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陷入危机的当代资本主义

•吕增奎•

（The Fail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Great Recession ,by Andrew Kliman,London:PlutoPress,2012,256pp.）

关于大衰退的根本原因的争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激进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传统左派的解释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思想：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通常由两种机制来界定：（1）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停滞不前，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加剧；（2）信贷急剧扩张，提高了金 融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左派最流行的解释强调的是上述两种机制，否认“大衰退”的根源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运动规律。

本书认为，在描述资本主义特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时，新自由主义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在解释经济的历史轨迹时并不是非常有用。作者也 不赞同一些左派关于1982年后利润率已经恢复的观点，指出他们不使用利润率下降来解释此次危机的原因是逻辑上的而不是经验上的。消费不足理论也不可能解 释此次危机。消费不足论者和左翼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提高工人的收入，就可以避免经济的滑坡。然而，这样一来，就可能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但是，这种分析并不 意味着工人不应该为争取再分配和改革进行斗争。资本家的利益总是与工人的利益相冲突。提高工人的工资或者公司的税收，利润就会降低。只有完全重组资本，才 能恢复利润和稳定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决策者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本书的目标是恢复马克思的利润率规律在解释“大衰退”根源中的核心地位，主要观点是利润率下降是此次危机的间接根源。在对美国官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作者表明，在二战后的繁荣时期过后，利润率确实下降了。利润率的下降造成投资和经济增长放缓，债务问题恶化，政府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累积债务来 解决这些问题，最终造成了“大衰退”。作者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能够解释此次危机，越是关注利润率的变化，就越能理解此次经济危机的期限和深 度。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关于此次经济危机的争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by David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96pp.)

像许多研究2007－2008年经济危机的著作一样，本书首先回顾了“大衰退”的根源和后果。哈维的核心主张是，自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 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种日益加剧的不稳定源自资本增长和扩张的内在冲动。这种不断扩张的需要为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资本剩余消化问题”。自20世 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对金融日益高度的依赖，解决了这个消化问题。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造成全球经济的极端不稳定，因而泡沫的破灭是迟早的事情。

在本书中，哈维发展了理解经济危机的理论工具。资本是一个必须扩张和循环才能生存的过程。这种循环过程也有一种加速的持续冲动，必然要消除物理环境中的空 间障碍，加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创新。然而，这种积累过程也需要克服六大潜在障碍，资本才能再生产自身和扩张。这六大障碍包括：货币资本不足；劳动力供应的 不足或困难；生产资料的不足和自然的限制；不适当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抵抗或劳动过程的效率低下；有效需求不足。这些障碍都可能中断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危 机。哈维认为，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必须围绕着七大内在相关但又不同的活动领域流动：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安排；生产和劳动过程；与自然的关系； 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世界的精神观念。

哈维呼吁为反资本主义的转型而奋斗。他认为，资本主义绝不会自行灭亡，而是一个必须努力推动的过程。资本的积累绝不会停止，而是一个必须 被阻止的过程。资本家阶级绝不会自愿地交出权力，而是一个必须被剥夺的阶级。随后，哈维提出了如何剥夺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纲领：全面地改造占据统治地位的社 会秩序。在哈维看来，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而且需要一种新的共产主义。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By Samir Amin , Dakar: Pambazuka Press, 2011,208pp.)

萨米尔•阿明是20世纪70年代“依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依附理论”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分裂成中心与边缘的单一世界体系，挑战了“历史马克思主义者” 的传统观点：存在于中心的资本主义能够在边缘地区发展起来。“依附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心需要一个依附性的边缘，作为“垄断租金”的剥削对 象。这使阿明走向毛主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结尾的著名口号改成：“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在本书中，阿明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剥夺中心地区的工人而在中心地区发展起来。19世纪，这些被剥夺者可以移民，尤其是移民到资本积累正在 扩大的美国。现在，资本主义仍然通过剥夺农民而发展，这一次是剥夺全球南方的农民，但是被剥夺者已经无处可以移民，因而陷入可怕的贫困之中。贫困化仍然是 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在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因素进行分析后，阿明认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深刻危机，将会带来一个战 争乃至革命再次动摇世界的时代。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可能是唯一的前进道路，它的到来就像资本主义在过去数百年里的到来一样，因为南方国家已经打破了与中心 之间的联系，在非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edited by Ter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David M.Kotz,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360pp.)

