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与价值性

•王福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要求。任 何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实质上都是反映着一种异质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立场。坚持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就包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刻的剖析、评价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错误思潮。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根本规律；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反映了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及政治文明建设、经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社 会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规律。这是由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科学性也是构成 其主导地位的内在逻辑支撑。这是其它任何文化体系无法替代的。

以当代西方思想家波普、罗尔斯、弗里德曼、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通过一系列著述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为“通往奴役之路”，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近年来把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成为新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一种新策略。这种披着普世主义 外衣的新策略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并在我国思想界造成了不小的思想混乱与学术论争，而其实质则是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而影响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 价值取向。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简直意图置我国历史与国情而不顾，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私 有制，这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近年来，这种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把作为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说成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其实质依然是 借“理论探讨”从“学术研究”的形式，已达到反对、消解、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近现代历史表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主义的全部努力，旨在于宣扬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 真正的自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永恒普世、最为美好的社会制度。不用说，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陷阱。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揭露了资本主义 文化价值观的虚伪性，而没有彻底地说明它，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第一个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文化价值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并用人类历史 的发展规律透彻地证明了它。资本主义文化普世主义的虚假幻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虚假幻象。

西方中心主义立足于西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关系与人文主义发源地的历史优势，把资本主义价值观置于人类文化价值的神圣位置。认为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 是人类最为优越、独一无二的普适价值。据此，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标榜为人类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把自己的 阶级意志打扮成人类的共同意志，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至高至善的普世文化并粗暴无礼地向其他民族国家强行“殖入”。“他们根本也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 历史的”，而是采取不同形式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贬损为人类进步的文化阻滞力；随意任性地视其他民族国家为劣等民族和无赖国家，把其他国家 的和平发展假想为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威胁，由此不断制造着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适性的虚妄神话。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骨子里不仅隐藏着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适性 的幽灵，而且还徘徊着种族优生论的种族主义魔影。其形而上学根据依旧是尼采叔本华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而其现实支撑乃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 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以及藉此形成的全球霸权欲望及其垄断国际资源的利益驱动。

第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刻意制造的文化价值幻象。

他们借助并利用当代各民族国家、各阶级、各族群共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心理和价值共识，把作为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反映的“自由、平等、博爱”同 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主观任意地割裂开来，经过繁缛的抽象思辨和现代文化包装，改扮成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以演出“资本主义价值就是人类普适价值”的新场面。 诚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诉求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在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等领域开启了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新空间。但其本质上不过是为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所规定的资产阶级的权利，绝非人类普世价值。以自由为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劳动阶级来说，恰恰是构成他们自由、幸福的“囚徒困境”与现代性 牢笼。存在于资本主义买卖关系中的自由与公正也不过是一种真幻倒错的“剧场假象”：乍看，其劳动力商品交换场所的确是“自由、平等、人权”的真正乐园。可 一旦离开这个领域，情况就会立刻发生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 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售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来鞣。”

第三，由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消费主义经济模式与基督教新教文化相混杂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普世性虚假幻象。

从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冲动，到福柯、巴塔耶等突破性别伦理的情色肉欲理论，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人单向度的经济人预设，到铺天盖地的广 告经济和消费主义浪潮，把人扭曲为单纯的消费性动物等；资产阶级文化学家利用人的生存需要和生理本能极尽其文化夸张粉饰之能事，以遮蔽和幻化国际资本变相 掠夺人类财富、扭曲人的健全发展之实质，为国际资本满足其无限度的追逐增殖涂脂抹粉装潢门面；以至于把西方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帜在全球自由地 推行其经济政治文化霸权，打扮成向全人类布道普世价值的“天使”。用非理性打造自己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现当代资本主义与革命、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在文化 上的根本分野。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生存合法性上已经是丧失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灵魂的“百足之虫”。然而，这具庞然大物时下亦然散发出普世主义迷人 外观的另一个得力推手，乃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宗教文化。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无精神制度的精神，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宗教。产生于宗教改革中的新教，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灵魂。资本主义由 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把以往“熟人”社会的一切稳定关系都湮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人们不得不以“陌生人”的心态身份奔走于全球各地，不得不在“一 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的不确定世界中“惶恐”的过活。于是“上帝”自然就成了好像“充满偶性”生存的人们的普世性精神支柱。而为当今国内外 文化决定论专家、学者顶礼膜拜的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又头足倒置地把资本主义精神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上帝原罪说、天职观 等在尘世上的代表与典范。据此，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罩上了“上帝”的普世主义光环，资本主义制度仿佛成了上帝的旨意与安排。于是乎，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适 性既有了文化决定论的“根基”，又涂上了宗教的神圣光彩。这样，幻象也就顺理成章取代了真相。

