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8-24 00:00作者：editor3
八、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林和贵
砂盟向来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砂盟对于砂拉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可以说是向来都十分重视。早在盟才成立之初，它就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革命胜败决定因素的高度，在组织内部进行大力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所以，砂盟的成员，尤其是高级干部，对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一般地都有相当的认识，他们在自己平时的工作和斗争中，也都会严格要求每个重大的举措和行动都要对争取民族人民群众的事业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至少不会有危害的不良影响。
盟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向来十分重视，可以从它在领导砂拉越革命斗争的全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其中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实例有如下几个：
一，在推动组建公开政党和人联党成立后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初，作为盟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政治代表，文铭权和黄纪作都曾为争取和团结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工作，身体力行、四处奔波作出过重大的努力。也正是因为有这个重大的努力，加上人联领袖中王其辉、杨国斯、田绍熙等许多人的共同奋斗，才会有当时那样砂拉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大发动，才可能有大批各民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人联党，其中不少民族领袖成为人联党各级领导机构的骨干。从而使人联党拥有庞大的各族人民支持的强大群众基础，成为名符其实的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与权益的多元民族政党。反之，随着文、黄以及大批我们组织成员与干部的先后被捕或被迫离开，人联党的这种各民族人民群众踊跃支持和参与的盛况便逐渐消失，最后更退化变质成为一个只能勉强代表部分华人利益与地位的所谓“华基政党”。
二，早在砂盟中央扩建时的1957年间，尽管盟组织本身在当时还十分弱小。许多革命工作都还未有干部可以在推动，可是盟组织还是派出了自己的一些干部，由郭伟忠领导到全国各省的民族区去开展民族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当时，其中一些主要干部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还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全砂各主要的民族聚居地，并写出了厚厚的书面报告。如此这般地大举进行民族社会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今天看起来，人们也许不会认为有什么奇特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当时，这却是一项十分不容易办到和难以想象的行动。只可惜，此一工作到了1962年间，由于砂盟中央在自己的建设发展上出现了一次大转折的缘故，所以结果被中止了下来，而没有进一步的后续行动以致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
三，早在砂盟还只能以学运为中心，培养干部、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它就大力地在自己的学运成员和干部中进行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重要性的广泛宣传和教育工作。号召学运成员和干部勇敢地投身民族工作，到偏远的民族区去，深入民族群众为教育、团结和发动民族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做法和行动，所以，当时才有许多组织的成员和干部，包括许多才刚刚接受进步思想、参加组织和革命斗争的新成员和新干部，都纷纷地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原来相对安逸与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牺牲个人美好的前途，勇赴民族区去经受艰苦的锻炼和煎熬热潮的涌现。在这个历史的热潮中，不少人不但和民族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甘当民族人民群众的学生和忠诚服务员，诚为民族人民群众进行无赏的劳动和服务。他们曾经还和民族人民群众插血为盟、结义金兰，或者认民族人民群众为父母，甘当他们的忠实孩子，克勤克俭，尽心尽力为民族群众服务。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办到和平淡无奇的事情。对于那些处在人生青年成长期、个人前途可谓正值美好无量时光的青年男女来说，他们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很高的觉悟程度，而且也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期间他们不免还得进行多次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们终究是做到了。显然这类事情即革命行动之所以可能产生，完全是因为有我们盟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而这样的事情即革命行动，在砂拉越乃至整个北加的历史上，显然也唯有在我们盟组织的内部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才有可能产生。
四，在进入武装斗争新时期的前夜和整个武装斗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盟组织的成员和干部，或部队指战员在民族工作方面更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砂人民因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就是因为有大批成员和干部或部队指战员的努力和奋斗，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我们在1962年底至1964年间才可能有大批人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或围追堵截，成功越境到印尼参军和建立自己革命部队的行动。而部队在成功建立之后，也才可能在那重山峻岭，广阔荒凉的印砂边区生存和坚持武装斗争达数年之久。在那兵荒马乱、人民生命时时都可能遭致死亡威胁的岁月里，无论是砂拉越境内或印尼境内的许多边区或河流地带，都有数以百计或整千计的民族人民群众，勇敢地参加我们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农民协会或北加民盟。还有不少民族青年要求参加我们的革命部队，只是我们的有关领导干部缺乏勇气，不敢大胆接收他们才没有成事。这些支持革命斗争的民族人民群众，在工作和斗争中的表现，也很勇敢和顽强。他们在遭致敌人的威迫和利诱时，依然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其中的一些人在被敌人拘捕和受到严刑拷打时，也是死都没有向敌人投降。