自马克思、韦伯和波兰尼以来，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的核心关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发展社会积累结构 理论。尽管原创性的理论和研究关注的是美国，但是当前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多重维度，变得越来越跨学科化。本书是一本评论社会积累结构理 论现状的论文集。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的发展。

在第一章中，特伦斯•麦克唐纳描述了当前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现状，认为大多数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家都同意从1973年到现在是社会积累结构的巩固阶段。维 克多•李皮特认为社会积累结构之所以长期持续，是因为它们在相关的机构中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各种成功往往带来支持性的选民，而且那些机构本质上变化缓 慢。在接下来的一章中，马丁•沃尔森和大卫•科茨认为，应该否认新社会积累结构和快速经济增长之间的新联系，因为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 （1997－2007年）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部分集中研究了全球化时代。

迈克尔•华莱士和大卫•布雷迪批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偏离了原来的前提，即劳动构成的转变是每一种社会积累结构的决定性特征。威廉•塔布关注的是从国家凯恩 斯主义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当前社会积累结构的过渡。塔布预测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会终结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造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出现。在第七章 中，埃姆林•纳东和特伦斯•麦克唐纳考察了全球新自由主义和跨国国家结构形成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关注的是美国现在的社会积累结构。

在第八章中，萨缪尔•罗森博格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机构对劳动的影响，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政策如何加剧了不平等。在接下 来的一章中，罗伯特•博耶尔考察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如何把收入从工人阶级那里转移给公司经理。此外，他还考察了高级经理如何操纵机构投资者的需要，提 高投资回报，以便重新设计他们的补偿金。在第十章中，苏珊•卡尔森、迈克尔•吉尔斯皮和雷蒙德•迈克沃斯基主张，社会积累结构的框架应该包括一系列广泛的 制度。为此，他们考察了司法系统的历史转型。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考察了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社会积累结构。

在第十一章中，詹姆斯•亨茨指出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如何解释了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形成的制度安排。在第十二章中，卡洛斯•萨拉斯考察了墨西哥现在的社会积累结构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第十三章中，卡伦•普菲尔考察了埃及、约旦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积累结构。

尽管本书比较全面，但是没有考察社会积累结构的两个关键维度：公司和政治领域（尤其是政治斗争）。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要继续发展，无疑应该关注这些主题。本 书的理论总结和经验研究充满了具有启发性的观察、联系和分析，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工人和工人运动、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的重要参考书籍。

(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in the Aftermath of Crisis,By Anatole Kaletsky, Philadelphia: Public Affaers,2010,416pp.)

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阴霾中，本书无疑是一缕打破阴沉气氛的阳光。作者阿纳托尔•卡列茨基认为，这场危机无疑是一场 重大的危机，在规模上堪比“大萧条”；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水岭，但是，与“大萧条”后向下一阶段的漫长和艰难过渡相比，这次可能比较容易和迅速地过 渡到下一个繁荣和经济发展阶段，即本书所说的“资本主义4.0”。

作者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资本主义1.0持续的时间最长，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随后的凯恩斯 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2.0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它被资本主义3.0——货币主义时代——成功地取代，直到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这 个时代。现在资本主义4.0开始了。这些时代存在进一步的分期，因此就有资本主义1.0、1.1、1.2，资本主义4.0也会如此。资本主义这些不同时代 的差别引发了各种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正确关系的学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后是凯恩斯主义和被管理的资本主义，然后是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 义4.0提出了新的综合，超越了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国家将会变得更活跃，但是它的规模将会缩小而不是扩大。国家将会变成一个试图管理资本主义的精明国家， 抛弃2008年失去信誉的正统政策，不会回到凯恩斯主义时代。政策不会单纯地稳定通胀，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创造就业和刺激增长。