当然，支撑资本主义文化普适性虚假幻象的现实基础是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科技优势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不发达。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 观风行于世以及在我国蔓延的现实基础。只要这种局势没有根本扭转，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适性的虚假幻想就不会消失。从理论上揭露和解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 主义的虚假幻象固然非常必要，但真正消除它的现实力量却主要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科技政治精神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发展以至逐渐取得远远优越 于资本主义的优势。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内含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性过程。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建设与实现人民幸福生活 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价值意义。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重大价值功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理论基石，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党治党治国、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价值支撑，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思想的灵魂，它是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培育一代新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论者将现代化、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化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化。一些西方政治家、思想家、港台的文化学者，以及 某些大陆的“精英”把社会转型期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维权主义”，把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说成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构成了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这种观点指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主导地位是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民主的专制制度，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在不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内含的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实质的民众中具有很大的蛊惑性与影响力。这就需要从历史、现实、理论上辨析并深刻认识其反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立场。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开辟的现代性迫使乡村服从于城市、野蛮让位于文明；它以无止境追逐增殖的资本逻辑、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所构成的刚 性创新规则，驱使现代劳动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与惊人的社会财富；它用公开、露骨的等价交换关系击溃了宗法神圣光环照耀下的封建等级制度；它用 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代替了各民族封闭的地方性历史；它以雄厚的物质基础，把人的生存历程由“人的依赖”阶段推进到“物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空前的历史作 用使得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放射着至尊、一统与圣神的光彩，并成为貌似独一无二的民主范式。如果哪个国家不采用这种民主范式，它就没有民主，就是威权主义国 家、就是专制主义国家。从本质上看，这种民主及其自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在此问题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在于要不要 民主，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是要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还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民主？而资本主义的政客、思想家及其文化思潮例如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 义等，则把这种分歧说成是社会主义不要民主、没有民主，是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国家。

实际上，指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考察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具有专制性的根本依据，是其反映与代表的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阶级属性。尽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披着自由主义外衣，但其资本私有制与其资产阶级政权私有制性质，决定着它必然始终以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桎 梏束缚着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基于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反对、否定一切束缚人、奴役人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文化价值系统。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和以人为本的。历史地看，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一切阶级社会的规律性现象。无论是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莫不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在当代中国，如果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我国社会发展就会偏离正确轨 道，改革开放就将滑向资本主义。从国际上看，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搞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多元化，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逐渐消解，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 原因之一。

希望借助改革开放取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最终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如果说，它在此前 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么，在当下则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民主社会主义表象是由“民主”一词，加“社会主义”构成，仿佛它也是 社会主义谱系中的一种形态。其实，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命题结构分析，是一个“机械 类比性的话语方式。它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拙劣模仿。从认识论维度看，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由中国5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的 真理，那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则是一个未经中国任何实践证明先验论主观臆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得以巩固、发展、繁荣强大了。而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实验过。没有实验，没有实践证明，就武断地做出结论，是唯心主义的独断论。