从以上的事实中，除了证明我们的盟组织确实向来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非常重视以外，也从另外的一个层面上说明，砂拉越境内和印尼边区的广大各民族人民群众都是要革命而且是敢于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它们在我们革命组织的领导下，事实上也曾经和我们一道共同进行了一段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因此，那种认为民族人民群众落后，对革命斗争态度冷淡消极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真实的情况反而是，我们有些干部因为脱离民族人民群众，缺乏应有的群众观点，或不能走彻底的群众路线，因为看不到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在政治上犯了错误。
砂盟所以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原因：
诚如大家所知，砂盟原来就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即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所以，它向来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即作为自己一切革命行动的最高指导方针。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理，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最广大同时也是最忠实与可靠的同盟军，就是农民阶级；另外，在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内，那里的革命问题主要的就是农民的问题，其革命的性质，在一定的意义说，也是一种农民革命的性质。根据这个原理，并以之和砂拉越的实际联系，盟认为，砂拉越的农民，不但存在在于砂拉越的华裔之中，它更是大量地存在于华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之中。因为华族以外的其他各族人民，其阶级成分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农民阶级或者是半原始的农业生产者。
其总人口占了砂拉越各族农民阶级的绝大部分。这样，砂拉越的农民问题自然也同时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同样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理，我们知道，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所以，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和革命战争。而人民群众的解放也唯有发动和依靠他们自己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可能达到目的。根据这些原理，并以之和砂拉越的实际联系，盟认为，由于砂拉越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其特点是：1，各主要的大民族，其人口数量相当接近，它们都在国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主要地位，发挥着几乎相等的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2，华族与我们其他各族，其人口总和占了砂拉越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构成了砂拉越人民的绝大多数。因此，人民的问题在砂拉越国内也是一个民族的问题；革命如果只由一个单一的民族发展和进行而得不到其他的民族，尤其是其他主要大民族的支持与拥护，将注定要失败。
把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则是：砂拉越人民的问题，不但是一个农民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就是说，在砂拉越大部分的人民身上，他们同时都体现有作为农民和作为民族的两种色彩。他们即作为阶级的农民存在，又作为民族的族群存在。砂盟所以向来都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其根本的原因也在此。因为，离开了民族人民群众，也就离开了农民阶级的绝大部分，和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也就会使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事业成为一句空话，以工农为基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
正确认识和理解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砂拉越农民的问题和民族的问题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所以，农民的发动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无法分开而必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换言之，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必须联系起来开展。而这种农运工作，由于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的工作，所以又必须十分注重其民族性，讲究民族的特点，采用适应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等和为不同民族人民群众所熟悉与喜闻乐见的方法与方式去进行。
问题在于革命组织的领导是否正确与坚强，而不在于所谓的“群众落后”。
砂拉越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都曾先后遭受汶来封建贵族势力、白色拉者王朝、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英殖民主义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所以，他们同剥削与压迫势力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怀有很深的阶级仇恨，并同这种剥削与压迫的势力进行过多次规模很大和顽强的反抗斗争。虽然他们的反抗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可是他们的这种阶级仇恨和反抗精神，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而是保持了下来。他们在历史上各次反抗斗争所以最终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革命性不强、斗争意志不坚决，而是因为缺少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的正确与坚强的领导。一旦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的正确领导，他们是都可以重新行动起来并把革命斗争坚持地进行下去的。这点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他们大发动的史实中，已经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而现在，他们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不是也正被国阵的各党派所发动并成为了国阵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了吗？否则，今日的国阵又能有什么统治的群众基础呢？所以应该要看到的是，我们无法团结和发动民族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并不等于说其他的阶级或党派也一样不能够。事实是，资产阶级和国阵的党派却能够，而且正是因为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与拥护，才使到国阵的统治基础至今依然强大和稳固。因此，问题很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所谓的“群众落后”，而是在于我们革命组织本身的领导是否真正正确和坚强。在于我们在同资产阶级争夺群众支持的工作上，是不是打了败战，输给了资产阶级和国阵？
