1892-1944年、1945-1989年、1990-2010年加入比较。第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1892-1944年，美国的武力使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显著性水平0. 01下，这种变化并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但是，在显著性水平0. 05下，均值的变化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第二步将冷战时期加入比较之后，并未发现美国的武力使用与之前阶段存在显著差异。第三步将冷战后时期加入比较之后，发现美国的武力使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简而言之，美国的武力行为在1892-1944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明显不同于以往时期（详见表5）。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Ｃ ＲＳ 报告统计得出。

笔者注意到，在1798-1944年三组数据的比较中，出现了p值(0.024)介于显著性水平0. 01和0.05之间的情况。而在1798-1989年四组数据的比较中，也出现了p值(0. 059)接近显著性水平0.05的情况。这意味着，个别组的数据可能比较特殊，因此需要通过多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进行细化比较。

通过对五个阶段进行两两配对的均值比较，得到如下统计发现（见表6）。第一，美国在1990-2010年阶段的武力使用，同前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相比都有显著差异。第二，美国在1945-1989年阶段的武力使用，同此前三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相比均无显著差异。第三，美国在1892-1944年阶段的武力使用，同1845-1891年阶段相比无显著差异，但与1798—1844年阶段相比有显著差异。第四，美国在1845-1891年阶段的武力使用，同1798-1844年阶段相比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1892-1944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比较特殊。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RS报告统计得出。

在这里，1892-1944年的特殊性在于，它和相邻的前阶段（1845-1891年）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和相隔的前阶段（1798-1844年）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这么说，生活在这一阶段的美国人，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可以和相邻前阶段的人找到共同语言，但是，同相隔前阶段的人已经格格不入了。而这恰恰也表明，美国在1892-1944年间经历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脱胎于旧时代的大国，逐步进入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同美国其他领域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一样，其军事领域也见证了维系传统与拥抱变革的思想碰撞。

总而言之，单因素方差分析印证了描述性统计的基本结论，揭示了美国的武力使用在不同阶段的统计特征。在前三个阶段，美国武力使用呈连续上升态势，并在1892-1944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冷战期间，美国武力使用与前阶段无显著差异，但出现了频率有所下降的趋势。冷战后，美国武力使用爆发性增长，增幅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统计发现促使我们去探讨，在不同历史阶段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或者抑制了美国武力的使用。

四 崛起阶段的武力使用

在1798-1844年、1845-1891年和1892-1944年三个阶段，美国武力使用的年平均值显示出趋势性向上的特征。这意味着，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日益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青睐。正如生物人类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所批评的，“某些新兴的社会把战争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这期间，美国使用武力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进行扩张，二是进行干涉。

（一）扩张主义与武力使用

罗荣渠先生说得明白：“一部美国对外政策史实质是美国对外扩张（领土的、经济的、政治的扩张）的历史：从大陆扩张进到海外扩张，从资本主义扩张阶段进到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美国早期的武力使用主要是针对美洲邻邦和太平洋岛国。在“门罗主义”盛行的19世纪，美国的强硬让美洲邻邦长期生活在阴影之下。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哥伦比亚、巴拿马、夏威夷等地，美国通过军事行动获得了领土、条约特权、运河权利等回报。通过不断向西班牙这个衰落的大国发起攻击，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佛罗里达到菲律宾，美国通过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全面扩张。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建立起“美利坚第一帝国”。

在当时，征服可以获益(conquest pays)成为美国精英们心照不宣的共识，并不断激励美国对外使用武力。正如保罗·艾特伍德(Paul Atwood)所反思的：“美国公民的成功和自由总是以剥夺其他人为代价的，并且总是通过攫取土地、推行奴隶制、低工资、抵制劳动者权利、操纵货币和利率、引导企业和军队干预其他国家等手段实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旦有抵制这些措施的行为，美国就会诉诸武力或者战争。”