本书的语言充满了活力，观点具有挑战性。但是，它有时可能过于乐观，因为它经常过于武断，而不是建立在对各种政治可能性的分析之上。资本 主义的新模式必须体现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改革中，但是作者承认，这一过程的进展慢得令人痛苦。一些国家不大可能大幅度削减赤字，可能存在严重的停滞风险，不 可能马上解决贸易和财政失衡。资本主义4.0形成的这些政治障碍目前还相当大。

(Monsters of the Market: Zombies, Vampires, and Global Capitalism, by David McNall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11,272pp.)

英国《卫报》曾经报道：“到2007年，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达到1兆亿美元，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是过去100年里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0倍。”在本 书中，戴维•麦克纳利分析了上至衍生品贸易、下至非洲民间魔鬼传说的全球资本。麦克纳利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充斥着魔鬼。但是，最能激起现代人想象的 怪物莫过于吸血鬼和僵尸了。其实，资本主义文化充斥着魔鬼、肢解、吸血式剥削和把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归结为纯粹的生物冲动的表象。这些形象反映出真实社会过 程的运作，涉及对人类生命的剥夺和所有资本积累受害者的渴望。

本书的第一章广泛地分析了作为象征性精英仪式的解剖和人体肢解——其目的是驯服近代欧洲新出现的暴民。通过描绘公众的封闭和消灭雇佣劳动 的替代者，麦克纳利提供了这些实践的背景。雇佣劳动不再是中世纪的魔鬼形象，因而现代性的生物呈现出具体的人类形象，折射出新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模糊而又神 秘的方面。通过文学的折射棱镜，麦克纳利考察了掘地派运动、英国内战、戈登动乱和路德派。第二章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商品的神秘 性、货币和生息资本、虚拟价值的工具以及2008年华尔街的危机。第三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全面地考察了非洲的僵尸和吸血鬼传说。这些传说来源于由于对财富积 累的非人化冲动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在非洲，狂热的市场力量摧毁了家庭、血亲认同和传统家长制等制度。总之，对理性的心灵来说，描绘资本积累和剥夺之谜的 流行形式是对疯狂故事的记忆。

(In and Out of Crisis: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and Left Alternatives, Edited by Albo, Greg, Sam Gindin, and Leo Panich, Oakland: PM Press, 2010,144pp.)

当前的危机是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的危机。与一些股市崩盘不同，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变成一般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它在住宅部门中的具体地位和住房在消费支出中的 核心地位。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不是一场根源于生产领域利润率下降的危机。与其他一些左翼理论家相反，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获得了成功，至少从上世纪70年 代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状况来看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力是因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成功。再一次与许多左翼相反，作者认为，金融创新是资本主义活力的关 键，而不是纯粹的投机。金融的这个新阶段在把劳动者变成工人、消费者、投资者、借贷者和房主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作者认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国家对 金融和制造业的救助以及对消除管制的讨论并不代表对新自由主义的背离。资本主义国家与金融市场的根本关系不能从管制的多少来理解，而应该从国家为私人财产 提供的保证来理解。新自由主义改变了管制方式，而不是减少了管制。就像关于新自由主义死亡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一样，这次危机并不带来美帝国的终结或重大削 弱，反而证明了美帝国的领导地位。然而，当前北美左翼的形象却是软弱、防守、失败、边缘化和缺乏组织统一性。

在诸多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著作中，《危机的形成与出路》别具一格。三位著名的学者及活动家联袂对危机及其新自由主义的未来、美帝国和北美 左翼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和启示的分析。这是一本简洁、相对容易理解的著作，是对当前政治经济学和左翼战略争论的一次强力政治介入。因此，在一定意义 上，本书可以成为当代左翼的手册。

(Global Capitalism in Crisis: Karl Marx and the Decay of the Profit System, by Murray E.G. Smith , Halifax:Fernwood;2010,172pp.)