也就是说，我们在探讨革命失败原因的时候，应该要明白的是，对于砂拉越的各民族人民来说，由于他们向来遭受剥削与压迫的阶级本性以及具有的反抗精神或革命传统。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团结和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不是有一个革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的正确与坚强的领导。具体联系到我们的革命组织来说，就是我们的革命组织是不是已经达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是不是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完全成熟与巩固，因而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上能够真正执行一条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所以，当此革命斗争已经失败，民族人民群众有很大一部分都脱离我们而被国阵的各党派争取和团结了过去，成为他们的拥护者和追随者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检讨和反思以总结经验时，无疑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找出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即缺点和错误方面。而不是把责任简单地推给民族群众，指责他们“对革命的要求不高，并应负起应负的责任”。因为这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违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革命风范。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砂盟向来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很重视，已如前述。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一向都做得很好和很成功而不存在任何问题。相反的，我们在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即缺点还是很多的。因此，有必要在此认真地进行检讨和反思。
其一，盟中央虽然早在1957年时就曾派出干部到全国各省的民族区去开展民族情况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可是这一工作到1962年初以后便完全中止而再也没有什么后继的行动了。原因是原来负责领导这一工作的中委郭伟忠因犯了一些纪律性的错误被调离中央转赴沙巴去开辟新的工作。根据当时中央会议的决定与安排，郭离开后，他原本负责的各项工作都将由文主席去接替和处理，而与我们其他的中委无关。可是，文在几个月后即被捕，并随即主动申请去中国。这就使到郭留下来的各项工作，包括民族工作在内都没有人去接替和处理。对此，我和林永伦却被蒙在鼓里，所以全然无知。到了1962年底，由于斗争形势迅速恶化，我们的人穷于应付，加上林永伦也被捕了，中央已陷于被瓦解的状态中。所以，我们对这项工作，也无法顾及，更不用说要加强领导。1963年下半年时，文、黄虽然已来到印尼的西加并同我们会合，可是直到1965年9月，他们也只参与我们在印尼的统战，和建军工作而已，对于其他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参与，对郭走后留下来应由文负责的各项工作，包括民族工作和盟中央的宣传出版工作，也同样没有设法进行，甚至也没有提出来讨论或要求其他的人顶替，好像已被遗忘了似的。所以，盟中央对民族工作的推动，虽然在1957年时就已经进行，可是在1962年初以后就完全停止了。
这在客观上，已表现出了虎头蛇尾的弊病。
其二，问题更在于盟中央在正确指出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就不再曾对这方面的问题和工作展开专门的讨论和研究，也不曾翻阅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进行学习， 寻找理论的指导和力量。特别是由于1962年底以后，中央事实上就一直处于被瓦解的状态中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建整顿，更不用说是发展和壮大。这就更使我们对这方面问题与工作的关注和指导，进一步松懈而处于各自为政甚至任其自流的境况中。情况延续到1965年的会议时，本来有条件可以逐渐改正过来，可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当年的历史会议结果却因为文主席需要去出席在北京的所谓国际会议而没有开好中途中止和休会，甚至也完全没有提出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所以，使到中央对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重要性的重视和强调，到头来都只主要仅停留在空洞与抽象的口头强调方面，而无法作出必要、正确、系统和深刻的理论阐述和采取巧妙与可行的政策、策略措施去加紧进行。
比如说，基于这个问题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央理应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出必要的理论阐述，包括制定出正确可行的工作路线、政策、策略、方法与方式等作为领导工作的指南。可是，由于中央早已名存实亡的缘故，我们根本就无法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努力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包括外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以提高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以免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偏离马列主义的精神轨道或流于形式主义，造成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可是，我们又那里有这样努力过呢？
印象中，我们只曾在郭负责出版的《民主》或《民族独立》中发表过几篇有关民族问题与工作的文章，并且，也都只是郭个人的文笔罢了，并非盟中央的理论思想或决策文字。这就使到盟中央对民族问题与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多停为作一般与口头的宣示而缺少实际有效的政策行动，结果成效乏善可陈。