确实，在扩张主义盛行的时代，军事冒险的收益总是格外诱人。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三位总统就是军事冒险的积极支持者，在他们任上美国的武力使用都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从他们身上人手，可以解释前三个周期美国使用武力的起伏。

1812年，当欧洲陷入战争之际，机会出现在美国面前。在海军小得可怜、陆军并未征召、财政尚无计划的情况下，美国踏上了战争之路。麦迪逊在多年后坦言，倘若他能预见到法国的失败，就不会支持1812年的战争。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用实际行动证明具备了捍卫“自身权利”的能力，并且必将得到“他国的承认”。

1844年，以波尔克为首的民主党成为天命论的拥趸。1846年，美国将全国40%的常备军派赴前线，并正式向墨西哥宣战。他断定墨西哥会调集全国军队进行边境防御，从而造成内线防御相对空虚，于是发动了对墨西哥的全面进攻。战争的结果是，墨西哥丧失了一半的国土，而美国国土面积增加了1/4强。

19世纪7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传人美国，一时间成为美国社会最时尚的信仰。受此启示，老罗斯福认为教化落后民族、促进人类进步是一项绝对正义的事业，他本人也变成了战争最狂热的鼓吹者。老罗斯福曾放言：“我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区域，让国会辩论去吧。”他这种“铁拳邻邦”政策为其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简而言之，在扩张主义盛行的年代，每当出现热衷于军事冒险的决策者，他们都会驱使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这解释了早期美国使用武力次数的上升趋势。而当武力使用达到极限之后，国内又需要消化“胜利果实”，也需要缓和扩张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这解释了美国使用武力的阶段性收缩。

（二）干涉主义与武力使用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美国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将其对外政策立基于领土扩张的干涉主义国家”。干涉主义与扩张主义一样，也是美国军事行动的内在驱动。随着美国不断发展，它也从一个“应许之地”转型为“十字军国家”。

美国确立了美洲霸权之后，其军事行动就已经变成以干涉为主。至此，军事行动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征服，甚至不以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胜利为目的。美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在于用军事施压的方式推进外交政策目标。在大量的小规模行动中，美国刻意控制冲突的烈度，把军事行动当作推进政治外交目标的手段。这种工具主义看待武力行为的方式，成为美国塑造出来的一项历史传统。

对于近在咫尺的美洲邻邦，美国从来不讳言武力干涉。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当年所言，“美国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只需要迈过极低的门槛，美国就会对其邻国进行干涉，甚至是孤立的治安事件也会引来美国的干预。毫无疑问，在每一次干涉中直接动机固然重要，但是，防止欧洲国家染指加勒比地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些军事干涉最终还以直接占领或领土兼并而告终。以夏威夷兼并案为例，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种植园主就已经控制了夏威夷的经济命脉。1887年，美国和夏威夷达成协议，将珍珠港作为美国海军基地。1893年年初，美国种植园主发起行动，意图“成为合众国一员”。美国战争部随即派军舰予以支援。美国进行武力干涉之后，不仅很快控制了局势，并决定兼并夏威夷。由于俄罗斯不希望日本染指珍珠港，英国也不愿意看到德国控制这一战略要冲，于是，它们也就听任美国控制这一地区。

对于远隔重洋的欧亚大陆国家，美国也开始表现出于涉的意愿。1900年，美军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干涉。至此，美国重拾前国务卿威廉·西华德( WilliamHenry Seward)确立的亚洲政策原则：使用武力以及与其他大国合作。此时，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为了中国市场而冒险，他未咨询国会就向中国派遣了5000人的军队。一年后，麦金莱遇刺身亡。继任者老罗斯福看到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得主导地位极为不满，于是支持日本打破俄国的垄断。日俄战争后，在老罗斯福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第四条承诺了“门户开放”。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塔夫脱一桂太郎协定》中承认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通过这一系列干涉活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除了在涉及殖民利益的领域进行干涉外，美国还寻求影响别国的国内形势。在拉美地区，美国政府从“大棒”政策到“金元外交”，从“新自由”政策到军事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活动，这些行动几乎遍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一个国家。美国甚至还参加了对苏俄的干涉。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对德作战。美国对这种“背叛行为”大加指责，认为“俄国将盟国交由德国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之后，美国两次派兵参加了协约国对苏俄的干涉。但是，因为西方各国无意介入过深，干涉行动遂告终止。对俄国的干涉表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美国会对一个大国的国内政治进行军事干涉。

