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查尔斯•A.库普钱 著、 张萌萌 译•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2年1／2月号刊登载了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A．库普钱（Charles A．Kupchan）题为《民主的萎靡－－全球化及西方国家受到的威胁》的评论文章。该文指出，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正面临一场施政能力危机，全球化正在不断 扩大选民需求与政府施政能力之间的鸿沟，除非主要民主国家能够恢复其政治与经济偿付能力，否则它们所代表的模式将失去吸引力。文章改编自作者于2012年 出版的专著《无人称霸的世界：西方、其他新兴国家与未来的全球转折点》。
一场施政能力的危机已经吞噬了世界上多数民主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所同时经历的政治衰落绝非偶然。全球化将选民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就是对善治不断上升的需求和其事实上不断下降的供给之间的失调。
规模空前的世界商品流、服务流、资金流正在导致工业化民主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会不公日益严重。选民指望他们的政府能够作出回应，也期望他们的代表能够 解决急速增长的移民、全球变暖及全球化带来的其他冲击性效果。然而，西方国家政府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全球化使政策的杠杆效应降低，也激起“新兴国家的崛 起”，使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传统支配方式逐渐衰弱。民主政府在满足公众需求上的无能反过来增加了民众的不满，进一步降低了代议制度的合法性与效力。
西方国家内部的施政能力危机发生在一个尤其不合时宜的时间点。财富和权力向新的方向扩散使得国际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变革当中。理论上说，自由主义社会最适合 在快速、流动性的全球市场获益，因而全球化理应使自由主义社会发挥优势。然而，事与愿违，恰恰是因为北美、欧洲、东亚先进民主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成熟并向 全世界开放，这些地区的民众所遭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相比之下，经济活力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巴西、印度、土耳其及其他新兴民主国家受益匪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保留了对政策工具的控制－－ 这种控制已经被其自由主义竞争对手抛弃了。国家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优势，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因此，在当下，不仅西方国家在物质上的领先地位，而且其现代 化模式的魅力也同样岌岌可危。除非自由民主国家能够恢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偿付能力，否则21世纪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将出现群雄逐鹿的乱象。
茫然无措
全球化扩大了财富总量，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投资、贸易及通讯网络的迅速增长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及其潜在的安抚作用，也撬开了非民主国 家的大门，激发起人民的反抗。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它所依赖的数字化经济是西方国家当下施政能力危机的主要来源。去工业化、外包、全球贸易、财政失衡、资 本过剩、信贷及资产泡沫，所有这些全球化的后果所带来的艰难及不稳定性是几代人都不曾经历过的。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带来了尤为严重的低迷，但是潜在 的问题在这之前就早已出现。在过去的将近20余年里，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薪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全球化的“成王败寇”机制使得经济不平等急剧恶 化。
这些趋势既不是商业周期的临时副产品，也不是由于金融部门的监管缺失、在支撑昂贵战争的同时削减税收或是其他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正如经济分析家丹尼尔•阿 尔伯特、罗伯特•霍克特及鲁里埃尔•罗比尼在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未来之路》中所阐述的，停滞的薪酬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数十亿低收入工人融人全球经济以 及信息技术在制造业方面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的产物。这些发展使全球生产力远远高于需求，让西方工业化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人背负沉重代价。西方选民中 由此产生的混乱及不满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跨国威胁－－包括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计划外移民及环境退化－－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让这种混乱形势更加严峻的是信 息革命。因特网和丰富的大众传媒对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激发似乎多于对协商性讨论的培养。