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也处在最深的政治和思想危机的边缘。新自由主义和改革一自由主 义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解释都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使许多人渴望一种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分析。在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科学分析”的某种正统解释的基础上，本书提 供了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分析，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既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组成部分。本书从理论连贯性和经验实证的角度 为马克思的“价值一形式分析”进行了辩护，尝试用这种分析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因此，金融化和当前的“大萧条”都属 于这种长期的停滞。本书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最适合于解释资本主义当前的体系性危机，而且必须由一种在劳动者民主管理下的、合理计划的、集体化 的全球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

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政治目标，它批判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战略，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呼吁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建立一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锋队组织。但这一呼吁无异于对另一场十月革命的“想象”，将会使那些未曾经受革命运动历史洗礼的左派敬而远之。

(Global Slump: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 by David McNally, Oakland: PM Press, 2011, 230pp.)

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麦克纳利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利润或多 或少地持续下降。然而，麦克纳利认为，要理解当前的危机，就必须承认1982年到2007年是真正的利润“繁荣”时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时期，它 提醒人们注意被许多人忽视的具体的历史因素。对新自由主义的强调表明，正在出现的剥削可能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太多的解释都片面地集中研究对工业的过度 投资。关注正在出现的剥削，也让人注意到掠夺性地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麦克纳利描述了美国的次级抵押债券如何把主要目标瞄准有色穷人。 在新自由主义的繁荣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翻了四番。麦克纳利强调，信贷能够抵消新的剥削对消费需求的抑制效应。

在政治上，麦克纳利对“反抗的基础”被弱化的解释过多地依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重组，即工业的迁移和再组织，这是资本主义的永 久特征。“战斗性的少数派”坚持了下来，直到20世纪中期，并把激进政治和组织的传统传递给新一代工人。然而，麦克纳利没有更多地强调官僚性工会主义和独 立左翼对进步工会和政治领导人的接受对“战斗性的少数派”的摧毁作用。麦克纳利也没有充分地分析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时右翼政治运动的崛起。尽管他提到了北 欧的反移民政治的发展，但是没有讨论美国主流政治的右转。在许多左翼呼吁同自由派、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团结起来反对右翼的时期，至关重要的是激进 主义者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团结只会削弱工人阶级对危机的反应，只会助长右翼的发展。

(The Road from Ruin: How to Review Capitalism and Put America Back on Top, by Matthew Bishop and Michael Green, London: A&C Black,2011,384pp.)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恐慌，带来了导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在诸多的破产中，不断上升的 失业和数百万失去住房的家庭使支撑近30年经济的一系列思想也破产了。建立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上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财富的普遍增长。但 是，这种制度已经死亡。

本书考察了“大萧条”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黑色星期一”、1987年的股市崩盘、日本的大通缩、亚洲金融危机和长期资 本管理公司的倒闭，指出了应该吸取的正确经验和错误教训，解释了如何进行重大的改革来使资本主义保持创造财富的能力。作者认为，尽管历次金融危机都是金融 创新的结果，但是公众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不应该因此放弃金融创新。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缺乏管制，而是基于错误思想——有效市场假设——的错误管 制，因此，应该以适应性市场假设取代有效市场假设。由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府干预的建议。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金融交易商与其他大多数人的分 离。因此，解决之道不在于专家，而在于其他人：更多的股东、信息更灵通的公众、神秘的银行家和更透明的薪金、对互助团体的回归和更多的股东积极分子。

作者指出，公平贸易运动成功地利用信息灵通的和充满爱心的资本主义，改善了穷人的工作条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限制银行家的贪婪。因此，作 者赞成英国首相卡梅伦所说的“大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民而非政府才是贪婪的约束；真正的责任不是在少数人身上，而是在多数人身上。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2期，摘自2012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