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网 时间：2015-11-12
亚洲需要契合本地区安全形势的全新的安全观。回归文化领域、从思维产生的根源再出发，是亚洲各国探索建设新型安全观的关键，而“和”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不妨对“和”文化进行一番再认识。对于亚洲安全观的推广，跨文化交流工作将是关键。
亚 洲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在以往广泛的亚洲安全实践中，西方式的安全观已经暴露出了诸多缺陷，例如东北亚地区出现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 中国”的亚洲悖论（朴槿惠：《东北亚出现“亚洲悖论”现象合作潜力未被完全挖掘》）、东南亚地区持续升温的南海问题等等，这些挑战与问题都表明：亚洲需要 契合本地区安全形势的全新的安全观，生搬硬套西方式的安全观已经不符合当代亚洲的发展潮流。
东西方安全观的差异
回 顾近现代世界历史，联盟是西方式安全观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如果将曾经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也视为一定区域内安全观的体现，那么显然东西方的安全观存在极大差 异。朝贡体系对于各成员是一种软约束，即通过文化感化来形成向心力。厚来薄往的朝贡体制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也是一种吸引的手段。只有体系内成员国实 际受到安全威胁、向中国申请援助时，中国才会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护；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判定侵略者为共同的敌人。而西方式安全观的表现形式——联 盟，对于各成员则是一种硬性约束，表面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将各成员联系到一起的，实际上，却是通过不断寻找敌人、不惜臆想甚至制造敌人的方式，用外 来的安全威胁强行胁迫成员整齐划一。即在很多情况下，许多所谓的共同安全威胁，只是被强行放大和推广到全体成员的级别，甚至有时所谓的“共同的敌人”或 “共同的潜在敌人”，对大部分成员都不构成威胁。
东西方安全观的差异，表面看来是东西方战略思维差异所致，但追根溯源，产生这种差异的最根 本原因，其实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孙中山先生曾对此有过准确而又深刻的认识：“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 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人。”（《大亚洲主义——孙中山在日本的演讲》）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与近 现代世界发展历史上长期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说，现代政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几乎就是建立在西方霸道式的文化之上的。社科院赵汀阳研究员曾经对此评论道：“现 代政治思维似乎已经沦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霸权意识形态的糟糕结合，现代政治本身就是冲突与战争的根源。”（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而西方式的安全 观作为现代国际政治思维的典型产物之一，自然也难以摆脱上述缺陷。“亚洲悖论”与该地区愈演愈烈的安全困境，都表明西方式的安全观不符合亚洲地区谋求未来 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因此，亚洲地区迫切需要探索一种全新的安全观。而在探寻新型安全观的过程中，亚洲各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究竟该从何入手来寻找这种新安全观，才能不落窠臼、避免重复现有安全观的思维困境。回归文化领域、从思维产生的根源再出发，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 径，而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通过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和”文化 的智慧，来探索新的符合亚洲发展前景的安全观，更容易获得区域内各国的共鸣。2014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倡导新型的亚洲安全观，正是这对该思路的体现。由 中国倡导的新型的亚洲安全观可谓正当其时，该安全观顺应了亚洲发展的历史要求，将有极大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新安全理念，从而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 保障。而理解新型的亚洲安全观的关键，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理解与再认识。
“和”与安全多样性
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周易》第一卦中即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对于这句 话有这样的理解：“天道变化，社会与时偕行，原有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人的等级地位都发生变革而有冲突，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 所，这样才能‘保合太和’；只有‘保合太和’，万物才能够生长，万国才能都安宁。”（《源头于古，转生泽今——访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 张教授的理论，与中国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式有相通之处。
按照“国强必霸”的西方式思维，“一个政权的目标非守成即图变，当致力于守成的时 候，它是在试图避免自己得以长期收益的世界秩序发生改变；当致力于图变时，它就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 系》）于是每当新兴大国崛起之时，必然是安全挑战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不论最终国际秩序是否改变，依旧都将由霸权国家主导。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是对这种思维 的反复实践。而中国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式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不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积极参 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重视合作，减少对抗，提出并实践新的安全观。中国不仅接受了现行的世界秩序，还成为这个秩序的坚定支持者。与此同时，中国还在积极承 担着大国责任。中国的这种应对方式，体现正是中国 “和”文化的智慧。中国的崛起必然使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变革，但中国的利益诉求是合理且有限的，中国不会做出超出国力的冒险行为，而 是只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因此中国的崛起也就不会损害到亚洲地区的安全和亚洲各国的国家利益，即如同张教授所说的那样，通过“正其位”和“得其所”来追求 “万国安宁”。
建议与对策
对于亚洲安全观的实际推广，同样应该从文化角度着手，即要重视 “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最近几年，中国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为中国“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此需要注意的若干细节，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其 一，注意“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的区别。“国际传播”主要体现的是争权夺利，是现实主义者。“跨文化交流”主旨在倡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应当和睦相 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的是跨文化交流，而非简单的“国际传播”，因为简单粗暴的现实主义手段，是不会被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真心接受 的，也就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最终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其二，做好翻译工作。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多词汇的含义不易翻译。而翻译不准确，就可能致使跨 文化交流不畅，“和”即是典型案例。例如，赵汀阳研究员就曾提到，《易经》中“和”的概念被译为 harmony是不准确的，而是与德国哲学家威廉•布莱尼茨的“共可能性” （compossibility）概念有相通之处。（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其三，要了解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历史。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多伊西曾 经写道：“理解他人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相同和差别，是一个更加宽容的世界的重要基础。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和文化学习应当在任何国际关系学习中都成为必 需。”（多米尼克•多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在“和” 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亚洲其他国家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传播方，更需要了解受众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 观，现在已经初具雏形。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亚洲安全观的理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但是，对于亚洲安全观的最终建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宣传与推广工作，使亚洲各国人民真正了解我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为此，中国和亚洲邻居都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和”文化，中国更 是需要做好“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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