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时间：2016-04-14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
原标题：“延安窑洞对”论析
1945 年7月1日－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随后，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披露了他与毛泽东探讨政权“兴浡亡忽”周期现象的一段对话，后人称之为“毛黄 对”或者“延安窑洞对”，成为被人们反复提起的醒世警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变质不仅存在着可能性，而且存在着现实危险性。辨析 “延安窑洞对”，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权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诚 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兴亡周期性循环不息的历史。取得政权之初的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政治活力旺盛，所向披靡，不久即丧失革命性，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中国旧史上，因为统治阶级不思进取导致人亡政息的例证比比皆是。夏殷两朝，兴盛于初建，因统治阶级荒淫无道，“乃早坠厥命”，在 《诗经》中留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句。夏殷之后的周王朝推行德治礼治，得以中兴。西周后期，逆乱纷争，礼乐失序，进入战国争雄的乱世。秦始皇统 一四海，修阿房官，穷奢极欲，民怨沸腾，不过传二世就告覆亡。汉初休养生息，经济长足发展。汉武帝英姿勃发，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逐 匈奴于大漠以北。可惜，盛世引致奢靡之风，外戚与宦官争权，义军烽起，社会空前大瓦解。汉后兴隋，炀帝继位后，尚能奋发有为，旋即荒淫无道，命丧江都。初 唐纳谏任贤，勤政禁奢，成就“贞观之治”。唐玄宗晚期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发生安史之乱。宋、元、明、清诸朝也都没能逃脱“兴浡亡忽” 周期的支配，败国丧家，正如《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具有忧患意识，谋求江山巩固的明君贤将，如： 因家贫无法读书、从小以放牛为生的朱元璋，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总结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政31年，发起6次全国性的大规模 肃贪运动，甚至将贪官生扒活剥，整张人皮充以稻草石灰，悬于公堂之上，告诫继任者。但并没有清除贪腐，到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的哀 叹。那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浡兴时代，不过是旧史上的昙花一现。这说明，我们继承旧史中优秀的政治文化，但不可迷信传统反腐文化。
第 一，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腐败，走向覆灭。就本质而言，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天然地源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的本性。寄希望于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消除腐败，就像指望人们拽着自己的头发能够上天一样。马克思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利用了政治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性，“市民 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这种依附性关系，是古代社会中官僚腐败生成、延续 和蔓延的社会基础和根源。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建立了皇权制度，皇家即国家，国家财产成为皇家的私产。普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尽管皇帝穷奢极欲，但臣民没 有资格怀疑皇帝荒淫奢华生活的正当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皇帝不正当使用公共财产的指控，也不可能限制皇帝的奢靡生活。至于中国古代那些所谓廉政楷模和 “清官”，仅仅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装潢而已。国家沦为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阶级利益才是目的。有的官僚在口头上标榜为江山 为民执政，但名正言顺、公开地搜刮“拜见钱”“生日钱”“追节钱”等。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性质有力地支配着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
第二， 封建皇权的人治，决定了其无法跳出周期律。帝王专制集权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特征。皇权无边，皇恩浩荡，人财物的大权维系于皇帝一身。臣下必须绝对听命于 皇帝本人，君命臣亡，臣不敢求生。皇权至上的集权主义逼迫臣相大夫之间彼此巴结讨好，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官官相护，排斥异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清 廉者苦于报国无门，又不愿扭曲个人灵魂，只得跳出宦海，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消解郁闷。官场的逆向淘汰，加剧了官场的腐化和黑暗。
皇 权之下，必然使监察谏官制度形同虚设，惩贪治腐的法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中国古代有详尽的法律条款惩治腐败，如：战国时代有惩治贿赂的“金禁”制度、秦汉 隋唐时期有惩贪的“六赃”律令，《大清律》规定了相当于贪污罪的“监守盗”罪名，并详尽规定了处罚贪污的细则。但是，人治之下，法自君主口出。君主个人的 喜怒偏好，也能引起反腐政策的重大变化，导致宽严松紧不同的治腐格局。治国严厉的乾隆帝宠信军机大臣和绅，纵容其专权跋扈贪腐长达二十年。皇帝需要借反贪 腐来巩固执政地位，收买民心，则大刀阔斧反腐。一旦君主认为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则推行厚待官吏政策，认为对贪腐不必至清至察。
第三，旧统治 阶级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律，根本原因在于排斥人民的反腐力量。皇权当道，自然排除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的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一个同 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君主也许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历史上鲜见真正容忍“民贵君轻”的帝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清廉人士坚 决反腐，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民和历史的要求，客观上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并不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便是自我廉洁、被百姓高度颂扬的 “青天大老爷”包拯，告诫子孙如为贪官则不得葬入祖坟，但阶级地位决定了其反腐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贪官与惩贪者同属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之 间也许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是一个集团对另外一个集团的政治打击而已，目的是为了协调阶级压迫的紧张关系，维护剥削阶级的 江山永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从骨子里蔑视人民群众，怕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运动中来推翻自己的统治，不敢依靠群众，不可能建立群众监督权力的体制。历史是由 人民群众创造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反腐必然走向失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归根到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保持共产党清正廉明 的政治本色。我们吃过反腐大搞群众政治运动的亏，但不能由此就排斥群众参与反腐。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脱离群众，而只是“以官治官”的自我循环， 满足于表面上反腐成就的自我陶醉，这样的反腐注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应对“四种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实现对古代反腐倡廉思 想和实践的超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借鉴传统反腐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一切传统反腐文化，而是要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反腐文化，并自觉地将其作现代转 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古代的“人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转换，由古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少数人反腐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转换，对权力的监 控由古代的软约束向现代的硬约束转换，反腐的目的由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向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转换。
二、西方“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有 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用以跳出周期律的支配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是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还是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专政的“钱主政治”，对人民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依 靠“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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