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建立新村-变相集中营
第一节 攻打18哩警署
第二节 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
第三节 新村苦难的日子
第七章
建立新村— 变相集中营
第一节 攻打18哩警署
1963年， 印尼苏加诺(Sukarno)总统宣布对抗马来西亚，从此便派军队到边界和越界到砂拉越境内，攻打砂军警部队和哨站。
1965年，一支由我方余砂克、鲁光等同志带路，在一小队12人西爪哇“山蝎公”（标誌是一只蝎子）特种部队( Sri Tempur) 的配合下，从斯加央河(Sg.Sekayang)的星达(Sentas)区出发，进入打必禄活动到新路20多哩地带，并且在17哩驻扎了约两星期。队伍出发前，上级交待了一项任务——要他们炸毁飞机场。他们曾多次派人去飞机场侦察，看到机场上停泊的主要是民航机，军用机甚少，而且有戒备，加上考虑到飞机场离边界较远，行动后要撤回边界可能会面对被围堵追击的较大的危险。但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若没有完成任务，回去又不能向上级交待。於是，他们进一步商量，决定改变计划 ——准备攻打18哩的警察署。
他们的攻打计划不但未呈上砂盟第一省的领导人批准，而且遭到该地区同志的反对，但他们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同志们阻止不了，为了减少损失，只好伸出援手。在地方干部赖XX等的配合下，对该警署进行了认真周详的调查观察。
经过商讨研究之后，他们拟定了以下的具体行动计划：行动时间定于6月27日晚上10时，乘敌人戒备松懈之际，印尼兵就向警署发动进攻;之后就向天空发射一颗讯号弹,紧接着一组地方同志在24哩炸公路木板桥;另外各组分别在8哩、9哩、12哩、13哩、17哩与22哩公路上倒黑油，有的地方还放铁钉板和设下障碍。行动之后，还有处决特务的计划。
18哩警察署是座落在一个小山岗上，里面有9名警员在西门彼得宁甘(首席部长加隆宁甘的胞弟)警长的负责下值勤。在黑幕低垂时，本地同志刘才义等用罗里车载了突击队员从晋成路24哩出发，后悄悄地潜入埋伏在警署的周围。行动时间快到了，他们开始剪篱笆。时间一到遽然间，警署外四周响起了“哒…哒…”震天动地的枪声。没有做防备的警员们，被突然袭击乱作一团。
经过短暂的驳火，攻击部队很快就攻进了警署，打死西门彼德宁甘(Simon Peter Ningkan)和一名警员(Naing Ak Kaboh)，多位负伤的警员向后撤退。
他们占领了警署之后，立即销毁了警署的通讯系统，缴获来福枪、轻机枪、卡兵枪共6支，手枪一支，中型机关枪一支，讯号枪一支，几十箱弹药。行动后，这支印尼军队劫持了一辆罗里车，就通过巴达湾路(Padawan Rd)向西南边界撤退。
为了阻止西连来路的援军，支援印尼军队赢得时间撤退，我方同志成功地炸毁了24哩大桥的一部分，使大型车辆无法通过（小型车辆尚可过桥）。
同样的，从古晋开来的多辆装甲车，到了9哩和17哩都无法通过，其中还有两辆车由于在倒上黑油的路面上奔驰而翻覆了。
印尼志愿军10人在攻打警署之仝時， 两位志願軍在地方同志带领下,在18哩和24哩处决了郑x恒和官某（受伤沒死）等特务分子。
在配合了印军军事行动之后，地方同志就撤到24哩，在此逗留了一个多月。看来实在很难再立足下去了，赖连秀、曾荣光、张玉英等30多位同志（仅留下张月娥）连同一位攻打行动中背部遭火箭炮灼伤的印尼兵（名叫西蒙），就一起撤向砂印边界，到印尼境内。
第二节 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
当晚敌人乱作一团，不断向天空打照明弹。第二天，公路上军车、大炮车、警车隆隆响，宁甘政府调派来各种兵种和警察带警犬进行大搜查、巡逻和驻扎，军用直升机也在上空盘旋和撒下传单,宣布戒严，并逮捕几十名人士。
7月1日，州安全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该会议由鹰派人物Claude Fenner 等操控，他告诉与会者他是代表“吉隆坡的内阁”，尽管有许多事实证明，18哩事件是印尼士兵所为，但他还是要求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和居民加以“锤打”。