总之，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是美国崛起时代使用武力的两大驱动。在军事扩张中，美国从最初的13个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强权国家。在军事干涉中，美国建立起了对美洲事务的主宰地位，并将影响力扩展到亚太地区。这一时期，要么对手本身很弱，要么无法集中全力，美国很少遇到真正的挑战。但是，当美国成为全球大国，逐步自封为国际领导，需要面对各种秩序问题时，真正的挑战接踵而至。

五 大国时代的武力使用

成为大国以后，美国使用武力不只是为了谋取一时一地的实际利益，它开始为缔造和维持秩序使用武力，为遏制共产主义和推行自由主义使用武力。美国使用武力的目标，从追求具体的物质利益，变成追求抽象的秩序红利和无形的地位满足。这一切始于它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

（一）打破孤立主义

1894-1897年，美国经历了一次大萧条，它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危机。当时的一个普遍结论是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大陆扩张达到了极限。“选择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于是，加勒比海成为美国的内湖，美军舰队进驻墨西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多米尼加。此时，各种学说也应运而生，并推动美国加入帝国主义竞争，让美国权力的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但是，参与竞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欧洲战争就是帝国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惨烈程度震惊了全世界，也引发美国社会的大辩论。英裔移民支持协约国一方，爱尔兰裔和德裔移民支持同盟国一方。美国同时向双方出售货物与军品，维持了表面上的中立，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个人情感上还是倾向于协约国。

在欧洲战场上，面对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实施了潜艇战，这严重影响了大西洋贸易，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中断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而德国为了缓解美国参战的压力，提议墨西哥与德国结盟并许诺为其恢复被占领土。英国情报人员截获了德国外交部与使馆之间的电报，并将其转交美国。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地对德宣战。

实际上，1916年大选过后，再度当选的威尔逊就已经发现，美国要想在战后安排上拥有发言权，就必须投入战斗当中，虽然他在选举中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电报事件”发生后，威尔逊堂而皇之地搁置不参战的承诺。他提出要打赢这场“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并正式加入对德作战的阵营。

对于武力的使用，威尔逊称“美国人必须使用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毫不吝惜和不加限制的武力，能恢复世界的法律并消灭一切自私统治的正义的和胜利的武力”。参战的代价虽然高昂，却为美国赢得了参与战后安排的权力。战争结束后，威尔逊的国际声望大涨。然而，“威尔逊主义”在国内却遭遇严重挑战，他极力促成的《凡尔赛和约》未获批准。“孤立主义”重新成为主流社会思潮，美国外交于是进入一个收缩期，武力的使用也随之减少。

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美国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到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难以置信地上升到了25 010。在面包和大炮的选择中，民众更需要面包。于是，美国裁撤了不少军队。到1933年，美国海军只有《四国条约》规定上限的65%。较之于海军，陆军处境更加艰难，陆军被裁撤至12.5万人，这种情况一直到1936年才有所改观。

此时，美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还在刻意远离国际事务，不愿意承担起相应的领导责任。最典型的就是其对亚洲和欧洲强权国家的绥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已经显露出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对此表示反对，但仅仅是局限于用《九国公约》和《凯洛格一白里安条约》的条约义务来约束日本。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后，国联接受了李顿代表团( Lytton Commission)的调查报告，将日本宣布为侵略者，但日本随即退出国际联盟。这种情况下，美国执行了一种“阿Q式的不承认主义政策”，即“美国不承认会损害美国或其在华公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既成事态的合法性”。