再加上，我们也始终都没有设立什么专门的部门机构，去专职研究和领导这方面的工作，这又使到中央的缺点或不足之处，始终都无法得到这类专职部门机构的补救。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砂盟中央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很大缺点。
其结果是，使到盟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的应有领导作用，无法发挥出来。而最终则是，使到这项被视为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工作，只能全部交由各省的地方干部去推动。而各省的地方干部，则因为一方面是他们原来都已肩负着许多繁重的工作任务，分身乏术，无法很好的兼顾；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能力与经验的不足和得不到盟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本身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下的缘故，所以工作起来，多半力不从心，成效有限。
就是因为以上的各种缘故，所以我们在民族问题与工作上的成就，常常进展缓慢，常常落于形势发展的后头。尤其是当其他的党派，特别是国阵的各党派加紧采取行动和我们争夺民族群众的支持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完全陷于被动和无力招架的地位，只能眼巴巴和无奈地慨叹曰：民族人民群众的大部分都被国阵方面争取过去了。
还应该要看到的是，我们在强调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重要性的时候，实际上也带着很严重的主观性与片面性错误，这更是造成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最终功败垂成或成效低微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主观性与片面性错误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是把民族的问题摆在我国全体人民的框架内进行观察，指明在我国，人民的问题一般地表现为民族的问题，反之则是民族的问题也即是人民的问题。所以，对于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说，应该要理解人民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统一性，明白我们发动和领导各族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具体地表现为发动和领导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互助合作，肩并肩地进行革命斗争的民族工作，而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之所以十分重要，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民族性而在于他们的人民性。在于各民族的人民大众都是我国全体人民不可分割、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组成部分，都是我国革命的根本动力。离开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表现，都会使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甚至使革命事业遭致最后的失败。因此，我们民族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应该就是为了最广泛与有效地教育、发动和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不分彼此都团结起来，肩并肩地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我国人民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我们常常忽视，全国各民族人民由于在历史上都同样深受过封建贵族势力、殖民主义势力等各种反动势力的长期压迫与剥削。所以，他们都有强烈与迫切的革命要求，都可以被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且由于大家根本利益与政治前途完全相同，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祸福相联，唯有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才能实现自己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否则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即使它的人口很多，力量很强大，如果得不到其他民族人民的支持与合作，都不可能成就自己的革命事业。所以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发动不仅是完全可能，而且也是必然可以成事的。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片面强调和夸大我国人民中的民族区别与差异，片面高估与夸大华族的某些革命性和先进性，甚至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怀有自己华族的优越感，而鄙视其他民族的某些弊病，认为他们愚昧落后、不开化或懒惰。这就在无形中，使自己华族同其他民族处于优劣不同的地位，甚至对立了起来，妨碍了在各民族间建立完全平等与充分互助合作关系的事业，或者在不知不觉中使华族同其他民族的平等合作、互惠和共赢关系变成一种内外有别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好像自己华族才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动力处于主体的地位，而其他各民族则只是一种支持的力量，处于从属的地位。其结果之一便是在自己的民族工作中把自己的目光注视在华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方面，而且目标是只注重在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而不是注重在宣传教育，发动并领导他们起来和包括华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国家的独立与全民族的解放。
另外，由于不是把我国各民族人民都视为是革命的主体根本动力，而是常常站在华族革命者的立场上，只视华族人民为革命的主体即根本动力，而把华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民视为只是革命斗争过程中务必争取的一种支持力量，原因则是如果得不到其他民族人民的支持与合作，我们的革命斗争将会因为孤立而难以展开，更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特别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广大的农村都是其他民族人民，尤其是达雅族人民聚居的地带，如果不能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与发展，更遑论胜利。这种仅把华族视为革命斗争的主体，而把其他民族视为只是支持力量的从属者倾向，虽然只是我们组织内部的成员和干部不自觉产生的缺点。可是，他在客观上已经使到我们在民族工作的中心内容和目标、任务、偏离了革命的正轨。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以为无关大局。因为事实表明，就是由于我们干部中存在着这种错误的倾向，所以才使到他们在从事民族工作的时候，一般地多只专注在从事某些有益于争取民族群众支持的事务或服务方面，例如，帮助他们生产劳动，诊治疾病和帮助他们解决迫切需要的日用必需品等。可是对于更为重要与紧迫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例如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党的组织等工作，就被忽略了，甚至完全置之事外。诚然我们干部们对民族群众的各种帮助或服务工作，都是出自诚心诚意的革命忠心而毫无私利的动机。可是，实践已经证明，其结果显然也能得到民族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只是这样得到的支持，全部只属短暂的性质而完全不可靠，完全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一旦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遇到强大的敌人到来时，我们的成绩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我们在边区武装斗争时所以最终以失败结束，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能说和这方面的错误没有关系。