於是，7月6日，政府开展“铁锤行动”，加隆宁甘宣布：付诸“铁锤行动”的目的，就是“用铁锤锤打共产份子，在共产党人与革命分子棺材上锤下铁钉 ”。前砂政治部主任Tim Hardy 在他的回忆录里表示：“ ‘铁锤’是报复性的、不公平的、心胸狭窄的、政治上愚蠢可笑的。”
从7月10日开始,政府为了恐吓群众，镇压革命，采取了一个什么“邮箱行动”，派出了好几队特别警察訊问队到集中營進行逼供.凡14岁以上村民都在逼供之列，并进一步逮捕嫌疑分子。
其实这种强行隔离策略，就像德国殖民地时采用的 “囚笼” 政策，在50年代初也在马来亚实施了。英殖民者在最高专员邓普勒 (Gen. Gerald Templer )上任之后，就实施了“布里格计划” ( Brigg’s Plan)，把将近60万华人逼迁到城镇附近550个所谓 “新村” 内——其实是变相的集中营，强蛮剥夺村民居住、行动与作息的人权与自由，以割断马共的人力与物质的供应。这个坚壁清野的新村计划，给马共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打击。
砂拉越的革命发源地是第一省，而晋连路从10哩至5、60哩，尤其是17哩、21哩与24哩一带甚至有“小延安”之称。这一带华族群众普遍积极支持革命，7、8岁小孩就会为我们同志放哨、送信、送货；妇女除了放哨、送粮，还为同志们准备干粮。有的老伯每天磨豆，卖豆腐，把收入全交给革命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约有三分之二加入农会或北盟，参军的有上百人。人联党在24哩成立了分部, 为公开宣传教育群众及在人力、物力、经济等方面支援革命斗争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使革命组织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显然，敌人对晋连路人民的革命斗争与积极行为恨得要命，他们以攻打警署事件为藉口，趁机进行恶狠狠的报复，恣意蛮横地打击人民。
攻打警署隔天凌晨五时，晋连路14哩至26哩的居民得到通知，携带三天的粮食、衣服用品、炊具、细软等，分别到15哩、17哩、19哩、20哩半和24哩的5个站集中。
第三节 “新村”苦难的日子
村民集中到了各指定的地点，被分配到各学校暂时居住，有些栖身于临时用“加章” ①搭起来的一间间的长寮里，而四周则用铁刺网围成篱笆。
最初是48小时的戒严令，后又延长到10天，以至最后建成了永久的新村。
到了第四天，村民才获准每家派一人回家园巡看，并喂养家禽。由于仓促迁离，家当又太多，许多人只能搬一些轻便的家私和必须用品，等过几天回来时，家中无人照料的物品、农作物、家禽等遭人偷窃。眼看辛苦开垦的农园以及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毁于一旦，怎不教人痛心疾首！
由于地方狭窄，而人又多，加上不习惯，又适逢旱季，每晚都要挤上一、两百人，真是一片乱糟糟，苦不堪言，在卫生设备恶劣的环境里，许多无辜的妇孺老弱都挺不住而病倒了。
杨月梅烈士的父亲，拒绝被逼迁，在老家服除草剂自杀。温三德的哥哥在暴日猛晒下中暑昏倒，军警不准农民前去抢救，以致不幸去世。
经过一、二个月后，居民通过抽签，每户分到将近25点之土地和津贴金1500元供建新居。这样，14－20哩的居民约有整千户搬进17哩的新生村(Siburan)，22－26哩的居民约300多户搬进22哩的大富村(Tapah)，中间地段的居民约200多户搬进21哩的来拓村(Beratok)。当年被逼迁的总共有1285家，受影响的居民约有8000②多人。到1980年解除限居时，约有24000人住在这方圆
600多依甲的范围内。
所谓“新村”，是当时全砂拉越华族农村中最贫苦的地方。初时，住的是空无一物的小茅舍，或有柱无墙的棚子，甚至有的是过去鸡寮改建的。屋檐低矮，又没有天花板，炎日骄阳之下热气难耐，实在受不了！地上铺的不是木板，也不是混凝土，而是泥土。厨房、床铺、隔房等都得自己动手做，甚至还得自掏腰包。
新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养些鸡、鸭、猪之类的禽畜，也种些蔬菜。多数粪坑就挖在后门的泥土里，他们就用粪汁来浇菜，臭气随风飘扬。由于自来水站有限，用水、食水要去远处载，非常不便。有不少村民在屋旁挖个水井，作为冲凉、洗衣和浇菜用。可是，一旦下起雨来，溢出粪坑的屎尿，鸡、猪屎和赃物到处泛滥。