事实上，日本、意大利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但是，英、美、法等国对此都无动于衷。紧随日、意侵略步伐的是德国，它于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 Rhineland)，并于1938年入侵捷克。英、法的绥靖让希特勒变得肆意妄为。此时，美国执行了一种公开中立，但暗中支持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不过，直到1941年8月，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时，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迫于国内压力，依然表态严守中立，这让丘吉尔大失所望。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如同此前的德国“电报事件”一样，珍珠港事件再次震惊了美国。美国的“中立”也再一次被突发事件所打断。于是，大规模使用武力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总体上，在20世纪上半叶，孤立主义思想在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如果不是电报事件、珍珠港事件等突发事件，孤立主义思想可能还会大行其道。由于德国威胁帮墨西哥取回被美国兼并的故土，而日本则直接攻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感受到或遭受了严重的威胁。之后，美国迅速完成军事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

（二）反共主义与武力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不幸的是，美国开始了同苏联的全面对抗。对此，拉费伯尔做了精辟的总结：“冷战主宰了1945年以后美国人的生活。冷战使美国付出了8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夺去10万青年男女的生命；‘麦卡锡主义’损害了很多人的事业生活；冷战还使美国陷入东南亚和中美洲的恐怖冲突中。美国人和俄国人，及各自的代理人相互残杀……苏联最后崩溃，美国得以胜出。”

应当说，美国同苏联的对抗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两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大相径庭，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纳粹和日本侵略上无法合作，在1939-1941年几乎成为不折不扣的敌国。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最终勉强走到一起，结成同床异梦的伙伴关系。而一旦共同威胁消失之后，两国关系迅速走向恶化。对此，让一巴蒂斯特·迪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记述道：“1946年的主要特征是美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希腊事件、阿塞拜疆事件、安理会内部的争吵、印度支那战争的开始，尤其是美国军队迅速复员而苏联军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复员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增加了相互间的不信任。”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发起了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此时，美国决策者相信，“如果希腊及类似的关键地区相继陷入经济混乱的话，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它们会挣脱美国的轨道，尝试执行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最坏的结果则是，它们会投向俄国，成为其卫星国，最终导致一场比20世纪30年代更糟的萧条”。对抗共产主义于是就变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共识。

然而，“美国虽然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和苏联对抗，但也深知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战斗力。如果这种对抗导致战争，美国胜负难料；或者至少要付出无法忍受的极其惨重的代价……没有人愿意支持一场可能是毁灭人类自身的浩劫。这就决定了美国和苏联的对抗只能采取除战争之外的其他手段，并要尽力避免导致战争”。

确实，当我们回溯这一时期美国武力的使用，历史统计显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武力使用频率下降了。美国在1945-1989年间使用武力的次数，还没有克林顿两个任期的多。对于美国反共主义高涨和武力使用减少之间的怪异偏差( discrepancy)，以下几个因素可能有助于做出解释。

第一，美国的实力空前强大，对各国形成了强大威慑，这客观上降低了动武的必要性。而且，由于西方阵营内其他国家对美国有高度依赖，使美国治下的局部和平成为可能。“时至二战末期，斯大林还认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会在未来的分赃争斗中继续争抢……然而，被战争削弱的欧洲国家非但没有展开激烈的竞争，反而向美国寻求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保护。这个单极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民厌倦了战争，对政府的黩武倾向形成了自发的约束。朝鲜战争之后，美军必胜的信念被打破。决策者不得不正视军事手段并非万能的现实。之后，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国会加强了对总统战争权的限制。“帝王式国会”取代“帝王式总统”一度收缴了战争发令枪。此后，民主党作为和平派(party of peace)，共和党作为强硬派（party of strength），相互角力，限制了武力的使用。