应当指出的是，在关于改革开放坚持用什么理论指导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回荡着不同的声音，内蕴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与价值论立场。其中，“只有民主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这种分歧的集中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开放的中国日渐融入当代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当今思想文化多样性的条件下，主张用不同的文化价 值观指导国家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开放、言论自由的象征，也不足为怪。然而，当代中国思想言论自由并不能成为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都可以甚至必须 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依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中国是否需要“救”？“民主社会主义”是否能“救”？能“救”的合法性究竟何在？

历史与现实表明，考察一种文化价值观能否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既不能看它“出生地”在何处，也不能看它拥护者有多少，归根结底要看这种文化价值观 是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揭示了这个国家繁荣富强的规律，是否可以满足这个国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改善民生问题的实际需要。而且，这个根 据设立不能靠单纯的思想设计和理论论证，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与当代实践的证明。

从思维方式上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是对洋教条的迷信。这在实践方法论上不是学习而是照搬西方国家政治模式的教条主义，是切断了决定 政治关系的经济现状根基与本国国情，以为把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拿过来就能在本国生根开花发挥实际效用的幼稚的浪漫主义心态与形而上学思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制度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是被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证明了的。胡锦涛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 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引领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可以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地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 帜，是我们在今后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从价值论上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反映了当代中国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融汇了当代中国多元价值观的共性价值诉求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一体，从价值论层面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崭新的时代内 容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随着当代中国的 腾飞，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和传播也进入繁荣时期。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这种弘扬是立足于时代进步潮流与社 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推陈出新，而不是全盘复活传统文化，更不是要用整个传统文化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背景下，一些论者，无视历史发展与时代变化，借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外来文化，主张以封建王道政治为内容的封 建文化取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弘扬“国学”的外衣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儒学治国”者借口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以贬低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缺乏理论深度和违反历史发展事实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固然产生于欧洲，但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却存在于各国之中。事实上，儒学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2000余年，最终却把近代 中国推向深渊，近代儒学精英试图以“儒学现代化”拯救国难，亦无果而终。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与我国实际结合，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中国独 立、富强的历史进程。

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对现实矛盾解决的需要程度。如果无力解释现实，无法解决现实矛盾与时代问题，那只能是华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实践语言。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 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P33)就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未来发展而言，判断“儒学救国论”真理性与存在合法性的根 据，乃在于，儒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民生质量的提高与改善和民族的全面复兴。那么，究竟儒学能否解决当 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时代课题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从社会形态性和时代价值论取向看，现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鼓励发展创新。而作为封建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其政治价值取向是“重农轻 商，重义轻利”，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天不变道以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当代中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儒学意识形态 则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可见，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儒学其生成、存在的根据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这已经被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经 济替代与超越。这是不能作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因。

从科学性看，“儒学救国论”之儒学，既没有揭示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也不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逻辑。现时代注重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强调遵循 规律地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而儒学则提倡逆历史发展逻辑而行。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心态与行为模式把已经覆灭的 奴隶制作为至高至善的“天下式”，将失去存在必然性的“周礼”作为不可移易之“万世法”，要求并建构了“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动”修持策 略与行为模式，并终生率徒众身体力行，实为逆历史规律而行的“万世之师”。 就当代政治文明与人的自由解放而言，“儒学救国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人的自由解放诉求背道而驰。当代社会主义主张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 家，儒学意识形态则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是人的平等、自由、发展和解放，儒学意识形态则力图将人框定在“君 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的”政治“纲常”的“世网”之中。“儒学”王道政治，其实质是“主权在 王”意义上的封建人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价值取向完全相反。

就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创新而言，国学不是推动现代文化创新、民族创新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原动力与根本源泉。现代人类文化创新的深刻根源在于现代经济活动的 市场竞争机理、优胜劣汰法则，在于国际交往中的国家综合国力较量，以及基于人类物质文化日益强劲增长之上的现代科技发展。而儒学，则主要不是把每一时代的 社会生活实践，历史发展要求当作创造新知、创新文明的根基，而是把先朝旧制、先代典籍作为文化创新的源泉；恪守“述而不作”的方法论图式，坚持认为知识根 源于前代圣贤的语录典籍等。这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恋祖心态和“回头看”的寻根情结，而与文化创新的规律背道而驰。