此外，还应该要看到的是，我们在进行民族工作的时候，常常都乖违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还说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
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创建革命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运动。他也在告诉我们，作为革命斗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组织，必须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革命行动的指南，它才可能发挥有效领导革命斗争的伟大作用。
最后，他还告诉我们，在像我国这样的年轻国家里，我们要从事革命斗争就必须努力学习和借鉴许多国外的革命经验，不如此，我们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顺利发展。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远远没有能够做到，有的反而是乖违了了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不但长期以来都没能够创建有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原理，也没有能够真正地制定出一个系统周全的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等，就是无奈（？）忽视或乖违马列主义有关革命理论重要性教导的明证。我们对马列主义著作没有努力学习、系统钻研，没有努力学习外国革命历史与经验，并把它广泛推荐给自己的干部研究参考，也是我们忽视或乖违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的表现。
再者， 列宁主义还有一条原理告诉我们：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从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中，我们不难获得至少两个极重要的启示。其一就是，由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不是一个毫无地位区别的个人集合体，因此我们对各民族人民群众都有必要进行正确的阶级分别，以便找出其中最受压迫与剥削，因而对革命的要求最迫切与强烈的部分即阶级与阶层，并以它们作为主要的依靠与中坚力量以及基础进一步去团结与争取其他一切可以团结与争取的阶级与阶层，形成该民族人民的革命队伍。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民族工作上也应该要掌握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才可能真正做好工作。其二就是由于阶级是要有政党去领导，而政党通常都是由其中的领袖人物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缘故。因此我们在开展民族工作的时候，就不但需要十分注重帮助民族人民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作为团结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而且也需要十分注重在该民族人民中发现选拔或培养出他们自己的领袖人物，作为他们革命斗争的首领。而要真正有效达到培养和造就民族人民领袖人物的目的，又不能不注重对他们进行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的宣传和教育。这是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很好地提高有关领袖人物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而没有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太低的领袖人物是靠不住的。对此，我们其实是已经有过相当丰富的经验了。我们过去在华族的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领域的工作中所以成绩显著相当成功，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因，不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一向非常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带领人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和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吗？
还有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进行革命需要掌握三个法宝，这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可是我们在重视的强调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重要性的时候，许多人都把这种重要性强调到远比毛泽东所说三个法宝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地位。而一些人更是指称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就是指达雅族，甚至就是指伊班族的工作，因而片面夸大和强调达雅族甚至是伊班族对革命的决定意义，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达雅或伊班族人民的支持与合作，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这和毛泽东关于革命三大法宝的思想是根本违背的。
简单的说来，我们的民族工作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成果，我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发动各民族人民都行动起来肩并肩地进行革命斗争，其主要的原因乃在于我们组织对这个问题和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没有真正形成自己正确完整的理论认识，因而无法在实践的行动上找到一条正确的工作路线和政策等。而不是因为群众落后，对革命的要求不高。
07年6月－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