面临经济威胁、社会混乱和政治分化，选民们指望他们选出的代表能够给予帮助。但是，全球化在激发对回应性治理的需求的同时，也使其供不应求。西方工业化国家已进入明显的低效阶段，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全球化使得自由民主国家的大部分传统政策工具的效力大大减弱。华盛顿定期使用财政金融政策来调控其经济绩效。但是，在全球竞争和空前巨额的债务下， 大幅刺激消费的措施或联邦储备对利率的最新举措似乎对美国经济完全不起作用。商业和金融流动的范围和速度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决策及进展－－北京在人民币问题 上的不妥协立场、欧洲对经济危机的迟钝反应、投资者和评级代理机构的举动、最新式现代汽车在质量方面的改善－－比华盛顿的决定更为重要。欧洲民主国家长期 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国家经济绩效的波动。但是，对这些国家而言，加入欧元区等于放弃这一选择。在过去的20余年，日本尝试了多种刺激策略，但均无成效。在 全球化的世界里，民主国家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控制结果。
第二，西方国家的选民们要求政府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来完成，但这样的合作却难以实现。西方国家的力量向其他国家扩散意味着群雄并起，有效行 动不再主要依靠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而是更为广泛、更加多样化的国家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依靠20国集团来调整国际经济。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采取不同 经济治理方法的国家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诸如抑制全球变暖或孤立伊朗之类的挑战完全要取决于集体努力，而这通常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当选民处于满意状态，并因持续上涨的期望带来共识时，民主国家反应快速、敏捷；但是，当公民士气低落并日渐产生分歧时，民主国家就会变得笨拙、反应 迟钝。基于广泛参与、制度制衡、利益集团竞争的政体似乎更擅长分配收益而非分担代价。但是，做出牺牲正是恢复经济偿付能力所必需的，这使西方各国政府在推 行那些对选民没有吸引力的政策时，面临着不妙的前景。
一个问题，三种表现
在美国，党派对峙正在瓦解其政治体系。潜在的原因是其萎靡的经济。自2008年以来，许多美国人失去住所、工作和退休存款。而这些挫折紧跟着数十年的中产 阶级薪酬的停滞。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0％以上。与此同时，收入不公也日益加剧，美国成为工业化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工人 财富日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工作机会流向外国。另外，数字化经济中许多最具竞争力的公司绝非供人乘凉的大树。脸谱公司的估值在700亿美元左右， 但它仅有大约2000名员工。与之相比，通用汽车的估值在350亿美元左右，而它仅在美国本土就有7.7万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雇员达到20.8 万名。美国一流公司的财富并没有眷顾中产阶级。
这些严峻的经济现实唤醒了长期因国家经济财富增长而沉寂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分裂。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大范围共享的繁荣形势将民主党和共和党拉拢到政治中 心。如今，国会山严重缺乏中间派和两党合作。民主党主张给失业者更多的激励和救济，并向富人征税；而共和党呼吁大幅削减政府规模和政府开支。选区的重新划 分、煽动作用大于告知作用的媒体环境以及被特殊利益集团捕获的竞选财务制度加速掏空了政治中心。
两极分化的结果使国家变得茫然无措。奥巴马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上台时许诺将成为一名“超政党”的总统。然而，随着奥巴马恢复经济努力和两党合作 的失败，国家经济及政治功能紊乱的整体性特质暴露无遗。奥巴马推出的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此也未能复苏被负债、 缺少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及全球性放缓所困扰的经济。自从2010年共和党取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党派对峙差不多阻挡了所有议题的推进。促进经济增长的议案不 是未能通过，就是被削弱到几乎毫无作用的程度。移民改革和通过立法手段控制全球变暖甚至未能被提上日程。
低效政府加上日益增长的党派间仇恨使国会的民众公信力跌落到历史最低点。蔓延的挫败感激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它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的首次持续的公众抗议。选民的不满只会加深政府面临的挑战，敏感的政客只会迎合狭隘的党派利益，国家的政治体系丧失了最后仅存的一点动力。
