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伍依《傅树介回忆录中的李光耀》有两小段文字：“于是，一场阴谋出现了。蒂凡那通过TT拉惹“ 传达信息，要工会分子在行动党中委会争取6席”，；为了“牢牢控制党的领导权”，在获得马共地下党方壮璧保证后，李光耀修改行动党党章，实行干部党员制。
后一段的傅树介原文是：“1958年11月23日，行动党常年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订，；这可能是李光耀跟方壮璧会面所取得的最大收获——他获得保证，党的基层不会对此做出强烈反弹。”
这一些内容涉及的是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委会选举，以及之后的，李光耀实行干部党员制的历史事迹。
按当权者塑造的主流历史论述，这事件是共产党试图夺取人民行动党党中央控制权的一个阴谋。事缘，左派势力在中委会选举中取得了6席，因而与李光耀派系的6席，分庭抗礼。这一个新的权力架构，改变了李光耀独揽党中央权力的原有格局。
随即，殖民政府于8月21日，执行了逮捕左派人士的行动，被逮捕的35人之中包括5名中选的中委会成员。紧跟着，8月23日，殖民政府发表了白皮书，解说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官方目的是：要避免人民行动党掉入共产党的手中。换言之，英国人要全力保护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
坊间对此时段的历史有不少的论述，其中John Drysdale， Richard Clutterbuck给予了相当细致的描绘。
对此项共产党夺权的罪名，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 — 对赛扎哈利先生《人间正道》的批评的初步回应，一文中有所回应：[在印尼举行的三人小组]会议认为陈从今等夺取行动党中央领导权是一种“出轨”行为，虽然这一行动实际与马共无关。
方壮璧的与马共无关之说是否可信，应该可以通过当时的客观环境去了解。张泰永《地下航线解密》指出，从1953年的2月开始直到1954年的期间，在新加坡的马共成员陆续的转移到了印尼。《方壮璧回忆录》记载：1952年起，我是由地下“学委”遗留在新加坡的单位“照顾”，单独隐藏，…与其他公开活动全部隔绝。… 简单的说，我对当时马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公开合法斗争的内情，可以说是“无从了解”。而所谓当时的“马共地下组织”，其实是各组分散“独立活动”的“学生委员会”属下的单位。方壮璧是迟至1957年中，才受委任为新加坡的马共负责人。
历史上，当时被囚禁在樟宜监狱里的，众多左派人士都反对与谴责要改变中委会架构的意图，认为那是一个不妥当的政治行动。林清祥在《答问》指出：我对他表明不赞同TT拉惹等人的做法 … 我的挫折感异常强烈，我坚信若我们没有被拘留，这事件可以完全避免，以更适当的方法得到合理解决。
林清如《黑白青春》对夺权事件也有详细的讲述，其中记录了陈贡元的说法：‘… 在奎笼会议上，林戴伟首先发言，吁请在座的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根据伍依《奎笼会议夺权真相》，林戴伟是党外人士，一名积极工运分子。这一出戏中戏也同时反映了行动党内部活动的多元与复杂性。由此来看，把一切挑战李光耀的政治活动，都归咎于共产党阴谋，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方便， 全然不考虑事实上的根据。
另外，Dennis Bloodworth 对奎笼会议，另有叙述：奎因街的工会人士意图在中委会选举中夺权8个席位；意思是说，林清祥派系企图从李光耀手上夺取党的控制权。
从这些历史事迹来看，一方面，主流历史观在大肆渲染共产党阴谋论，另一方面，马共否认了夺权指责，而狱中的左派人士也都强烈谴责夺权为不当行为。那么，在排除了这些被指控者之后，究竟是谁设计了这一场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方案？
按傅树介回忆录，肇事者是尚在狱中的蒂凡那，是他通过TT拉惹传达了夺权指令。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论述中，蒂凡那的立场是反对夺权行动。John Drysdale就明确记述了蒂凡那对此一事件的讲话，铿锵有力，一而再的表示坚决反对夺权行动。
因此，要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历史矛盾？蒂凡那是不是夺权指令的传达者？究竟蒂凡那在夺权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要明白个中情况，得先行了解李光耀和蒂凡那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不一般关系。
赛扎哈利《人间正道》在讲述马来前锋报与沙末伊斯迈的段节中，记述了沙末伊斯迈与蒂凡那和李光耀之间的关系。1951年英国人在扫荡反英同盟行动中，逮捕了沙末伊斯迈和蒂凡那，之后，李光耀出任沙末伊斯迈的辩护律师，通过沙末伊斯迈李光耀认识了蒂凡那。再从其他文献中可以知道，在英国人的通融方便下，李光耀成功收编了服刑中的蒂凡那。1953年两人获得释放。按TJS George记述：蒂凡那在出狱后，成为李光耀的热心追随者，是李光耀在工运方面的代理人。
李光耀与蒂凡那之间有着不寻常关系之说，是有所根据的判断，不难从众多的文献记述中得到印证。比如，1959年李光耀上台执政后，被捕的工运人士在获得释放之前，都被要求签署一份被认为是向李光耀效忠的文件。这一项特殊任务就是通过蒂凡那来完成。
由此层关系来看，如果说，夺权事件是李光耀通过蒂凡那，演了一出挑战党中央的戏码，以便制造一场政治危机，进而让英国人执行逮捕反对势力的说法，就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而是一个极为可能的合理推断。
因此，1957年人民行动党之夺权事件，或许，可以看成是英国人和李光耀共同设计的政治阴谋，用来算计反英反殖的左翼人士。当然，铲除敌对政治势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李光耀，可以在再也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全权的掌握人民行动党。
为了彻底杜绝来自外界的再次权力挑战，李光耀实行了干部党员制。这一个制度，用李光耀的话来说：由我挑选出的主教，来委任我为教宗。诚然，这确实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权力机制。
根据傅树介回忆录，1958年11月23日，行动党常年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订。
从常理来看，干部党员制的施行应该是在党大会修订党章之后才进行。但是，按James Minchin 的记述，行动党是在1958年的3月间开始重新登记党员。John Drysdale 则是更为明确的指出，行动党是在1958年5月8日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或许，新党员的登记工作，是在3月间进行部署，5月开始执行。
无论如何，这一些事迹体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李光耀在行动党修订党章之前，就已经进行了部署与执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李光耀的权力野心要优先于党章的规范？
另外，根据方壮璧引用的李光耀讲话资料，两人的首次会晤是在1958年3月间。
由于此时的李光耀已经大权在握，也就是说，党基层已经无法有效的挑战党中央，所以李光耀与方壮璧的会晤目的，必然是别有意图，不会也不应该，只是为了争取马共同意人民行动党进行党章的修订。当然，这是另一个有很大探索空间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