当时，突然间要放弃长期辛苦经营的家园，被迫限居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得从零开始。虽然当时政府有津贴一人一天一元（后来只有五角）如果没有储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许多家庭是靠养些禽畜、种些菜和出外打些短工来养家糊口。有的妇女跟人家采胡椒或割稻等，晒得头昏脑胀，一天才赚四块钱。男的做粗工，也不过是六、七元而已。初时，不少穷家庭揭不开锅，孩子无奶吃,有病没钱医。许多人都认为，一生中所经历的生活再苦，也没有像新村的那一段日子那么苦！后来有些家庭有去租地来种稻，种稻虽苦些，生活总算有些好转。
村民们限居在用两重铁丝网围住的限制区里，进出必须通过栅门，接受检查、问话。村内的每户家庭都有户口登记，随时会受到突击检查。亲友到访过夜，来去必须预早报官登记。每天早上六时栅门打开，傍晚六时关闭上锁，1970年后方才逐步放宽从早上五时至傍晚七时，不得超时回到限制区。新村和工作地点的距离远，村民出外工作极不方便，还要在规定时间回，给了他们不小的麻烦与精神压力。至于要到限制区以外的地方，则需要申请特别的通行证，而准证必须在一、两周内更新一次。
同时，粮食物品也受到统制，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村民走出栅门时，所携带的任何粮食或用品皆受检查，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到村外农田工作，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许带够吃的饭，不可带未煮的米粮。至于药品的控制，更是严格。
除了人身行动失去自由之外，政治权利也被剥夺。村民一段长时间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举行集会及申请国际护照。村民应享有的种种作为公民的权益都受到军方的管制和剥夺，形同变相的集中营，却美其名曰“新村”。
此外，被逼迁入新村的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都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特别是第一省以外的地区被押进“新村”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真是惨不堪言！
在拉让江地区，反动当局也是强行建立几处的伊班新村。华人的新村还未建立起来，却有一些革命家属和群众中的积极支持者，1970年前后也被逼迁入第一省的华人新村。诗巫和泗里街等拉让江地区的华族共有约30家被迫迁入新村。1966年1月5日，靠近北印边界的打必禄(Tebedu)地区也有70家约400人被迫进入来拓村与大富村。第四省美里也有一家革命群众被迫去古晋“新村”第二省英吉利里也有4家被押进了“囚笼”内（注）。
到1976年，那些来自泗里街等地的居民才获准先后离开新村,回返他们的家园。新村的正式解禁是在1980年3月5日，那时才解除所有的限制，村民可以重享自由的行动，出外不再需要申请准证，出国也可以申请护照。
“新村”对人民来讲，绝不是什么“新生”好的开端，也不是什么“来拓”新家园，更不是什么“大富”。在人民惨痛的记忆中，“新村”不过是变相的集中营!
（注）：英吉利里被迫迁的4家：黄南祥（仁干家人）、蔡祥(三琴父亲)、杨抛和燕寿。
范明华的母亲与三个妹妹是第四省唯一的一家被迫迁进第一省新村。
拉让江上游广东芭被迫迁了2家：江玉芳（先余家人）和李玉霞（黄天水爱人）。
诗巫乌也路被迫迁2家：黄福庄(理生父亲)和黄爱祥(仕武家人)。
1969年8月至70年泗里街被迫迁的有：朱景水、黄育明、卢家保（方理家人）、杨尚述、陈德天、王受琛（振基家人）、刘扬魁、王世箴（焕朝家人）、朱兰强爱人、詹碧娇（朱兰光爱人）、王致赠（世强家人）、谢朝宁（美珍父亲）、谢建启一家、李昌盛（清希家人）、徐玉金（卢友爱母亲）、刘忠越（贤庄家人）、林时钿（爱玉家人）。
1971年诗巫市对面江宋溪米禄一带被迫迁2家：江若勤（丽妃家人）和赖国信（子铨家人）。
民丹莪被迫3家：曼光坡的钱程火（功涛家人）、范细妹（碧玉家人）和诗巫路姓叶一家。
| ①即kajang,马来人用亚答叶制成的遮篷。 |
| ②据所知，按原来的计划，英国军方和马来西亚警察部队首长，是要徙置约6万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