第三，核武器的出现颠覆了已有的战略观念，“恐怖平衡”压缩了美苏两国直接对抗的空间。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制造了足以毁灭世界的弹药，也多次把世界带到毁灭的边缘。美苏核垄断被打破后，大国之间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日益下降。相应地，军事威慑而非实际动用武力成为首要的安全战略。与此同时，美国也寻求同苏联的常规力量平衡，在各重点地区对重点对象实施常规威慑。

第四，由于军事部门以威慑对手为首要目标，其他小麻烦则交给了秘密行动部门。于是，中央情报局和战略空军一样，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这样，美国的武力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开始以代理人战争、秘密行动等方式继续干涉各国事务。经由中情局实施的秘密行动，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直接军事干涉。对此，不仅局外人知之甚少，连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也语焉不详。这是利用该报告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点。

总之，在美苏冷战的半个世纪中，人类社会经历了全球范围的持续紧张。尽管公开记录显示美国在这一期间减少了武力的使用，但是，暗流涌动的冷战对抗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在表面上减少使用武力的背后，美国选择了全面对抗和长期备战，而这构成了扭曲那个时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路径依赖与武力使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单极时代，美国使用武力之频繁不仅“惊诧了友邦”，甚至与自身传统也格格不入。在很多人看来，冷战后阶段，美国武力使用的爆发性增长主要是因为体系约束消失了。按照这种观点进行推论，在许多原来美国不能诉诸武力的场合，使用武力变得惠而不费。这种逻辑虽然有相应的说服力，却不足以解释美国武力使用的爆发性增长。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武力使用受到限制，那么所受限制主要来自苏联及其支持的政治势力。但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已经全面收缩军事力量，并且减少了对外军事援助。苏联解体后，那些失去了苏联支持的地方势力不可能导致美国武力使用爆发性增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格局消失后出现了权力真空，为了防止不负责任的国家填补空白，美国需要使用武力维护“新世界秩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老布什犹豫了几天。但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推动下，老布什小心翼翼地做出了反应。他认为如果纵容萨达姆的行为，世界事务会回到侵略者猖獗的状况，危及“新世界秩序”，即“一个由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所支配的世界秩序”。于是，美国对挑战国际秩序者进行了打击。不过，冷战结束后，除了伊拉克，其他遭受美国打击的国家并没有危及“新世界秩序”的举动。可见，维持秩序并不能解释美国武力使用的全面增加。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使用武力是为了推行民主。冷战后，美国的传统鸽派认为美国理应制止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动用自身的优势军力。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关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东扩”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确实，克林顿本人曾经是越战的激烈批评者，但是在他当政期间，美国开始四处向外派兵。这种解释也是有局限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清楚地告诫人们：“要把威权主义政权( authoritarian)和极权主义政权(totalitarian)区分开来，前者如皮诺切特的智利，后者如苏联、古巴和希特勒的德国。前者可以不经过战争和干涉的情况下被改造，而后者则断无这种可能。”既然威权主义政权可以不经战争和干涉得到改造，又如何会引起美国武力使用的爆发性增长？

可见，上述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都不能说明冷战后美国武力使用的爆发性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但内部争议却显然减少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国会公开的或暗示的支持，反映了议员们同样的感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英共识，美国才越来越容易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从而让维持秩序、推行民主等主张都能成为使用武力的合理依据( justification)。

所以，重要的是理解这种精英共识所形成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美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军事部门和军工经济。冷战对抗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占到国内产值的1/16，同时也占用了1/16的劳动力。其所造就的军事产业及相关的就业岗位不可能因为冷战结束而骤然削减。美国要靠国内采购或对外出口武器维持军工经济运转，而武器市场的繁荣需要国际紧张局面的存在。因此，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所担心的一样，军工复合体开始绑架美国的政治经济。“庞大的军事编制和永久性的军火工业联姻。靠不断制造国家安全危机气氛来攫取权力和影响的人，获得了对美国政府的控制。”