欧洲的施政能力危机表现为政治的重新国家化。公众被困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双重紊乱之中。结果，欧盟成员国忙于夺回国家主权，威胁到了二战之后发起的欧 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美国，经济状况是问题的根本。在过去的20余年，多数欧洲主要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收入持续降低，社会不公随之增长。西班牙的失业 率超过20％，甚至在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年至2008年间缩小了13％。滑落出中产阶级的人们更是危如累卵。面临全球竞争， 欧洲舒适的福利体系难以为继，正在面临大幅缩减的命运。欧元区现阶段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紧缩只能把情况弄得更糟。德国人想要救助欧洲经济的懒汉，希腊人却对 于欧盟强制执行的紧缩政策充满愤怒。
欧洲老龄化问题使移民成为经济上的必需。但是，将穆斯林移民融人社会主流的缓慢进程又使得欧盟不愿意接受更多外来移民。极右派一直是这种焦虑的受益者，他 们尖锐的民族主义不只针对移民，也指向欧盟。代际变化使欧盟一体化的热情受到打击。经历二战的欧洲人将欧盟看作是欧洲逃离血腥过往的路径。但是，年轻的欧 洲人并不需要逃离这样的过去。尽管他们的长辈将欧洲的计划看成是一种信念，掌管政权的领导人和选民却倾向于用冷静的－－往往是消极的－－成本收益估算来评 价欧盟。
想要在全球化世界中繁荣兴盛，欧盟急切需要集体治理，但欧洲计划却遭遇日趋明确的敌对态度。欧洲的制度也许会堕落到与其政治相同的水平，使欧盟降级为一个 贸易集团。或者，国家政治再次受到欧洲使命的召唤，将新的合法性注入这一日见空洞的联盟。后者更可取，但它要求好的领导，至少现阶段，这一点无处可寻。
至于日本，自从小泉纯一郎2006年下台后，就一直经历着政治动荡。在这之后，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主导日本政治的自民党遭遇沉重打击，以至在2009年败 给民主党。两党制的巩固本可以改善治理，但事实上却造成僵局和不断下滑的公众信心。在过去的5年内，日本更换了六名首相。去年夏天，民主党的公众支持率下 降到18％。民主党及自由民主党内外冲突不断。甚至在紧急事务上的决策都陷入停滞。日本国会耗时100多天才通过立法，允许给去年地震、海啸及核事故的受 害者予以救济。
麻烦开始于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这一挫折揭露了国家经济更为深层的问题，并引发了衰退的“失落十年”。随着工作机会及投资涌人中国及“亚洲四小 龙”，日本制造商遭受巨大打击。日本传统的社会契约－－公司提供终生雇佣制和充裕的养老金－－无法维系。在过去的20余年间，日本见证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大 幅度下滑，社会不平等的上升，其贫困率由20世纪80年代的7％左右突然增至2009年的16％。1989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四，而到 了2010年，却骤然跌落至第24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小泉纯一郎开始了野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降低官僚和利益集团的权力的艰难尝试。在他的领袖魅力和国会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尝试获得显著成 效，但是，他的自民党和民主党继任者太过软弱，无法保持持续向前的动力。因此，日本沦落为无主之地，暴露于全球化经济紊乱之中，它既无法完成自由化，也无 法从战略层面进行有效竞争。
良药苦口
西方国家的施政能力与新兴国家的新政治力量的重合绝非偶然。经济和政治活力正从中心向国际体系的外围扩散。在融入全球化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 正在不断失去其控制力，而诸如中国这样的非自由国家则通过集中决策、媒体审查制度和国家监督的市场着意保持对社会的控制。如果主要的民主国家继续暗淡无光 而发展中国家继续其崛起的势头，那么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权力的转移过程将会更加不稳定。相反，如果西方民主国家重获新生并提供果断的领导，国际社会的重新洗 牌可能会更加有序。
面对民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根本矛盾，在21世纪，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新的政治议程应致力于重申大众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引导国家作出更为有效的反应，以应对全球市场的经济现实和民众对于更为公平的报酬分配和代价分担的呼声。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西方国家应追求三大战略，以使民主制度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世界。首先，面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强有力的全球化市场，西方民主国家必须进行规 模空前的战略性经济计划。为了恢复经济竞争力，需要由国家主导就业，并需要国家对基础设施、教育、研究方面的投资。其次，领导人应试图通过开明的民粹主义 疏导选民们对改革的不满。通过推行有利于公众而非党派信仰或特殊利益的政策，政客不但可以重获声望，更可以重振民主制度以及公民权和奉献的价值。第三，西 方政府必须引导选民将目光放长远。历史告诫我们，艰难时世可能诱发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但是，全球化已经到来，我们不能退缩。
实施这些战略中的任何一项都绝非易事，要全面采纳这些战略更需要非凡的领导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勇气。但除非这样的议程得以规划并实现，否则，民主的萎靡还会持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