总之，作为2000年封建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轻视以至歧视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这种观念十分陈腐，无法为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打造民族文化创新力提供强有力的价值观支撑、理论解释框架和逻辑认知系统。

意识形态性质的“儒学救国论”和“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为一种政治治国方案与社会发展理论，在历史观上是观念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如果以其为指导思想必将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误入歧途。如果说，儒学救国论是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崇拜，那么，“民主社 会主义救国论”则是对洋教条的迷信和在实践方法论上照搬别国模式的教条主义的表现。从方法论上看，儒学救国论是否定文化的社会形态性的观念论。当代中国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思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基本规定。社会形态是基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在阶 级、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以意识形态为基本内容的任何文化价值观都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也反映着该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价值立场与价 值诉求。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 沉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能证明什么呢？”[2](P291-292)文化发展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在 精神延续性和历史传承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历史精神与经典文本只不过是文化嬗变、发展的“流”而绝不是文化生成与演变之“源”。从根本上说，文化不是产 生于历史文化资源而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孤立的社会意识现象，其深刻的根源乃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化具有本质的区别。文化的 社会形态差异既是历史的差异，又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历史的差异，文化具有时代性，作为社会制度的差异，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

正是意识形态内涵的社会形态性质，从而使得一切文化价值观具有了时代性。任何文化本质上都是一定时代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活动的观 念性存在与精神升华物。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在唯物史观看来，这恰恰 是不同世纪不同时代之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并生成着不同的文化及其不同的原理。而唯心史观论者，例如蒲鲁东则头足倒置地认为：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 纪属于原理。也就是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18世 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的各自需要、他们的生产力、他们的生产方 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以及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2](P146-147)

一切内含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是经典文本、道德理想亦或传统观念，其生命活力与存在权力无不取决于其满足现时代根本需要的程度。能否有效地透视、诊断现时 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为研究、解决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与重大课题提供有价值的认知框架与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这是衡量与判断历史文化是否具有现实存 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与基本尺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然不能轻视对历史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改造与吸收，但立足当代实践，把握时代问题，着眼时代呼 声，开创时代风气，引领时代进步，才是其根本着力之处。

实际上，承认一种文化的社会形态性就承认了一定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否认文化的社会形态性也就否认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儒家文化的社会形态 性决定了它本质上是基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文化。“儒家文化救国论”的“非社会形态化”误区集中在其“去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倾向中。这主 要表现在以“本土化”与“文化多元平等化”的形式，不承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以诸种所谓非“政治”的、“学术”的形式拒斥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意识中的指导性地位。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 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2](P98)意识不过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已，而存在就是他们的生活过程。意识形态文化 作为社会意识的范畴，其实质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人们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经济活动与由此决定的政治活动以及存在于这些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文化作 为经济政治的产物，其主体内容就是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其实质是价值系统。因此，文化总是反映与代表一定社会集团实际利益的价值取向、 价值判断、价值抉择。这决定了阶级社会中文化本身、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所谓文化建设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它的生成 过程总是一个在一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制约、规定、支配下的建构过程。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而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其建设过程必须自觉依据、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世界观以及由此规定的主导性价值系统。一个社会 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较量与论争主要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经济政治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反对、否定现行经济政治生活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 较量与斗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根本。文化价值体系的进化是通过思想碰撞、争鸣、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理念替换、 观念转变实现的。它主要是靠文化内容与功能的真理性、科学性与价值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凝聚力、说服力、感染力获得合法性存在根据的。现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必 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理论支点与价值导向，必须是充分体现和具体深化、丰富与实践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文化建设。如果在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文化建设实践中陷入“非社会形态化”思维误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将因此失去正确方向而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第4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