于是，当客观上不存在重大安全威胁时，美国政府就有可能从主观上夸大安全威胁。例如，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其发动战争，即便这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负薪救火的方式，对国际安全和美国自身安全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军工部门的产能过剩，将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新时期，防止军工利益集团继续绑架外交政策也是美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权力斗争也影响着军事部门的发展方式。按照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法案，美国的军事行动一旦超过60天，就需要向国会报告并获得其授权。众所周知，该法案是美国反思“越南泥潭”的一个产物，直接目的就是限制行政部门的军事活动。但是，面对战争法案的相关限制，美国行政部门“推陈出新”，不断挑战国会施加的限制。而军事技术的发展为美国行政部门提供了便利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方完善了60天内解决问题的高科技战法。国会过去施加的时间限制，现在反而变成自动授权行政部门使用武力的便捷通道。因此，技术进步也是美国武力使用激增的重要因素。

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美国精英集团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让使用武力成为危机过程中的优先选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Korbel Albright)概括了决策圈的想法：历史就是在慕尼黑与越南之间二选其一，记住1938年是绝对必要的事，冥想1965年会产生不良后果并使你不知所往。小布什和他的主要下属相信奥尔布赖特的观点，慕尼黑的教训远比越南的教训更深刻。关于使用武力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受到限制，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希望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军方领袖支持将武力作为最后选择(last resort)，但是，美国在文官政府主导的安全政策制定中却经常将它作为第一选择。

总之，美国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了一套有关武力使用的学说。精英圈子达成一项共识，认为尽管美国有可能会因为使用武力而陷入战争泥潭，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不使用武力而导致信誉危机。在危机时刻，这是两种不可能同时回避的风险，美国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者。这样，当认为地区格局走向失衡、国际秩序受到威胁、民主地带需要拓展、恐怖分子需要回击时，美国政府很容易想起自己强大而又顺手的军事机器。于是，冷战后美国武力使用的激增也就不难理解了。

六 结论

利用美国国会研究局文本资料，笔者对美国的武力使用进行了历史统计。从中可以发现，美国武力使用的频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1892-1944年阶段和1990-2010年阶段，武力使用明显高于往期。但是，在1945—1989年阶段，尽管同苏联的对抗导致持续紧张，美国武力使用的频率却下降了。

对于以上发现，笔者做了分时段的比较和分析。在崛起阶段，美国使用武力主要是为了扩张和进行干涉，随着实力增长而不断扩大武力的使用。成为大国后，美国开始为建立和维持秩序使用武力。但是，受国内孤立主义和国际竞争对手的限制，武力的使用并未出现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冷战时期，由于美国突出军事威慑，并且倚重秘密行动，因此，公开记录的武力使用反而减少了。但是，武力使用记录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对抗的减轻。实际上，美苏两国长期备战造成了全球性的紧张，同时也让军工复合体绑架了各自的安全政策制定。在美国，这种畸形的冷战结构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随之瓦解，相反，它依然影响着美国的政策过程。而且，在冷战后阶段，美国精英圈子普遍认为，就算美国陷入新的战争泥潭，也不会再受到纵容强权的责难。于是，维持新秩序、推行价值观等政策主张，纷纷成为美国使用武力的依据，使其武力使用频率出现了激增。

本文用统计方法分析美国的武力行为，涵盖了美国有案可查的对外武力使用，尽管对理解美国的武力行为有所启发，却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里挖掘的数据还不够完善，缺少美国历次武力使用的对抗烈度、持续时间、伤亡情况、实际开销、民众支持度等数据。虽然根据战争相关性数据库可以得到其中部分数据，但是，由于国会研究局的很多记录是该数据库所没有的，因此，还需要从其他渠道进一步充实数据资料。其次，这里重点对不同阶段进行了比较，但是，对于每个阶段内美国武力使用的变化发展没有深入讨论。如美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过程中的武力使用就是一个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要完善的地方。

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