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IS四面出击背后的时代性根源

时间:2016-07-08 11:15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昝涛

内容摘要:打击“伊斯兰国”需要形成共识与协作,并应主要借助当地的穆斯林力量。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反恐具有高度共识,各国在表态上也都坚决和积极,但事实是至今连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都还没能达成一致:“法律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但这个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如此看来,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依然任重而道远。
  IS接连恐袭非因惨败后寻求报复

最近,正在中东地区展开的以美国为主导、多种力量参与的打击“伊斯兰国”(IS)行动可谓捷报频传,IS控制的领土正日益缩小。就在反恐形势看似大好的情况下,土耳其、伊拉克、孟加拉国、沙特等地却先后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袭有的很快被IS认领,那些没被IS宣称负责的也被当事国指控为IS所为。

这种形势是否表明国际反恐又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局面?对此存在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在反恐战斗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伊斯兰国”选择外围突破与报复,它越是搞自杀式恐怖袭击,越是证明其面临的惨败状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两者作为因果关系来看,需要看到IS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它虽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着很多共性的恐怖组织,但也有其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领土诉求以及在被占领土上的治理行为,这些特点使它注定既要侵占与捍卫领土,又要实施自杀式恐袭。因此,最近自杀式恐袭频发不能用来证明反恐形势令人乐观,它只是IS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举动而已。

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遭受恐怖袭击为例,其背景是土耳其突然要修复与俄罗斯关系,而俄罗斯在打击IS方面一直高调;另外就是土耳其在打击IS方面也越来越改变其“暧昧”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很多分析认为,伊斯坦布尔机场恐袭与土耳其的这些转变有着密切关系。再看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恐袭。IS是利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才得以立足并在那里开疆拓土,它的策略就是要通过挑动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而实现乱中取利。通过屠杀和袭击什叶派穆斯林,IS加剧了伊拉克本已趋于恶化的教派关系。这次袭击更会激起在伊拉克掌权的什叶派穆斯林的复仇情绪,这无疑对IS有利。

  “杰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

以上这些只是形势上的延续、变化或调整。若要获得更全面了解,对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不可不察,这既包括社会-经济原因,也有宗教方面原因。

二十多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本杰明·巴伯提出一个主张,他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特征是“杰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这里的“麦当劳世界”是指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政治进程的控制,它代表了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杰哈德”原系阿拉伯语“奋斗”的意思(现通常被译为“圣战”),这里则指以特定传统或传统价值为基础的宗教或部落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正统论和神权政治等。这两股力量完全相对但又奇怪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正在撕裂世界,瓦解民主制及其依赖的民族国家。

进一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与技术的全球化击穿了民族国家的疆界,造成多孔化的局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治理能力。全球化又以自己的快餐式文化冲击和瓦解传统价值,将世界上的不同人群驱赶到统一、乏味又缺少规制的市场上。这自然会激起传统的反应,人们急于维护自己的身份、价值与认同,因此种族的、宗教的、族群的或部落的归属非但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带着对全球化的仇恨卷土重来。这又不可避免地将政治撕裂为更小单元,但它能通过排除“外来者”获得一种团结感和对身份的保护。

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认同政治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问题。不只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解读,就连特朗普在美国的异军突起、欧洲的右倾化、英国人投票要退出欧盟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个因素影响。

另外还需重视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已有学者指出,探讨那些范围广、影响深的宗教运动,只从经济-社会原因着手远远不够,只有深刻理解其宗教上的传统、主张和诉求才能认清本质。对于IS这种有着宗教背景、打着宗教旗帜的极端主义现象,如果对其宗教性的主张不熟悉,则易陷入所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者被其吸引的片面认识。最近孟加拉国恐怖事件参与者多为“富二代”这一事实就是新的反证,更不必说“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原为阿拉伯富豪了。

  恐怖主义对人类威胁将长期存在

在中东历史上,长期存在极端主义的宗教主张和实践。比如7世纪时在阿拉伯人中出现的哈瓦立吉派中就有一股崇尚暴力的极端势力。现在也有穆斯林学者称IS为当代哈瓦立吉派。尽管今天在阿曼的哈瓦立吉派分支并非极端主义教派,但不断使用哈瓦立吉派作为参照的说法,也部分说明极端主义现象的某种历史延续性。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将长期存在。人类是伴随恐怖主义威胁进入21世纪的,而本·拉登的灭亡丝毫没有减弱这种威胁。这也越来越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越是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的社会,越是高风险的社会。同传统社会中人主要面临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风险源自人及其活动本身。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风险也日益全球化,恐怖主义就是典型。“伊斯兰国”就非常善于利用先进技术和全球化传播手段,比如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招募,据说其宣传品的“洗脑”水平很高。

打击“伊斯兰国”需要形成共识与协作,并应主要借助当地的穆斯林力量。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反恐具有高度共识,各国在表态上也都坚决和积极,但事实是至今连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都还没能达成一致:“法律学家尽了最大努力,但这个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进行讨论。”如此看来,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依然任重而道远。(作者是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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